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陳元珍坐在一個碩大的天鵝絨椅上，傾身講述了一個男子餓到竟然吃自己的故事。
「按照毛澤東的方式做事讓我害怕，」陳元珍說。 ANTHONY KW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以前，這個故事對她來說似乎難以置信。「我覺得那是一種誇張，」她說。但大躍進期間在中國農村的生活經歷，改變了她對極端飢餓會迫使人們真的乾下什麼事情的看法。大躍進是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末將中國快速推入共產主義富裕階段的災難性嘗試。
「這不是某個人的誇張故事，而是與現實生活一樣真實的情況，但沒有人會這樣說，」陳元珍回憶起毛澤東的大躍進帶來的絕望和飢餓時說。歷史學家估計有多達4500萬人在五年裡死亡。
現在，坐在香港一家最豪華酒店的餐廳裡，93歲的陳元珍說她想對全世界發出警告。
經歷過中國近代史上一些最動盪年代的陳元珍反對中共凈化歷史的做法，擔心這將使其繼續犯下造成全球影響的錯誤。
她的聲音在餐具和用餐者的嘈雜聲中低到幾乎聽不見的程度。她說，「以毛的那種方式做事讓我害怕」，她指的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
她說，她的書是為了給中共的官方敘事添加「血肉」，幫助讀者對專制制度下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產生共鳴。但她的努力已引發了在講述中國歷史時誰的聲音最重要的問題。
陳元珍是經歷過毛澤東最惡劣暴行的仍然在世者之一，這些人已越來越少。她說，她要將那段歷史真實地記錄下來。但她的批評者——主要是男性——對她回憶的細節提出了質疑，還有人指責她捏造事實。
她對這種審視表示歡迎。
她最近的英文回憶錄《祕密傾聽者：毛澤東宮廷中的天真少女》(The Secret Listener: An Ingenue in Mao’s Court)於去年出版。這本書是她幾十年撰寫和重寫個人歷史的結果。她希望該書會有助於引起人們對香港等地更密切的關注，香港是她的第二故鄉，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歷史在那裡正再次被改寫。
「我相當了解過去，我能看到一些即將發生的事情，」她說。
香港發生的事情讓陳元珍下決心出版她最近的回憶錄。這些事情包括2015年幾名曾經銷售涉及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八卦書籍的書商被綁架到大陸，以及香港2019年發生的大規模民主抗議活動。
中國大陸和香港改寫初中、高中教科書的做法，讓她的目標感變得更加清晰。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央政府對香港進行了全面鎮壓，包括在2020年實施涉及範圍廣泛的港區國安法。那之後，香港一直處於一種沉默氣氛中，陳元珍說，她熟悉這種氣氛。「香港現在的情況與我60多年前發現自己所處的非常相似。」
陳元珍出生於一個生活優渥的家庭，20世紀30年代在大都市上海長大，在毛澤東和共產黨1949年奪取政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初步入成年。1958年，她與中共記者陳依范結婚，陳依范出生於千里達一個有名的華僑家庭，與周恩來等中共高官有交往。
解放後，陳元珍從上海來到北京在中央電影局做文職工作，但她渴望寫作。寫作最終讓她改變了對中共的謹慎樂觀看法，導致她一家為離開中國大陸進行了近二十年的努力。
1955年，陳元珍進入中央電影局後不久，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胡風因寫了一篇主張應該讓文學有更多表現力的文章後成為打擊目標。
批判胡風的運動導致陳元珍的朋友和同事圈子中許多人遭到清洗，其中一些人被指控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
那之後，毛澤東出人意料地歡迎大家批評中共，提出了「百花齊放」的說法，意思是鼓勵人們勇敢發表批評中共缺點的聲音。
陳元珍覺得受到了啟發，開始寫作。但還沒寫完，毛澤東就開始揪出那些敢於發聲批評的人，指責他們寫的東西是「毒草」，而不是「香花」。
批評中共的人被關進監獄或送往勞改農場接受再教育。害怕寫的東西會暴露出自己的「有毒」思想，陳元珍把手稿付之一炬。「我的那份手稿早已灰飛煙滅，」她說。
燒掉的稿子後來一直讓她不能忘懷。
