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晚，上海、北京、成都、西安、武汉都爆发抗议活动。几个月来，对于“清零”政策的不满持续酝酿，在新疆乌鲁木齐的火灾后，愤怒的情绪在网上爆发，随即在当地爆发抗议活动。在过去这个周末，抗议活动出现在全国多地，为中国近年来所少见。
BBC采访多位专家，分析这轮抗议的特别之处，对于清零政策是否会产生直接后果，以及对于中国政治的长远影响。
特别之处：从避邻运动到广泛诉求
11月27日，在悼念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活动期间，北京市民聚集在一起守夜并举着白纸抗议当局的新冠封控措施。
“罕见”是专家描述这轮抗议最常用的词汇。
“现在在中国看到的，是十年来最不同寻常的大规模政治活动。”澳洲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宋文笛在其推特上表示，上一次看到类似情形还是2011年底的乌坎。
“我在上海生活了15年，还没有见过这种规模的抗议活动。”弗兰克·蔡（Frank Tsa）是居住在上海的公共论坛组织者，他向BBC介绍，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可能有上千次、上万次小规模抗议活动，但通常都是关于劳工权益和征地冲突。
宋文笛提到的乌坎事件也类似，2011年时广东汕尾陆丰市乌坎村因不满土地被私下买卖，数百名村民多次示威、游行，并爆发大型冲突。更早的还有2007年厦门市民反对二甲苯（PX）项目事件。
这类运动被归为“邻避效应”引发的群体行为，“邻避效应”英文中称为“不要放在我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往往在建造一些可能污染环境的公共设施，利好由较大范围人群享受，污染则由较小人群负担，因而引发后者的抗议。
在刚过去的周日，上海警方曾封锁乌鲁木齐路。
但学者指出，这一轮抗议不再是中国常见的“邻避运动”。弗兰克·蔡评价，以前很少像这一次直接针对中央政府的，“基本上没有”，而这次针对政权本身，甚至喊出习近平或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与1989年的比较”。
宋文笛也认为，相对于乌坎事件主要针对当地的不满，这一次感觉更可能会扩大，因为触发抗议的原因是全国性“清零”政策。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提到清华大学发生的抗议活动。他认为，清华的学生不仅在抗议疫情封锁，还有更广泛的问题，比如青年中的高失业率，比如他们感到未来无望，美好生活已经逝去，从长远来看，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更值得忧心。相比于如何走出疫情这样的短期问题，年轻人的抗议为中共敲响警钟。
直接后果：疫情防控会放松吗？
11月27日晚，北京警方封锁了抗议当局封控措施的人群所在的街道。
“这一波抗议浪潮是由‘清零’政策下对个人安全的担忧触发的，跨越阶层、地域和民族界限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面改变国内政策，这使政府不容易与抗议者的要求达成妥协。”宋文笛称。
不过，在乌鲁木齐发生火灾后，当地爆发抗议活动，紧接着当地政府宣布已经实现“清零”，放松一些管制措施。
在过去这个抗议频发的周末，中国官媒新华社推送两篇文章，一篇罗列北京、广州、乌鲁木齐适当放宽封锁措施；另一篇是该社的评论，称各地应尽最大努力为老百姓提供方便，以及“方舱无小事”，但最后还是强调了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不是哪天起床了，宣布一下政策变了，那么简单。”拉纳·米特表示，有政治上问题是，习近平个人与这一政策密切关联，不过中国政府当然会指出一个事实，即中国整体死亡率远远低于体量相近的国家，比如印度。问题是中国还没有成功地铺开高质量的疫苗，在全球其他地方这一点至关重要，使病毒在西方甚至南半球成为总体上可以容忍和共存。
“在中国则不是这样，60-80岁老年人接种率不高，即便年轻人接种的国产疫苗，但没那么有效。”拉纳·米特认为这使中国政府陷入两难——如果大量进口美国疫苗，那在民族主义方面显得有些尴尬；还是说，管控住边境，然后一直实施“清零”政策？
但后者已经开始引发中国罕见的多地抗议活动。
11月28日，在北京，在为乌鲁木齐火灾受害者守夜后，一名男子拿着白纸抗议当局的疫情封控措施。
政治影响：对中国政府的巨大考验
类似的抗议活动会不会持续下去？
“还有待观察。”宋文笛称，已经证明抗议者们可以被动员起来，但将公共不满转化为政治变革，还需要抗议者们更有组织，但在广泛的监控和审查制度下，能否做到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认为，多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并不令人惊讶，但问题是这是自发的，如果当局能够保持对审查机器的控制，抗议活动可能在不久后平息。
“但如果继续蔓延，对习近平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他显然没法在‘清零’上退缩，过去两年他推进‘清零’把自己逼进角落，他处理这件事最理性的方式应该是给地方政府施压，让他们对抗议活动进行镇压，同时自己保持距离。但也有风险，地方政府可能拒绝严格地执行其指令，因为他们也深受‘清零’拖累。”
“对习近平来说，确实形势严峻。这是对他的绝对专制统治的第一个严峻考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对未来几年的中国政治和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孔诰烽称。
弗兰克·蔡也提到这一轮抗议的自发性。他观察到，各地的抗议活动不是很协调，参与者比较随意，比如周六晚上的上海，一拨规模较小的学生组织纪念乌鲁木齐的活动，很多围观者直接参与进来，所以没什么组织，而且由于审查制度，也很难组织。先不要说它像89年甚至像伊朗一样的大型运动，太早了，但如果没有组织者，那政府如何镇压？“我认为共产党现在很为难，但该怎么办呢？”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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