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焦躁的一九八八

【按：「养纸狗、深夜爬行、发疯文学近期在中国高校盛行」，这条新闻令我感慨万端，因为一则新闻中的传媒大学前身，就是我三十年前任教的北京广播学院；二则，这些行为也重复了一九八五年的北京高校风景，那是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学潮的前兆，我不认为这些行为只反映了消极、诡异，一九八九年我流亡巴黎后，曾在一个访谈中谈到当年高校情形，这篇访谈也是程映湘、高达乐（Claude Cadart）的遗作，法国国家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这对汉学家夫妇已经去世。 】

1989年5月20日早晨，我扔下《河殇》续集《五四》两千分钟拍摄资料、五集解说词草稿和无奈的年轻导演夏骏，自个儿沿着停满军车的北京翠微路，钻进最近的一个地铁站，开始一百天的地下逃亡。获得香港「黄雀行动」营救后，旋即飞往巴黎流亡。
法国国家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程映湘、高达乐（Claude Cadart）夫妇，当时常跟我接触，也一道参加各种中国问题的讨论和演讲。 1990年春，他们对我有过数次系统的采访，并把访谈内容整理成文字送我ㄧ份，我从未发表过一个字；以下摘录的是「八九前夜」。 （这段稍作改动）

程：前面你谈到，学生运动之前知识份子的影响，也不是顶大，《河殇》也只能算是一个戏剧性的、爆炸性的、偶然的影响。现在比较有距离感了，能否请你对当时的知识份子影响做一个整体评估？

苏：学生上街，归根结柢是邓小平的改革搞不下去了，经济改革到了非解决所有制性质不可了。到了八八年，一切都卡在那里，许多矛盾激化了。最突出的是物价问题，那时候我在国内到处跑，知道农民叫苦连天，卖粮食的钱不够再去买化肥、农药。上层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也激化，整了胡耀邦，开除三个知识份子的党籍 ，赵紫阳其实已经面临下台。大家都感觉要出大事，有一种「世纪末」情绪。然而很奇怪，知识份子又异常的活跃，各色各样的沙龙、讨论会整天在开。 《河殇》是一个热点，刘晓波也是一个热点，他却出国走了。对《河殇》的激烈争论，其中一个议题是传统应不应该否定？骂共产党能不能移情骂祖宗？我记得李泽厚刚从新加坡回来，就在方励之赴老布希晚宴被拦截的那一次，我们都收到邀请去长城饭店，我跟李泽厚一桌，他跟我说中国现在的危机是政治问题，不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就变成人人有份，中国落后人人有份，改革失败人人有份；政治问题就是领导者有份，不是所有老百姓有责任。

程：这句话说得对呀！

苏：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他说我们不要把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化成一个软性的文化问题。连李泽厚都预感到要出事！还有一个讨论是「新权威主义」。戴晴、杨百揆（政治学所的）他们到人民大学，去讲美国杭廷顿的「新权威主义」。当时大学里面讨论几个问题：《河殇》、新权威主义、共产主义，可能还有一个「球籍」问题。

程：为什么讲「共产主义」？

苏：金观涛 、戈扬 到北大讲过一次嘛。金观涛说二十世纪有两个衰落：一是共产主义的衰落，二是「大一统」的衰落。

程：他们的胆子真大！

苏：戈扬对大学生们说：我以一个有五十五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的身份来告诉大家，共产主义不行了！

程：这也很厉害呀！

苏：中国人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那么大胆、畅所欲言。文艺界也是。当时北京有两场大的美展，一场是现代派，根本看不懂；一场是裸体展（行为艺术），也冲击很大。方励之也很活跃。他既参加北大的「民主沙龙」，也去「都乐书屋」，个体户的一个书店，有一次方励之和吴祖光 一块儿在那里演讲，第二天公安局就把书店封了。还出了许多新杂志，都来北京搞开张仪式。同仁杂志也出现了，《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朱伟，承包了江苏一本亏损杂志叫《东方纪事》，又分栏目承包给文学界的的朋友们，比如「封面人物」有李陀、「文革研究」有戴晴、「知识份子」有刘再复、「感悟与人生」有苏炜、「自然、灾祸、人」有钱钢等等，让我承包的栏目是「人与历史」。没办几期就封掉了。

程：在八九运动之前，实在是有一个思想启蒙运动。

苏：思想相当宽松、活跃。

程：那么，假如没有政治压制的话，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吗？
苏：会继续下去。但我要说一点，就是危机一定会爆发！迟早要爆发，一定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爆发，无法遏制的。你有办法遏制胡耀邦去世吗？只要发生一个事件，就哗地起来了。

