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有政党及公民组织在港府订立「限聚令」抗疫后集会游行，其中李卓人、梁国雄、黄浩铭等8人被裁定「参与受禁群组聚集」罪成判囚。各人上诉却被驳回，当中7名被告周五（23日）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许可，法官将押后一个月内颁布裁决。
吴文远未参与今次上诉许可申请
本案是首宗违反限聚令而提出上诉的案件，亦是首宗涉及限聚令检控罪成而申请上诉至终院的个案，涉及的7名上诉人，包括工党李卓人、麦德正、郭永健、何伟航，及社民连黄浩铭、曾健成和梁国雄，各人被指「参与受禁群组聚集」，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聚集)规例》第599G章第6(1)(a)及6(2)条。7人中现时有两人正被还押，分别是李卓人因涉及支联会案，以及梁国雄涉及民主派初选案，但梁国雄周五未有到庭，只有李卓人由囚车押送至法院。至于原审时被告之一的吴文远，就未有参与今次上诉许可的申请。
上诉方质疑案中游行是否属「受禁群组聚集」
上诉方提出7项法律争议，包括对法例第599G章中「群组聚集及受禁群组聚集」的正确诠释；参与和平集会可否构成参与「受禁群组聚集」的合理辩解；参与「受禁群组聚集」罪行是否与集会自由及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并行不悖；在规例正确诠释下，两个群组间保持至少1.5米距离，应否视作1个聚集群组；法律上须否证明被告有特定意图参与4人以上群组聚集，及证明参与「受禁群组聚集」罪行所需的犯罪意图；本案定罪相称性的恰当判断界线；以及本案定罪及判刑能否通过相称性测试。
代表上诉方的大律师黄宇逸陈词时指，案中争议涉及判断被告分成4人一组游行，大部分时间保持1.5米的距离，是否属「受禁群组聚集」，引述上诉庭判词指，「只要各组合之间距离有1.5米，便是为法所容」，是不属须解散的群组，因此上诉人有合理理据，争议他们的游行并非须解散的群组。此外，亦应从整体聚集情况作判断，即两组人有少于1.5米距离的情况也只是「瞬间出现」，对判断他们是否受禁群组聚集非决定性。
世界杯球迷睇波分开聚集 不视作一群组
本案早前上诉同由法官黄崇厚处理，黄官在判词中曾指，第599G章第6条的「受禁群组」，针对的是有充份关连的4人以上的聚集；第10条的「须解散群组聚集」，针对的是现场有超过一个聚集组合，而不同聚集组合的总人数超过4人的情况，当时并裁定案发时8人属同一群组，聚集并没有合理辩解，亦无关法律争议。
另一名辩方代表大律师詹廷锵就提出，争议引伸出相称性的恰当判断问题，指「受禁群组聚集」跟「须解散群组聚集」两者之分别是不合理及专制，未能通过相称性测试。他举例指，如按法庭裁断，如多个群组的人一同观看世界杯直播支持阿根廷队，即使分开聚集，也会影响公众健康，惟他们不会被视作一个群组，成为「受禁群组」干犯限聚令，认为执法尺度任意和不合理，便不能通过相称性测试。
律政司一方强调案中没执法双重标准
上诉方指，如果条例单纯是为保障公众健康，那「受禁群组聚集」跟「须解散群组聚集」不应只是因为两个群组互相认识、有共同目的或曾互相交谈，即界定他们为同一个群组聚集而获不同待遇。而上诉人案发时行使和平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对干犯控罪有「合理辩解」，惟黄官多次认为，有关问题是关乎事实裁断而非法律裁断，示意不能成为上诉理据；黄宇逸就回应，认为是否构成合理辩解，可同时牵涉事实和法律争议，涉及应用「相称性测试」，因此可视为法律裁断，又认为此案是最「完美」的案件，让终审法院就行使和平集会、游行的权利是否可视为「合理辩解」。
律政司一方就回应，重申案中没有出现执法双重标准，而「受禁群组聚集」和「须解散群组聚集」是针对不同的聚集情况，应以保持1.5米的距离作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分辨，此距离的要求没有可争辩之处。此外，上诉人行使基本权利时，不必然属于合理辩解，而第599G章属法例，无须通过相称性测试，条例列明豁免对象，其实亦已考虑相称性问题，认为上诉方未能说服法庭可倚赖这个「合理辩解」。
法官黄崇厚听毕双方陈词后，称须时考虑，将押后一个月内颁下判词宣布判决。
曾健成就在法院外向传媒表示，「限聚令」成为政府「手上皇牌」，限制所有集会，惟「姜涛诞」及世界杯期间，逾千人在街上聚集，亦有球迷为自己国家打气，故显口罩令和限聚令「基本上根本系政治判决」。
案件编号：HCMA187/2021
记者：吴婷康/程文 责编：李世民 网编：刘定坚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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