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必須打贏這場晶片大戰

聯邦政府已啟動了可以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私營部門的最大涉足，決意扭轉美國在世界尖端半導體生產方面的衰落地位。

這只是政府在產業政策上採取的更大、更強有力做法的一部分。這條路上充滿了希望，但也充滿了風險。總的來說，政府試圖改善私營部門運作的記錄不佳，尤其是在像半導體這樣的複雜行業，挑戰是巨大的。

儘管如此，就連許多信奉自由市場的保守派似乎也認識到，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會導致不完美的結果，這在人們記憶裡是第一次。

晶片就排在不完美結果清單的前面。美國科學家在「二戰」結束後不久，發明了晶片的關鍵器件晶體管。我們曾在半導體器件尺寸迅速變小、功能變得更強大的幾十年時間裡主導著半導體的設計和生產。

後來，亞洲的公司，尤其是台灣的公司進入了這個領域，美國開始輸給廉價的勞動力、強大的地方政府支持，以及更好的企業管理。更糟的是，美國今天不生產任何性能最高的晶片；這種晶片中的92%在距離中國大陸只有160公里的台灣積體電路（簡稱台積電）生產。（其餘的在韓國生產。）

這給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國家安全風險。如果中國控制了台灣，切斷了我們的晶片供應的話，那會給經濟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類似於失去來自中東主要生產國的石油進口，或更糟。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感到欣慰的是，國會通過了《CHIPS與科學法案》，該法案將提供520億美元用於製造設施投資，以及更多的研發。

這項法案帶來的部分結果是，全球最大的高端計算機晶片製造商台積電已在鳳凰城破土動工建設一家大型工廠，並宣布將把在那裡的投資增加到400億美元；英特爾宣布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外投資200億美元建工廠的計劃；美光正在紐約州錫拉丘茲建設一座晶圓廠（也就是晶片工廠）；格芯正在紐約州和佛蒙特州擴張；三星正考慮在得克薩斯州建11家工廠。

雖然這些都很好，但我們面臨的挑戰也不容忽視。一方面，這些新設施只是邁出的一小步。台積電鳳凰城工廠的產量僅占公司總產量的不到百分之十。另一方面，台積電歷來堅持在台灣生產最尖端的晶片，這至少部分是為了確保美國將保護台灣不受大陸侵犯，儘管美國的對台政策是保持戰略模糊。

我們真正能與亞洲競爭的能力仍不確定。台積電在最近提交給商務部的一份文件中抱怨，鳳凰城工廠的造價將遠高於在台灣建設同類工廠的造價（其中部分原因是監管要求），未來的工資成本也高得多，但生產率將比在台灣的低，施工延誤的可能性也更大，而且在美國要交更高的稅。

在一個播客採訪中，台積電現年91歲的創始人張忠謀承認，在美國建廠是出於國家安全考慮，但他同時把美國在半導體方面的努力稱為「浪費且昂貴的徒勞」。張忠謀在中國出生，他的職業生涯是在美國開始的。他指出，台積電在奧勒岡州一個較小的廠已存在25年了，該工廠生產的晶片成本比台灣高50%。

歐洲正在推出自己的一套晶片補貼政策，亞洲國家幾十年來一直在為本國半導體製造商提供補貼。結果是一種財政上的軍備競賽。

美國對產業政策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建國初期。喬治·華盛頓為了強調國內生產的重要性，在其第一個就職典禮上穿了用美國編織的寬幅布製作的套裝。亞歷山大·漢彌爾頓的《製造業報告》主張通過關稅和貿易限制來鼓勵國內的產業。

在那之後的230年裡，我們在產業政策上既有成功的例子（比如伊利運河和州際公路等交通設施），也有失敗的例子（比如我們為保住製造業就業所做的幾乎全部努力）。

失敗的例子包括晶片。1987年，聯邦政府出於對日本在半導體行業日益增長的主導地位的擔憂，成立了旨在恢復美國在該領域實力的、公私合營的美國聯盟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

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聯邦政府在之後十年裡花了10億美元，在阻止美國市場份額下降、工作崗位流失上取得了暫時（研究強調的是「暫時」）的成功，但保住一個工作崗位每年的代價約為2.9萬美元，與該行業當時的平均年薪2.7萬美元大致相當。

我曾在巴拉克·歐巴馬總統手下擔任汽車行業工作組的負責人，看到了產業政策的積極作用和風險。重要的是，我們沒有試圖保護舊的、低效的工廠，或創造沒有競爭力的就業機會。我們堅持要求企業制定可行性計劃，作為得到政府資助的條件，但把具體的經營留給了企業。

所以我相信政府可以推行產業政策，但我們需要為這種努力設置牢固的護欄。

最成功的政府干預措施通常涉及研發，例如國防部為創建互聯網提供的資金，以及政府為研發新冠疫苗啟動的神速行動緊急項目。在這個意義上，我讚賞《CHIPS與科學法案》將110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半導體研發的做法。

在某些行業，比如半導體，政府撥款也許對實現我們的目標必不可少。但只要行得通，我們就應該支持基於市場的激勵性措施，例如稅收抵免，以減少政府在挑選贏家方面的作用。

我們最終應該記得，我們有其他促進我們經濟利益的方法。台積電在宣布為鳳凰城工廠增資時表示，該廠將生產比原定計劃更先進的晶片。據說這是在台積電最大的客戶蘋果的要求下發生的。當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一致時，把企業部門的影響力作為砝碼，應該成為明智的產業政策的一部分。

過度實施產業政策的危險顯而易見，拜登總統應該要求手下的工作人員為美國在何時、如何採取產業政策制定更明確、更嚴格的道路規則。

在這方面，國家經濟委員會精幹的主任布賴恩·迪斯最近的一個講話提供了良好開端，儘管他對產業政策的好處有點過於熱情，對危險有點佯裝不知。

雖然迪斯聲稱拜登的產業政策並不是為了挑選贏家和輸家，但任何包括將聯邦資金授予某些申請人、不授予其他申請人的政策顯然是一個挑選贏家和輸家的過程。隨著各州、各地，以及各個企業力求從用於半導體設施建設的280億美元直接資助中分一杯羹，這種情況將會出現。

產業政策的使用不同於允許市場選擇贏家的稅收激勵等措施，只有盡量切實可行地將政治因素排除在外才會有益，就像我們讓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決定美國的哪個軍事基地應該關閉一樣。

正如我們在救助汽車行業時所做的那樣，補貼的條款應該在最大可行範圍內盡可能接近商業條款，最好有接受方的資金參與。

當今更具全球性的競爭以及更不安全的世界需要更強有力的產業政策，我同意這個觀點。我只是希望理性和審慎將在繼續進行的辯論中佔上風。

Steven Rattner是Willett Advisors的總裁和首席執行官，曾擔任歐巴馬政府財政部長的顧問。有關他的最新動態和帖文，請訪問stevenrattner.com，或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關注他。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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