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血性」以及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奴性」，在当下历史大事件的展开中尽显无遗。俄军士兵在乌克兰的残暴，固然有普京的怂恿，但也有很深的传统，中国大陆的「清零」闹剧以及香港在此番「特首」更替中呈现的官场丑态和种种的两面人伎俩，也是如此。那么，我称之为陆权政治文化传统是怎么来的呢？为甚么人性都有「幽暗」的一面，但东方和西方的表现会如此不同呢？
新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关注地缘政治的全球史逻辑。从这个角度看政治文化的演变逻辑，我的第一个心得就是，陆权之争容易陷入「你死我活」的僵局，而海权之争则给「你活我也活」更多机会。青铜时代的崩溃与欧亚大陆北方草原马背族群兴起后对周边文明的冲击和征服，极大地扩展了陆权帝国的疆域，压制了海权的政治空间。而把陆权逻辑推到顶峰的，就是成吉思汗帝国。在现代世界诞生之前，斯拉夫民族和华夏文明都臣服过这个帝国，而他们的生存策略，让他们都得以在金帐帝国的灰烬中获得重生。这个生存策略的内涵，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纵深和人口再生产潜力，「以空间换时间，以人命换天命」，熬垮善于以少胜多，却解决不了帝国治理难题的蒙古征服者。当然，通过这个策略从马上人的征服下存活过来的共同体验，给斯拉夫和华夏民族的政治文化添加了更多的「幽暗」遗产，这就是无视人命价值和人格尊严，即所谓的「血性」和「奴性」。
但是，当西方文明借海权文化的复兴而获得了海洋争霸的全球优势之后，面对现代世界诞生带来的全新文明挑战，俄罗斯与华夏的应对策略却出现了不同的嬗变。俄罗斯借助西方文明的各种文化资源，发扬了血性的一面，从被征服者，反转为征服者，而华夏文明则在明末危机中，迎来了最后一个「征服朝代」大清。明朝没有抓住基督教文明主动与华夏文明直接交往的历史性机会，在血腥无序的造反文化与臣服北方的「奴性」文化之间选择了后者。那么，这个选择是不是必然的呢？这是中国近代史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中国错过了机会，因为中国有大大超越俄罗斯的海路贸易资源，而对贸易的依赖，是发扬海权文化的关键因素。
如果崇祯退守南京并通过汤若望与梵蒂冈教廷结盟，华夏民族有可能超越俄罗斯而获得融入现代世界的先机。讨论明朝为甚么会失去这个机会或不可能抓住这个机会，对于中国未来的路径选择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讨论会改进我们对历史解读的分析框架，超越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束缚。
尽管俄罗斯获得了融入现代世界的先机，但俄罗斯从被征服者变成征服者，并未改变其政治文化的底色，即无视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因为支持这种文化的内外环境不是能轻易改变的，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要保持自己文化身份的国际地位，以空间换时间、人命换天命的策略来对抗来自西欧的挑战，仍然是非常有效的。中国则因为大清人口危机的发生，更难摆脱无视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文化困境。
那么，进入现代的中国，是否就不可能有另一条演化路径，而只能有习近平强调的唯一的历史选择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我将在下次评论中讨论这个问题。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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