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時期，政治笑話是人們暗中表達政治觀點的主要管道。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後不久流傳的一個笑話問道：「政治局中誰支持戈巴契夫？」答案是：「不需要。他可以自主行走。」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裡·安德羅波夫、康斯坦丁·契爾年科等一系列老態龍鐘的領導人的葬禮之後，一個充滿活力、年輕、有魅力的領導人的崛起，本身就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新鮮事。再加上戈巴契夫幾乎從上任第一天起就推行徹底的開放、坦率和變革意願，整個蘇聯的欣喜之情是顯而易見的。
戈巴契夫於週二去世，今天很難找到一個俄羅斯人對他有正面的緬懷，更不會覺得他是西方通常認為的那樣英勇。對於弗拉基米爾·普丁等為失去的帝國而耿耿於懷的人來說，是他摧毀了強大的蘇維埃政權。對自由主義者來說，他作為一個領導人，未能使其繼承者走向正確的方向。
但在他的領導初期那些令人振奮的日子裡，54歲的戈巴契夫比身邊大多數政治局的老古董都要年輕幾十歲，是全球的一顆新星。蘇聯當時接近谷底。商店貨架空空如也，經濟被貪婪的軍事機器榨乾。一支由克格勃特工和告密者組成的大軍殘酷地粉碎了任何公開偏離官方意識型態的行為，但沒有人信奉官方意識型態。外部世界是一個被禁止的夢想。
然後突然間，這位笑容燦爛、帶著南方鄉下田間口音的年輕領導人來到了這裡，傳播著激動人心的「新思維」、「改革」和「開放」的福音。他在為克里姆林宮注入新的血液時宣布，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在一連串沒有事先編排的亮相中，他宣講社會在指揮-官僚系統和軍備競賽下苟延殘喘，一切都必須改變，而且要徹底改變。他有時會和他迷人的妻子賴莎一起出現在公眾面前，經常被狂喜的群眾團團圍住。俄羅斯人自二十多年前的尼基塔·赫魯雪夫以來再也沒見過這樣的領導人，這次更令人興奮，更自由，更具感染力。
我尤其記得一個場景，那是戈巴契夫在上任第一年的春天前往列寧格勒。主要的晚間電視新聞在他前任們的領導下已經成為一種儀式性的宣傳朗誦，而當天的新聞顯示戈巴契夫在街上與人交談和開玩笑，他謝頂的頭上那個大大的胎記為人們所熟知，在擁擠的人群中晃來晃去。
「我在聽你說，」他說。「你想說什麼？」
「就像你開始時那樣繼續，」一個男人喊道。然後，一位強勢的女士被擁擠的人群推到戈巴契夫身邊，她的金色蜂巢髮型壓過了他，她接話說：「只要靠近人民，我們就不會讓你失望。」
「我靠得還不夠近嗎？」戈巴契夫帶著燦爛的笑容回應道。
由此產生的化學反應遠遠超出了他開啟的經濟變革。禁忌煙消雲散。人們開始暢所欲言，報紙開始認真報導，藝術蓬勃發展，教堂爆滿。持不同政見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安德烈·薩哈羅夫——從勞改營和國內流放地返回。真正的辯論，甚至是真正的投票，在曾經是橡皮圖章的蘇聯立法機構中出現了。這可能超出了戈巴契夫的期待，但在公眾心目中，這全是他的功勞。在他前任的統治下，任何挑戰政治的藝術作品都會被審查員打回；而在戈巴契夫的治理下，這被看作是社會解凍的進一步證據。
這種興奮並不局限於蘇聯。在整個蘇聯陣營和世界各地，一位大膽的新領導人的崛起甚至在他升到最高位之前就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在被認定為克里姆林宮二號人物後，戈巴契夫訪問倫敦，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標題宣稱：「一顆紅星在東方升起」。當時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發表了她著名的判斷：「我喜歡戈巴契夫先生。我們可以一起共事。」
當時的西德公民生活在一個分裂國家，被巨大的武器陰影所籠罩，他們以一種特殊的熱情迎接戈巴契夫結束冷戰的努力。我記得，在當時西德首都波恩巴洛克風格的老市政廳，他在裡面的賓客簽到簿上簽名，外面的人群則在高呼「高爾比！高爾比！」。1989年那次訪問前夕的民意調查顯示，當被問及戈巴契夫是否是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時，回答「是」的比例達到了驚人的90%。
1989年10月，戈巴契夫訪問東柏林，與年邁的共產黨領導人一起慶祝東德建國40週年，那裡也出現了「高爾比！高爾比！」的歡呼聲。這次訪問直接催生了一個月後柏林牆的倒塌。在美國，一個流行的說法將這一歷史性事件歸功於羅納德·雷根，但戈巴契夫在整個東歐釋放出的力量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然而，戈巴契夫是改良者，不是革命者。蘇聯解體九個月前，他在今屬白俄羅斯的明斯克向聽眾坦言：「我不羞於說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堅守共產主義理念，到死也不會改變。」
他沒有理解的是，放鬆一個建立在脅迫、權力和恐懼之上的制度等於在摧毀它，而克里姆林宮的那些白髮蒼蒼、冷酷無情的前任們憑直覺就知道這一點。當蘇聯社會從蘇聯專制主義的束縛中掙脫出來時，戈巴契夫改革經濟的努力卻和以往所有改革一樣，撞上了同一塊石頭：特權的、腐敗的共產黨機構。
他嘗試了經濟休克療法，然後扭轉方向，然後嘗試武力，但這一切都太少、太晚了。沒有殘酷的鎮壓手段，蘇聯解體了，經濟停滯不前。1991年8月，共產主義強硬派試圖用武力奪取政權，但被鮑里斯·葉爾辛鎮壓下去，而蘇聯也只能再存活幾個月。
如今回頭看，我們不禁猜想，如果戈巴契夫採取不同的行動，事情是否會有不同的發展，或者蘇聯是否能夠生存下去。中國在天安門廣場粉碎了戈巴契夫釋放的自由化力量，這也許就是另一條路線。
在莫斯科和柏林目睹了蘇聯帝國的解體，我發現，很難想像除了戈巴契夫之外，還有哪個變革的推動者能夠令一個幾乎崩潰的體系實現和平解體。需要一個有信仰的共產主義者去嘗試從內部改變這個體系，但是這個體系已經無法復甦。
戈巴契夫在後來看到了這一點。1991年12月，他在辭職演講中宣稱：「舊體制在新體制開始運作之前就崩潰了，社會危機變得更加嚴重。」在美國，大多數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冷戰的結束和極權主義體系的崩潰是一件正面的事。不過，在俄羅斯，也有很多人對失去大國地位感到惋惜，普丁利用這種懷舊情緒重建了威權統治的克里姆林宮。
但是，當我聽到戈巴契夫先生去世的消息時，我首先想到的是他那燦爛的笑容，那份富有感染力的喜悅，對變革的勇敢信念，以及獲得自由的人們呼喊的「高爾比！高爾比！」。這才是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真正的遺產。
Serge Schmemann於1980年加入《紐約時報》，曾任時報駐莫斯科、波恩、耶路撒冷及聯合國分社社長。2003至2013年間，他在巴黎擔任《國際先驅論壇報》的社論版編輯。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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