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手记： 仁者正道于浩成（上）

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浩成

宪政学者忠于宪法，公安部出版人出版头号禁书，满清八旗后裔出离族群、自由主义知识人躬行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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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宪政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公平正义、博爱等被称为普世价值……。正因为我一直秉持并宣扬这些自由主义精神，我多次挨整，两次系狱。……但我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九死其犹未悔。

——于浩成

 

这是于浩成2013年耄耋之岁——八八米寿之时，在海外发表的明志之言。自由亚洲，华盛顿手记，我是北明。这次节目分上下两集，为您介绍中国宪法学家于浩成先生。主要依据的文本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首任所长，八九后流亡海外的严家祺先生的回忆，选自他授权本台中文部使用的、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他的半自传体著作《在人生的列车上》 第一部分，第14节，原标题是：“‘新绿书屋’主人于浩成”；另一个文本是于浩成先生2013年在海外发表的自述：“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

 

我先简单介绍一些于浩成的简历。已故的于浩成（1925－2015）先生1925年出生于北京，原名董葆和，中国法学家、宪政学者、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此外历任天津南开大学法学教授、法学所所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等。历经四十年代到八十年历次政治，多次被整肃（后详），1994年至2004年间受邀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宪政学，旅居美国。2005年返回北京。2008年参与签署《零八宪章》。2015年11月14日病逝北京家中，享年91岁。

 

于浩成身份中显著的标志是，他是中共公安系统的人员。而他的一生以自己历久弥坚的血肉文本证明他身在专制，心属自由。他所在机构的制服不代表他的属性，他的社会身份也不也是他的本色。我们看“认识于浩成有三十多年”与他“一起参加理论务虚会，一起参与筹建中国政治学会，一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怎么说：

 

现在提起中国公安系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王立军。从王立军身上，党性与人性、残暴与良心、黑暗与光明、狡诈与诚实极其扭曲地交织在一起。不过，在中国公安系统，也有于浩成那样充满人性、良心，光明磊落、忠厚诚实的人。

于浩成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担任中国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他还主办《啄木鸟》杂志，又任《法学》杂志主编，《法律咨询》社长。在谢富治当公安部部长时，他批准群众出版社可以到香港等地区进口一些国内禁止发行的书籍。借此，群众出版社还出版了许多专为高官看的“内部图书”……。如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描写苏联斯大林时期集中营情况的《古拉格群岛》等等。

 

《新阶级》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作者是前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

副总统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Đilas）。此书被译成几十种语言传遍世界，六十年來在大陆汉语世界讳莫如深。为打破禁区、传递南斯拉夫首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本台（RFA）北明主持的“华盛顿手记”在2016年曾经以47集的篇幅，连续播出这部杰作的全本。（华盛顿手记：新阶级）《古拉格群岛》则更是自由世界家弦户诵的名著，作者是苏联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豪索尔仁尼琴。此书揭露苏共监狱制度实况，反思斯大林暴政的文化根源，警醒自由世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此书在苏联一直被禁，直到这个庞大帝国解体才得以在本土正式出版。这两本来自东欧和苏联的、釜底抽薪共产主义制度的书，竟然在苏联解体前在中国内部出版，出版者竟是公安部所属的出版社。如果不是于浩成以这个出版社总编和社长的身份主持，这是绝无可能的。顺便说一句，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史上独一无二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也是于浩成主持下出版的。[1]

 

于浩成先生早年追随中共，后来抵抗这个党建立的政权，无论早年的追随还是后来的抵抗，这看似截然相反的行为有内在逻辑，这个逻辑起点和终点就是他信奉的文明价值，他为中共宣杨的自由理念而追随它，为这个政权的专制统治而抵制它。因此他也必然积极参与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并为此遭整肃。严家祺先生写道：

 

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运动期间，于浩成、李洪林、戴晴、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和我等十二人，在统战部会见了学生代表，并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宣读呼吁书。于浩成还参加了一些签名，就这样，被关押了一年半，出狱后又禁止他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文章。