陳元珍把自己故事的初稿燒掉，也就破壞了「歷史記憶」（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夏偉[Orville Schell]的說法）。一些學者對陳元珍的記憶是否可靠表示懷疑，或懷疑她對與周揚等黨內官員關係的描述是否有所誇大，她在回憶錄中說，周揚曾就如何處理胡風的問題向她徵求意見。
「這是中共破壞歷史記憶的危險之一，」在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擔任亞瑟·羅斯冠名主任的夏偉說。他說，陳元珍和其他人一樣，不得不「在差不多是除了自己的記憶之外幾乎沒有其他資料」的情況下寫回憶錄。
陳元珍回憶錄中的許多情節來自她和丈夫多年前的著書和更早的手稿。最近，在港島南側一個陽光明媚的小公寓裡，她站在堆滿了書籍和舊手稿的桌子前。
她拿起丈夫寫的英文書，比如已經泛黃的《上樂村的一年：文革期間的中國鄉村生活》(A Year in Upper Felicity: 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和《親歷文革》(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內容都是關於毛澤東領導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這一政治動盪時期。毛澤東擔心自己的革命事業無法為繼，發動年輕的紅衛兵迫害黨內官員、學者和其他人。
她還參考了自己的作品手稿，那是她在與丈夫定居康納爾大學後寫的，這對夫婦於1971年終於逃離了中國。《寒風》(Cold Wind)講述了她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龍村》(The Dragon\'s Village)是她基於大躍進回憶的自傳體小說。
「這就是我說我不靠記憶的原因，我有自己的筆記，因為我們出國後我寫了筆記，」她拿著一個裝著手稿的棕色大信封說。
陳元珍的第一本書《龍村》是1980年出版的，雖然這是部虛構作品，但是根據她在大躍進後的1960年在一個村莊的生活經歷寫成的。
由於擔心自己會在打擊胡風的清洗中受懷疑，陳元珍主動要求下鄉工作。她在那裡發現毛澤東早期的集體化實驗是一場災難。莊稼被毀，整山的樹被砍光。她寫道，滿地就像是「被毀的墓地，被挖出來的人類遺骸暴露在外」。
她遇到骨瘦如柴的村民，聽他們講述家人餓死的情況後，任何所謂土地改革的成功在她看來都是一種幻覺。然而，她和當地村民並沒有上報糧食減產的真實數字，而是為來視察的中共上層官員們製造了一個特大豐收的假象。
這些出現在她的新書《祕密傾聽者》中的情景，有時讀起來像是電影劇本，裡面的人物之間有詳細的對話，她說，之所以採用這種寫法，是為了讓故事更加引人入勝。
20世紀60年代後期，紅衛兵無法無天的暴力做法促使陳元珍和丈夫將年幼的兒子送到上海與外祖母一起生活。陳元珍的丈夫一度因為精英身份而受到懲罰，被分配去打掃廁所，並搬進簡陋的住所。在全家終於離開中國二十多年後，他於1995年去世。
在陳元珍回憶錄的結尾，她用令人緊張的手法描述了她和丈夫為獲得離開中國所需的出境許可而採取的越來越不惜冒險的做法，他們當時生活在被捲入越來越大的政治鬥爭的危險之下。
政府中那些能確保他們出國的人一個接一個地成為革命派的打擊對象。
陳一（音）是曾負責幫助陳家人辦理出境申請的政府官員。有一天，陳元珍突然看到點了這個官員名字的大字報，上面還有「砸爛狗頭！」、「油炸黑幫分子！」等標語。
最後，由於陳依范與周恩來有過交往，她的家人終於拿到了出境許可，允許他們出國的條件是陳依范去國外宣傳共產主義。
今天，陳元珍的聲音早已被中共歷史學家們的聲音所掩蓋，他們對大躍進等運動加以粉飾，把大躍進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估計說成是旨在破壞中共的「歷史虛無主義」。
「他們說歷史在他們一邊，意味著他們正確，」陳元珍提到中共時說。
她還說，「但如果人們了解過去、知道他們過去做過的事情，就能對現在發生的事情有更好的了解。」
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是時報上海分社社長。歡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關注她。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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