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6日，在香港举行了“谴责镇压、撤回恶法”的反送中大游行。当时，主办单位民阵宣布，游行参与人数为“200万+1”。“+1”是为纪念在游行前一天，穿着黄色雨衣坠楼的梁凌杰。三年过后，在法国的港人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们必须思考如何带着这段历史的记忆前行。
资料照：2019年6月16日，在巴黎的香港侨民也共襄盛举，齐聚蓬皮杜中心广场，要求港府完全撤回《逃犯条例》。集会中，也举行悼念仪式，为因“反送中”而坠楼逝世的同路人默哀，表达侨民们对他的敬意与哀伤。“这是一个很好的沉淀时期，还有学习的时期，才能有真正的所谓的革命。这一次不算是革命，只能算是一次运动，就是希望再发生吧。我觉得有一些老前辈，他们看到2019年那种开心比见到中共倒台还要开心。对啊，那是希望啊，中共倒台只是一个战争，可能会有一个中共再起来。但是人民自动自发，那是很不一样的。”非洲香港自由组织的发起人之一LK和香港自由委员会的发言人Kenneth在巴黎的咖啡厅里，回忆起三年前的6·16游行，有眼泪也有笑语。
LK 说，她去年此时还是在非常愤怒的状态，很紧张地自我质疑要做什么，甚至感到一种内疚和自责挣扎，当初为什么不做多一点? 但是当到了第三年，因为香港情况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糟糕，在开始认清现实后，她开始自问现在应该怎么办?
她希望用艺术跟文化捍卫革命理想：“第三年我最大的感觉是，以前我会想要做应该要被做的事情，那现在到达第3年，我就会想要做我可以做到比较好的事情，因为该救的人都救不到了。”
6·16大游行前夕，她在金钟太古广场看着梁凌杰挂上标语横额示威，“今天看到OK，今天是200万加1，就会突然想起就是在之前一天。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就看到梁凌杰站在那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看到他，我看了他已经站了一个小时，我们就想救他，其实已经有人上去劝他之类的，就是很紧张。我记得，我就只是去吃个午饭吃个东西，再回来，朋友就说他掉下来了。那时候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哭，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我们也不认识彼此，但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留在附近这么久，停留了两三个礼拜，所以是大家都抱着哭的，像失去了很重要的朋友。虽然我们就只是看着他站在高处，那个小小的黄雨衣的他，只是站在那边看他三个小时，但是我们就好像失去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所以，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怀着一个愤怒，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抗争人会死的，我们当时从来没有这个准备。”
梁凌杰当晚从高处堕下身亡，成为反修例运动中的首名死者。“所以三年前的今天，除了带着对政府这一个不听100万人的诉求的愤怒，还有加上又有人过世。而这个愤怒也直接变成之后再发生的事情，因为二百万加一的结局也是一样，政府也是没有正确的回应，加上之前因为中间也经历过6·12，现在看起来是小case，但那时候是第1次。警察用这么多的催泪弹，或是打外国媒体外国记者、打示威者，或是在中心大厦里面放催泪弹，我觉得那时候在中心大厦里面没有人死亡是一个奇迹，是因为香港人真的很厉害。在整个运动里面，很多时候应该会有人踩人的事情，几百人站在一个很窄的楼梯里面，你在里面放催泪弹，这根本里面是无法呼吸的。但是他们的素质就是这么好，就是还是会照顾对方，所以才会没有悲剧的发生，不然香港运动其实会死得应该更多。”
日子会深深烙印在心底，对她而言，仍像是刚发生的事情。LK说，“三周年就是一个，虽然每一天大家都会重温一次到底发生什么事，是一个唯一的既想起很多让人开心感动美丽，还有痛心的画面；看到照片会感觉到当时的空气，像二百万加一就是汗水了，超热，很臭，但是大家都在一起。我记得100万人的时候，我们不要穿黑衣服，我要穿白衣，全部人就穿白衣服。200万，突然间，主办单位说，我们还是穿黑衣服，好，热爆了，好热喔。那你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本来没有在游行的，所以他们的黑衣服就是黑衬衫或是黑色薄纱的长裙，你就看到他们踩着一个高跟鞋，就是站着，好酸，在旁边弄一下，就要快点回去了，这种很可爱的小画面。”
参加过2014年黄雨伞运动的Kenneth当时在巴黎，带着当年很多问号来到巴黎的他说，“很怕香港最后就是回到14年的那种感觉。”冷感的他，却被一位阿姨的真诚打动，她在脸书上发文说，为什么把全世界都有反送中游行，只有巴黎没有。如果只有她一个人，她也会走出来。他和朋友一起组织了抗议活动，惊讶地看到很多香港人参加，而且会后主动要求可以做什么?
Kenneth说，“这个跟14年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自觉性大了很多。我想在里面，就是我想跟其他人一起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整个19年之后很多个月，包括我后来回到香港的时候，见到所有事情都是见到这个自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是最漂亮的，跟17年是很不一样。”
后来他经历了抑郁症，因为朋友被抓，也回不了香港，再然后就是想重新出发：“如果我们不可以用某一种方式说话，我们可以用什么的方式再出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思考。但是，这一个所谓的冰河期我们要怎么度过?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个历史是真的，因为历史一被忘记的话，暴政就可以垄断所有的话语权力，这个是当然的。但是我觉得，保留这个历史的部分以外，我们不可以单单停留在这个所谓历史的部分。”
他们不想被批评说是消费这个运动，但要怎么去带入这个运动的历史包袱走下一步呢?他认为，这才是每一个在海外的香港人最沉重的责任和任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凌巴黎报道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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