 

岂止禁止发表文章，于浩成八十年代后半期的论文已编成《权与法》，杂文集是《谈风集》，两部著述也被禁止出版。[2]一个出书、读书、写书人遭此厄运，不啻灭顶，值得倾力避免。但是引发如此厄运的于浩成的抵抗行为，不是暴虎冯河的盲动，却是他不断阅读、潜心沉思的结果，正如他的自述：“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无不同所处时代环境、家庭、学校有关系。对于知识份子，更同他是读什么书大有关系，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因为很早就看透现实，放弃幻想，所以他每临大事有静气，从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严家祺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告诉我们：

 

于浩成爱书、出书、读书、写书，在北京的书房，起名雅称“新绿书屋”，一进“书屋”就可以看到挂着的一对轴联：

                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这是他二十多年前因“六四”被关押前的书房的轴联。

 

一个人只要听从良知的声音，自然会超越制服和身份，超越体制和职位，甚至超越所属族群的利益和格局。在超越制服和身份、体制和职位方面，于浩成是典型；在超越所属族群利益和格局方面，于浩成也是典范：他早在青年时代就为遵循良知，跨越了自己所属的民族界限——

于浩成的双亲均是滿族人，家族本姓董鄂氏，属清代八旗之一的“镶红旗”。[3]1925年出生于北平的于浩成百分之百满人血统，退回十几年，他就是满清八旗子孙。而他祖父是名副其实的清朝“八旗子弟”，做过清光绪朝的军官——神机营管带，还受到甘肃、广东布正使岑春暄打击，被发配新疆。[4]

大清覆灭，改朝换代，他任教于北京师范和燕京大学的满族父亲董鲁安，参与了汉人的五四运动，还是当时的学生首领之一。他的兄弟于董易，也在早年就加入了中共队伍，成为中共党员。——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于浩成不仅耳濡父训，作为民国时代的理想主义青年，他还受鲁迅的影响，反感于国民党统治，因此在抗战爆发后，他没去国军的抗战前线，而是留在北平，组织学生成立读书会“萤火社“，大概类似俄罗斯十九世纪“思想界的隐修士” （赫尔岑语）们组成的读书小组，不过支持的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

1942年5月，于浩成加入中共，在北京从事地下情報活動。无论思想还是行为，他都出离了家族格局，自觉地加入汉人队伍，怀抱汉人理想，争取汉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这既是中国时代变局和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他自觉追求理想的必然。在这一点上，他是众多抵抗奴役的中国流亡者、民主人士中的异类。

 我们接着说于浩成对极权制度的抵抗。回看历往，于浩成的抵抗并非始他参与期间的八九民主运动，甚至早于他出版那些内部禁书的五十年代。1944年，于浩成被調往延安受訓，那时起，中共在现实中的邪恶作为，如毛泽东羞辱知识分子的言论、迫害以致杀害王十味的事实、肖军的延安经历及其后来的言论等等，导致他思想转型：他开始以“常识”而不是光辉的“理念”和抽象的“主义”判断是非。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于浩成由此踏上了荆棘路。（待续）

什么荆棘，那条道路，如何行进？各位朋友，这一集只是于浩成一生的点滴内容，下次这个节目我们依据严家祺的回忆和于浩成的自述以及北明的评述，具体看于浩成的先生如何躬行正道。这是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专题，躬行正道的仁者于浩成。我是北明，下次再会。

于浩成在北京家中。摄于2008年。（网络图片）

 

注释：

[1] 于浩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八八忆网》一书的前言/大纪元2013年10月04日。

[2] 同上。

[3]又作“厢红旗”，清代八旗之一，以镶白边的红色旗帜而得名，旗主为多罗克勤郡王。与正红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并列为“下五旗”。

[4] 严家祺《在人生奋的列车上》，第一部分第14节，P.87-88/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