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小舟：再论“东方柏林墙”及“中国柏林墙”

世界著名的反共斗士、民主政治家、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先生近日在台湾表示，1989年全世界没有人预料到柏林墙这么快倒塌，他相信这也会很快在中国上演，而且比所有人想像的都快。蓬佩奥先生的观点极大激励了渴望中国大陆早日摆脱专制独裁统治、实现民主转型的人们的信念。笔者由此产生了相关的思考，就“东方柏林墙”及“中国柏林墙”这一主题再度进行论述。

柏林墙，作为冷战时期的激烈博弈阶段的产物，如今不仅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和历史标志，也作为专制独裁势力与民主阵营的一线长期对峙的象征而频频出现于当代政治家的演说中，更随着中共政权不断加强专制独裁和对外扩张而日益以附加特定地域指向、包含重要专制手段的相应词汇高频用于公域表达空间，如：“中国柏林墙”、“东方柏林墙”、“网络柏林墙”，等等。

依据如今的“柏林墙”传播现象，关于“柏林墙”的研究与传播的现实涵义有所拓展，其意义包括但不限于：铭记历史上的血泪之痛；重审追求自由之路的艰险和获得自由的代价；致敬和缅怀曾为追求自由而冒险“翻墙”或成或败甚至被残杀的人们；总结博弈专制的经验与教训；珍视当下的民主制度；对现实专制危害提升关注度；等等。

如今，名为“柏林墙”者，并不需要有现实的墙。但是，学术意义、现实研究范畴的“柏林墙”，至少应有如下特征：长期处于专制独裁势力与民主阵营的一线对峙之地；用于大规模、持续性地打压、限制专制独裁一方的人民对人权、自由、民主的追求行为；特征鲜明；广为人知；推倒此“墙”后的效果可预测性极强、可预测性效果极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处于“柏林墙”一侧的专制国家（地区）对越墙者的阻止、困束、打压，处于“柏林墙”另一侧的民主一方对越墙者也并非都是同情、包容、友善的。有些民主国家（地区）对越墙者缺少必要的同理心、宽容度和信任度，视其越墙为“偷渡”，判刑和遣返曾受政治迫害者、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的不幸事件时有发生。这些民主国家（地区）固然应对此类事件及后果承担一定责任，但从制度差异、双方利益基点差异等角度分析，归根结底是专制一方制造了“柏林墙”和双方的对峙、互限以及大批越墙者，对遭受“遣返”、越墙失败者的迫害也主要由专制一方来实施。因此，这一现象并不能降低、弱化“柏林墙”的上述特征。

就上述此类特征而言，朝韩边境的“三八线”，金门与厦门之间的狭窄海域，英治时期的香港和深圳之间的深圳河及陆地边境，处于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经常被专制国家的人民用于穿越到民主国家的重要边境地带，以及中共等邪恶专制政权构筑的“互联网防火墙”，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著名的“柏林墙”，不仅存在时间接近乃至大大超越了欧洲“柏林墙”，其危害也不亚于欧洲“柏林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宛如一道道铁幕，在东方各国之间森然而立，睥睨万民，阻挡自由风雨与民主浪潮，无数勇敢的越墙者在“东方柏林墙”下留下了不屈的呐喊，或倒在枪林弹雨中，或被抓捕。对比昔日东德，如今东方专制国家的人民还不如东德人民幸运，东德人民至少有“西柏林”这一处“自由世界的橱窗”时刻散发出驱走专制黑暗的光芒，而如今东方专制国家的大部分民众眼前则是无边黑暗，严酷封网、言论管控下，就连资讯流量最大、言论表达兴趣较高的互联网领域也几乎不见自由气息，沦为与外界隔绝的、无形监狱一般的偌大局域网。

有些文章，为凸显某种意义上的“柏林墙”、增加论点感染力而运用了一定的文学手法。如，笔者此前发表的文章曾将中共的“互联网防火墙”喻为“东方柏林墙”，以使标题更为醒目、也便于某些文学手法在文中的适度运用。但是，就“柏林墙”的实指意义和学术定义而言，则难免泛指之误。

目前，另类解读意义的“东升西降”现实，使得“东方柏林墙”日渐被民主国家和文明世界视为世界最大最强的“柏林墙”。随着普京大帝在侵略乌克兰之战中连遭挫败，被习共常用作无耻自吹和愚民之论的“东升西降”，正以极有反讽的意味呈现出新的解读特征：处于“习（共）-普（俄）”邪恶轴心之西的普俄，被以乌克兰为前锋、以北约为后盾的民主力量打得丢盔弃甲、损兵折将，势力大衰，竟至于兵源不足，居然使出了沙皇时代的“以囚充军”的招数，末路挣扎之象彰显无遗，“西降”之势无可阻挡，反而使得位于“习
（共）-普（俄）”邪恶轴心之东的、亡党丧权败象尚不太明显的习共势力的“相对上升”，其庞大与顽固的特征进一步凸显出来。“东升西降”，在“习（共）-普（俄）”邪恶轴心中体现得颇为鲜明，让中共势力范围愈发成为世界民主阵营的关注焦点和头号博弈对象，“东方柏林墙”也因为这种颇具反讽色彩的“东升西降”而愈受瞩目。在很多民主政治战略家和研究者看来，“中国柏林墙”和“东方柏林墙”虽然尚未像俄乌战场那样战火弥漫，但是，其所象征的堡垒所潜蕴的反文明力量和邪恶能量更为可怖。

