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怎也讲不好的香港故事

新特首李家超要「讲好香港故事」，讲好事更要「画公仔画出肠」，奈何时下的香港，太多事不是不能说、不用说，就是说不准，香港故事如何讲得好，可能无须多讲了。

例如政治团体社民连近日的奇情遭遇，警方便与特首背道而驰，选择不去讲（更不要说讲好）自己的故事。社民连透露，「在强大压力下，被迫删除被指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网上帖文」，但没交代谁施压，也不列出被删的内容。警方亦以不评论个案为由，拒作进一步解释。

报章其后发现，被删内容有两类，一是属于评论文章，约二十篇，不少提及「结束一党专政」、「废除国安恶法、释放所有政治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等；二是涉及中港关系的政纲，提倡「港人民主制宪、重订中港关系」、「地方分权、真实自治」、「结束中共专政、全国实行普选」等等。

国安当局下令社民连将上述文章下架，如相信是光明正大、有利党国及香港，应该高调扬声，细数此举如何力挽狂澜，令国家避过一劫，香港从而可以由治及兴，再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怎能近乎躺平，一句「依法处理」，便轻轻带过。

当局不趁机讲好香港故事，起码也得解释一下警方「依法」行事，如何无懈可击。无疑，《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写明，当局依法有权下令将网站刊发的文章下架。关键是公众不明白，被命令下架文章是否违法刊物，若违法，何以不予检控，若不违法，又何须下架？究竟被控国安罪或煽动罪的文章，与只须下架便无须追究的讯息，两者如何区别？

国安当局沉默不语，坐失宣传良机。该细则授权警务处长，一旦合理怀疑发布某些讯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只需保安局长同意，即可下令移除，无须法庭批核其怀疑的理由。其实当局认为细则合理的话，定当立志讲好故事，为警务处长头上画光环，标榜其判断绝对正确不容置疑，言论自由的界线，大可放心由他一锤定音。但现实却放弃讲好故事，反映当局不是理屈词穷而无从答辩，就是心满意足而无所用心，反正结果就是目标，社民连已按命令删除内容，便无须再解释及漂白执法行动，舆论的猜度及质疑对他们丝毫无损。

同样，《国安法》下，香港已经与普通法愈行愈远。律政司长要讲好香港故事，当然是拥抱转变，大肆吹嘘，而非犹抱琵琶半遮面。例如保释制度已彻底改变，过去由控方举证，需要令法庭信纳被告保释外出，便会潜逃、犯案或干扰证人，方能拒绝保释。现时的门槛极高，《国安法》及煽动罪被告必须证明自己保释不会犯规，申请才能获准。又如陪审团制度，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律政司有酌情权不设陪审团审讯，与《基本法》（第86条）「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有根本差异。

新任律政司长林定国面对制度巨变，应该强调法制已经「完善」，法治充满香港特色，并高举习近平思想，坚持人权绝不照搬别国制度模式，香港我行我素。不过，他近日谈及《基本法》23条立法时，只说保释条件与《国安法》相同，却没有半句赞扬保释制度已被「完善」。他甚至左闪右避，没有正面回应是否重设陪审团来审理23条的案件，也不坚持只用特首委任的国安法官取代陪审团。立场这麽不坚定，看来普通法的公义原则被扬弃，自己也不能完全接受，那么又凭甚么说服西方国家，香港法治比往昔更强盛而不是凋零？

同样奇怪是，特区官员出席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答问时也含糊其词，对于一些简单问题，既不能以常识作答，也不宣示国安高于人权的「爱国」原则。被人权专家问及香港非政府组织向该委员会提供意见，是否等同勾结外国势力而触犯《国安法》，官员不敢简单说个「不」字，只表示不能一概而论，须视情况而定，但又不敢讲明甚么情况下会被视为罪行，避免与专家当场对质。在如此进退两难的尶尬境况下，又怎可能讲好特区当局认为非讲不可的香港故事？

当讲者也认为自己不用讲或是不敢讲，究竟是他们态度和能力有问题，还是香港故事再没有甚么好讲呢？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