习近平上星期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为中共引发巨大争议的防疫政策辩护，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今年以来，面对从南到北的最新一波奥密克戎疫情，习近平照搬当年武汉严防死守的经验，中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城市出现了轮番封城的景象，与世界各地竞相放松管制，恢复正常生活形成鲜明对照。
严苛的封城清零措施造成物流中断，经济凋敝。封城引发的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更激起民怨沸腾，导致官民冲突和治理危机。
外界曾预计中共将吸取上海封城教训,适时改变僵硬的清零政策，但最新的中共高层决议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清零的代价究竟有多大？不惜代价能否清零？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的防疫措施无疑受到了党内高层的批评质疑，导致他高调发出坚决斗争的严厉警告。
他说：“毫无疑问，习近平的防疫措施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就拿这次习近平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布的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知道，在3月17日和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分别开过两次会，讨论疫情形势，讨论防疫工作。离上一次4月29日那次会议仅仅只有一周，5月5号政治局常委又召开会议，又是在分析疫情，又是在研究部署防疫工作。如果不是党内出现了强大的异议和质疑，那你何至于刚开会又开会呢？另外，胡锡进的文章也是个信号。5月5号胡锡进就发表文章说‘北京背水一战’，其中讲到一句，‘我们肯定不能用不断封城，切断中国地区之间的人员联系来维系新冠病毒的第一传播，那样所导致的后果将比我们在世界其他国家看到的疫情失控，后果更加严重。’这个措辞已经非常严厉。胡锡进的意见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内一大票人的意见。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又马上开了会，吓得胡锡进赶快把他那篇文章给删掉了，然后赶快再补上一篇表态的文章。政治局常委新的会议的调子非常高，强调要毫不动摇的贯彻动态清零，而且要对各种各样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的政策言行作斗争。这个调门非常之高，从反面证明了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来自党内，包括来自党内高层的批评和质疑有多么严重。”
习近平在上海封城前强调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但不到两个月突然改变态度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张杰分析说，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不容自己的权威和权力受到任何挑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一尊”的地位。
他说：“当时习近平也确实有这么一种想法，比如说上海的初期，开始也说不封城，一种动态的方式清零。但是后面他就感觉到了一种压力，或者说他的权威和权力受到了一种挑战。大家如果回忆武汉封城，习近平下令封城后疫情缓解，他是召开了庆祝大会的。并且中国展开了疫情外交，跟欧洲国家意大利、匈牙利送口罩、送呼吸机。俨然在推广中国的一种抗疫模式，俨然中国成了抗疫的领袖。但是现在各种声音的质疑，特别是党内的质疑，就带来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那你现在要抄西方的作业了。那么习近平这种就很尴尬了，并且他的尴尬来自于他20大连任可能会受到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要果断地制止各种杂音，他必须要维护他一尊的地位。同时我想提醒观众朋友们注意的是，习近平他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权力来自于传承，击鼓传花，而不是来自于像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他们都是毋庸置疑的权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这种内心的不自信也导致他会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会不惜一切代价。”
习近平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证明他从上海封城中吸取的教训是，早封城早清零，晚封城难以清零。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上海封城的教训证明动态清零反科学、无法持续，但习近平显然不想认输。
他说：“本来你要说早封城早清零，晚封城就难以清零，这话也不错。可是习近平现在这么说，他是用错了地方。你想，如果中共当局在2019年年底知道武汉地区出现了疫情的时候，不是下令对李文亮这些所谓散布谣言者依法处理，而是立即采取动态清零，那么整个这场大灾难就被避免了。哪还有今天这种事情呢？问题是如果在疫情初期，也就是能清零的时候，你没有清零，那等到疫情已经发展，已经成了全球大流行之后，你再清零，你就做不到了。即便某个地区做到了清零，那他免不了会有外部的输入啊。尤其是这次奥密克戎这个疫情，因为它的传播力很强，而且很多感染的人开始没有症状。所以等你发现哪个地方有奥密克戎病毒了，那就已经有很多人被感染了。所以现在中国已经是晚了，靠清零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所以你要继续采取动态清零这种措施，那就像大家看到的就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封城解封，一会儿解一会儿封，没完没了，然后没完没了的全员核酸检测等等。其实这一点，全球的专家已经得出共识，那就是新冠病毒不会消失，所以和病毒共存是不可避免的。你现在中国应该要做的就是(无论)怎么样你这个动态清零是没法持续的，你必须要做的就是要停止这种动态清零，逐步过渡到与病毒共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与习近平现在这些提法完全是相反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有分析认为上海封城暴露了中共专制集权的体制弊端。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张杰相信，反科学的封城清零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
他说：“武汉的确有方方日记，但是方方日记有它的特殊性。所谓的特殊性，就是刚刚疫情爆发，并且致死率很高，这种病毒致死率很高，所以整个武汉都不知所措。同时，当时的言论管控没有现在这么严密，方方还可以通过一些缝隙发出她的日记。但是现在上海的情况不一样，上海的问题是荒唐。因为奥密克戎这个病毒传染性高，它是变种，传染性高，但是它的致死率低。它类似于流感，其实采取有限封城、有限控制就可以了。但是他采取这么一种严酷的方式，自然会激起上海人的反抗。所以虽然上海没有方方日记，但是上海人的抗争力度是强于武汉的。我们从各种视频、流出的文字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同时我们要注意到，通过这种所谓的防疫，中国式的防疫，我们看到了中国这种极权体制的弊端，那就是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也就是说统治老百姓维稳，它是一套接一套，但是应对公共危机，明显显得自己就不足。像美国或者西方国家, 它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出现反科学、反人道的这么一种举措。所以说，武汉、上海、西安等等，中国的封城，据日本野村证券的报告，它说大概有46座城市，都处在封城的状态，有3.73亿人，占了中国人口的1/3。它就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让中国人开始政治觉醒。”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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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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