这是因为，“中国柏林墙”与“东方柏林墙”不仅象征着另一个足以俯视以前苏联为首的专制联盟的、空前强大的庞大专制集团，而且还“与时俱进”地不断吸取高科技力量强悍自身、加强“柏林墙”、“大数据监控”、“网络愚民”等专制统治手段。例如，中共当局耗费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构建的网络防火墙，就是当代柏林墙的重要组成。因中共的网络防火墙工程浩大、愚民恶果极为明显、禁锢了十几亿大陆民众的心灵，成为阻断精神自由、资讯自由、助力打压言论自由之墙，由此产生了“翻墙”与“筑墙”的长期博弈和规模庞大的无声对抗、无形之战，犹如虚拟网络世界中的“柏林墙”，在某些语境中甚至成为“中国柏林墙”、“东方柏林墙”的代称。

由于“中国柏林墙”与“东方柏林墙”在很多方面极为相近，因此在很多语境中可划等号。但严格而论，两者是有区别的。虽然两者各自象征的对峙范围都很广，但后者象征的范围更广、恶果更大。形象地说，两者各自象征的邪恶力量对比关系，大约是十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差别。“中国柏林墙”对应的中共政权，根广势大，在“东方柏林墙”对应的东方专制堡垒中俨然老大，占据十之八九，剩下的十之一二，主要对应周边的专制国家、独裁政权，包括但不限于：金家世袭独裁下的朝鲜，虽有一定改革但共产专制势力依旧盘踞政坛的越南、老挝，复辟专制的缅甸军政府独裁暴政，等等。

虽然“东方柏林墙”和“中国柏林墙”在一些方面有所区别，但本质上是一体的。

因为，中共政权与朝鲜金家独裁政权、半宗教半共产意识形态的老挝专制政权、缅甸军政府专制政权等周边专制政权不仅是一丘之貉，中共政权更是东方专制政权的龙头老大，经常性、持续性地“量人民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周边附庸小弟“大撒币”、为头号小弟朝鲜的支撑更是不遗余力，不断加强东方专制集团与世界民主阵营的一线对峙的现实力量和潜在危机，使得实体性和虚拟性的“柏林墙”特征同步加强：不论是金门、厦门附近的无人机袭扰与反袭扰之战，还是中国大陆、缅甸等处的网络“防火墙”不断加高、对“翻墙者”的打压更为严酷；不论是2018年金正恩与文在寅、2019年金正恩与川普的作秀（对朝而言，还有愚民）效果远超实质意义的所谓“历史性”会见也不能改变其一线对峙本质特征、2020年就发生了“边境气球传单”和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被朝鲜炸毁等激烈博弈事件和危机的“三八线”地区，还是大陆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之间的长期被受迫害打压的民主异议人士和宗教信仰人士用作寻求避难之路的某些边境地带防线的不断加强；不论是泰国与缅甸之间的重要边境上的缅甸战争难民、政治难民的不断增加，还是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与邻国边境线上的越境外逃的阿富汗难民的有增无减，都与中共政权不断加强与民主阵营的对峙、不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大力支持周边国家的专制政权有密切关系，如，中共政权对缅甸军政府和军人独裁势力的支持是长期存在的，这是缅甸政变、内战及缅甸难民大量逃向泰国、泰缅边境的某些地带成为“东南亚柏林墙”的重要原因。

随着中共政权不断加强与民主阵营的对峙，不仅导致“中国柏林墙”的不断延伸和加强，也促使周边一些国家的专制复辟恶浪同步翻腾，使得周边一些国家的专制政权同步加强了与民主阵营的对峙，各自加强其“柏林墙”。可以说，随着“中国柏林墙”的不断延伸和加强，“东方柏林墙”也在同步延伸和加强。因此，“东方柏林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柏林墙”的扩展。

尽管“中国柏林墙”和“东方柏林墙”目前仍貌似强大、仿佛坚不可摧，但事实上，大量或显或隐的裂缝已然存在并不断蔓延和扩大。中共专制腐败暴政都已千疮百孔，何况其所构筑的“柏林墙”。“中国柏林墙”的要害之处，在于“中国网络柏林墙”，此处若彻底垮塌，则“中国柏林墙”全局难保。如果中国大陆的“网络柏林墙”被彻底推倒，必定会在很短时间内掀起思想变革激流和民主运动浪潮，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为标志符号及伪装的“中国柏林墙”必将被彻底推倒，“东方柏林墙”也大概率随之坍塌。

1987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东西德交界的柏林发表了题为“推倒柏林墙”的著名演讲，此时，正兢兢业业在西德与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进行巡视、保境安民的蓬佩奥先生，必定也受到这篇演讲的鼓舞与影响。如今，已在国务卿任上留下壮举和盛誉无数、并有志于竞选总统的蓬佩奥先生，也在“柏林墙”林立的世界东方表达了“柏林墙”必定倒下的坚定信念，是里根总统反共的壮志宏图的继承，相信在以蓬佩奥先生、佩洛西议长等人为卓越代表的世界反共英雄的鼓励、领率下，推倒“中国柏林墙”和“东方柏林墙”的浪潮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酝酿、澎湃于世界的东方。

文章来源：光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