程：爆炸性太大。里面压力太大，干柴烈火。

苏：你可以对照「四五」运动，周恩来一死，老百姓怎么会不起来？八九学潮，它是从学生伙食问题爆发的，但也无法避免。这是共产党治理社会的失败。

程：有没有可能从新闻媒介找到缓和的办法，避免爆发？

苏：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太大，一定要给它一个宣泄口，但这个社会没有，一直紧紧地捂着，捂得八八年急躁不堪。

程：八五年我在中国印象特深，到处都在吵嘴打架。

苏：所以八九学运最后为什么失控？因为情绪化的东西太多。我刚才讲了，中国的大学生，我们一般认为他们比较个人主义，不认同共产党文化，也不认同传统，或者混为一谈，所以知识界谈什么现代化、传统问题，他们根本不感兴趣；麻将、桥牌和「民主沙龙」一样时髦。大家反而担忧的是，这一代大学生不太关心政治，而且个个都很精明，早就开始考虑我将来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怎么赚钱，有的学生开始做生意。我也在大学教书嘛。我开采访课，还给我的学生出题目，去采访大学生怎么做生意。另外一个是出国风，大批人想出国，根本不想呆在中国，言必称美国、欧洲，西方怎么好，中国一钱不值。我当时以为，这批学生出现的颓废倾向，是因为1986年学潮的失败，他们对政治厌倦了。
程：而且是他们把胡耀邦搞下台了，有种自责感？

苏：我感觉他们不是真的厌恶政治，是一种失败后的消极。其实他们还是很关心政治的，但他们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很担心。因为《河殇》的轰动，很多大学请我去演讲，我都不敢去，我怕人家说我挑动学生。一件事我忘说了，有一次我在政协礼堂碰到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他是陈毅的儿子，他把我拉到旁边，很恳切的说：「我受胡启立的委托，找你转达他的一个建议，目前形势比较微妙，请你是不是尽可能不要到大学里面去演讲？请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我当时满口答应陈昊苏。事实上我一次也没去过。总的来说，知识份子当中很多人是担心学生上街的，虽然我们也搞签名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等名堂，但就是怕学生上街，怕他们上街后没法控制。我们的顾虑很大。

程：但是你们不太了解学生心里在想什么。

苏：我了解。我在大学教书，成天跟学生在一起。我总的印象，他们是一代有新价值观的人，从个人来说他们比我们更加懂得自己的利益，但政治上很幼稚，没有任何中国式政治的训练。结果胡耀邦一死，他们忽地一下起来了，他们借他之死发泄，写了很多对联、挽联。

程：跟「四五」一样。

苏：形式跟「四五」一样，但内容不一样；挖苦、调侃、幽默，比如「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程：有点像法国六八年「五月风暴」年轻人一些调皮的东西。
苏：所以我当时没觉得很严重，以为他们闹一闹，等胡耀邦追悼会办完了就下去了。没想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学生开始的确是无组织的、自发性的宣泄一种怨怒激愤情绪，但共产党抓住不放，说他们闹事；李鹏他们更是故意挑衅、激怒学生，「四二○」派员警到新华门打学生，是故意的，他们就怕学生的情绪冷却下去……。

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七种人（加此小标与上述访谈区隔）
「六四」镇压后，据说《读书》杂志主编王焱说了四个字：荡平群雄。

他这句话，简洁而生动地描述了两层意思：八○年代思潮、文化的淋漓尽致、饥不择食，却也肢解了意识形态的死尸，大家一时间似乎都忘了还有一个共产党在那里；第二层便是，还没等大家回过神儿来，那尸体死灰复燃，轻而易举便灭了众神，天下再归于死寂。

其实，1988年底我就被告知，公安部给中央书记处的一个报告，列了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七种人：

1、台湾特务
2、「四人帮」余孽
3、社会犯罪分子
4、以方励之 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分子
5、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全盘西化的自由化分子
6、以苏晓康及「『河殇』派」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势力
7、以王军涛、陈子明为代表的有危险政治倾向的青年知识份子

这当然不是公安情治系统对「文化热」的评估，而是中央政治局的界定。六四镇压之后，这份名单又被顺延为ㄧ串「长胡子的人」（注56）。两份名单，显示了ㄧ贯的僵化思维，只让我觉得「中共」实在是太缺乏想像力了。

（注56）：此称谓最早出现在八九学运期间，学生代表团与政府对话谈判时，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指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操纵利用他们。此后它便成为中共用来指控知识分子操纵学运的代名词。

——摘自《屠龙年代》

—作者脸书

文章来源：光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