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天，我发挖到一件重大新闻，但遭公司禁止出版，我会潇洒地站起来，辞职不干，” 香港资深记者梁仲森说他初出茅庐时曾这样对自己说过， “作为一名年轻记者时，你会很痛恨有人审查自己的故事”。
在香港新闻界滚打十多年， 三十多岁梁的很多报道得过新闻奖，有的在城内轰动一时。 想当年，他很鄙视新闻审查，深信从事新闻时，考虑的应是新闻价值，不应掺杂政治因素。但《国安法》下，已为传媒中层的他，却有感难以保持那股年少轻狂的气焰。
“现在我成了批改稿件的中层，变成了负责审查的机器的一部分，”他感叹道，“《国安法》后，（审查）经常发生，根本不用别人提醒，你自己就自我审查了”。
两年前， 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把“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刑事化，惟罪名的定义过于宽泛和模糊，受到诟病，公民组织、新闻和教育界风声鹤唳，黯然退场。
寒蝉效应
谈起行内的自我审查状况时，梁仲森解释说，实情不是国安法通过后的那一刻，人人皆草木皆兵，审查变得习以为常。 他真正感受到噤声的气氛，是网媒《立场新闻》去年年底被冻结资产，多名高层被捕而停运之后。
由于立场新闻案中，被指控违反国安法的不只有评论文章，还有新闻报道。 他说： “自那段时间开始，公司会紧张”。 例如， 举办一些讲座，研究国安法下采访和写新闻的注意事项。
他提到，如非在解释政府立场或控罪案情等必要情况时，敏感字句如“警暴”、“手足”和被法庭裁定具“港独”含意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会被编辑从导言中删除，或改用其他词语取替，又或移到后段。
而专访选题时，他会避免访问流亡海外的社运人士，因为担忧大半采访得来的内容，与呼吁制裁香港官员有关，会牵扯到勾结外国势力罪名，无法刊登。
梁仲森解释，不是说任何六四或反修例的新闻一概不能写，而是要选择较温和角度，例如派记者专访社运人物，呼吁民众于6月4日当天外出点燃烛光，那就过界了。
梁仲森言谈间，事事讲求原则。 他坦言，每当要亲自删去内容，成为他口中的“刽子手”，内心都“不太舒服”，宁愿会把敏感内容留待上司处理。
有次，他先斩后奏，发布了一篇含敏感字眼的报道; 后来他还是被上司要求把那段从文章删去。
要亲自审查内容，他有忿忿不平吗？ 梁仲森说，没有生气了，多半是无奈。 他说，编辑室里的记者下属，看到敏感内容被删，也不会据理力争了。
“大家见到立场（新闻）案后都明白。 你若写得太尽，就会牵连这家传媒机构的生死存亡。 你这篇故事去得太尽，可能就没有下次了”，他说。
这些“没有下次”的场景，更常常缠绕他的睡梦。 他说，”有时会发恶梦，梦到凌晨五六时有国安拍门拘捕你。 那种恐惧不是来自你写了什么，而是看到很多人或记者被国安上门拘捕"。
即使无论编辑室些下何以认真揣摩这条界线，梁仲森说，不代表万无一失，红线不再只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那八个字，而是变化万千。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写错什么，会出问题。
而当新闻工作者在取材、遣词上步步退让，自我审查，他说，未来只会有更多东西不能写了。
而梁仲森则看着身边的记者同事有的转行，有的移民，也犹豫过是否是时候要离开新闻事业。但最后，他仍然决定要留在岗位，他说，我想继续记录，这个香港是多么的荒谬。
结尾 YouTube 帖子, 1
国安红线
End of Podcast
在《国安法》下，有感要在惶恐之中，猜揣红线还有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前中层职员——陈荣基。
陈荣基指，2020年6月底，香港《国安法》生效后， 国际特赦组织并非全然无计。 他们起初设立一套风险管理机制，就政局事态发展，如当香港有类似公民团体受攻击，甚至国际特赦组织受攻击，就会启动相应措施。
“组织已经相对低调地讨论香港议题，如只有个人私隐权的角度，讨论电话卡实名制。 我们也愈来愈少谈警暴，使用的用词也愈来愈温和”。
《国安法》实施踏入第二年后，即2021年的秋夏，多个大型工会和公民组织纷纷倒下或被迫宣布解散。
8月10日，拥有48年历史、香港最大单一行业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指控为必须铲除的“毒瘤”后，宣布解散。
一个多月后， “八九”民运后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也在会员投票下通过解散，标志着这个连续举办了“六四”维园烛光集会30年的组织也步向终结。
然后，10月3日，高峰期曾有90多个属会的泛民工会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联工盟），被建制派政党批评涉嫌进行大量“反中乱港”活动后， 也经过投票通过解散。
陈荣基说，之后公司反复审视局势，不断提高风险级别，工作忌讳日增， 但他坦言，他们其实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即使有机制也根本无法做有效风险评估。
陈荣基形容，那二、三个月的日子寝食难安，经常夜半惊醒后，浏览香港亲北京报章，查看他们机构有否成其报道的攻击对象，“未必是发恶梦，但每晚都会惊醒，大半夜凌晨三时起来看新闻”。
鉴于不少关闭的民主派团体受官媒猛烈批评过，他说，那时自己留意到频率已到”歇斯底里“程度，思绪总是离不开周遭的政治压力。
压在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的最后一根蹈草是一篇亲北京的《大公报》批评支联会的报道。 当中提到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曾任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关系密切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执委及公司董事。
虽然报道非直接攻击国际特赦组织，但组织经过反反复覆的讨论后，认为再难估算风险，遂于去年十月下旬，宣布将关闭两家香港办公室。
陈荣基顿时失业，深感前路茫茫，但仍觉得决定合理。
“内部曾有人质问，根本没有人对我们做什么（攻击），为何要自行退缩呢？” ，已经通过英国BNO签证计划移民的他说。 “对方根本不按牌理出牌...... 我们是很危险的，至少已经无法确保下属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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