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大历史：《回顾文革》第三十八讲：文革导火索的点燃

吴晗照片  中国浙江省政府官网

一、毛泽东告诉斯诺，他在1965年1月决定“搞掉”刘少奇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从1964年12月开到1965年1月的那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可谓是剑拔弩张，两人的矛盾进入了一种相当公开化的状态。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认为此前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并没有将重点放在整中共内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这次会议在结束时，更是形成了一份名叫“二十三条”的文件，将四清运动放在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面。

这样，到1965年1月，理论上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这时候实际上已经处在非常台前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这场政治大戏的“剧本编写者”。我们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就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讲起。

在正式开始讲述今天的内容之前，让我们先把历史镜头向后拉一下，看一看发生在1970年的一个场景。在文革爆发后五年多的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他的“老朋友”、到访北京的美国记者斯诺见面了。在这次相当有名的会面中，许多年没有相见的两人谈天说地，聊了很多历史和政治问题。这场谈话所留下的记录显示，毛泽东在谈话里使用他一贯爱用的毛式语言东拉西扯，不时还在话里夹着一些他学会的英文单词，其中甚至有内容成为了今天中文网络文化的一部分。比如说，毛泽东在这次谈话里对斯诺说，他认为自己“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样的称号应该去掉，只留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而“教员”这个词，目前正被中国网上的毛派人士用来当作对毛泽东的一种称呼。

闲话少叙，回到正题。事实上，在这次谈话当中，毛泽东曾对斯诺透露过一个相当关键的信息。当时，斯诺曾对毛泽东说：“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则回答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如果毛泽东当时没有对斯诺讲假话，那么在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下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在这之后，毛泽东所进行的政治动作，就可以被看作是为倒刘而直接展开的行动了。1965年5月，重游井冈山的毛泽东曾发表过一首题目为《念奴娇·井冈山》的词，其中这样写道：“犹忆当时烽火起，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可以看出，这时候“独有豪情”的他，已经准备发起一场“风雷磅礴”的政治运动，准备达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的效果了。

二、毛泽东从文艺作品开始下手

那么，毛泽东向刘少奇开战所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是哪里呢？有些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选择的是一部文艺作品。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文艺作品实际上和政治是高度相关的。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曾经表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可以说在中共看来，文艺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艺术，而是从属于政治、为政治而服务的。在1962年发生的“《刘志丹》小说案”中，康生曾有过一句名言，叫做“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反映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中共借用文艺作品来开展政治运动，按照它自身的政治逻辑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而这一次，为了向刘少奇开战，毛泽东选中的目标，是一部名叫《海瑞罢官》的历史剧。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网络截图)

海瑞是16世纪的一名明朝官员，在历史上被视为“清官”的代表。当年，海瑞曾经因为上书抨击明世宗嘉靖皇帝被抓了起来，直到嘉靖帝死后才被放出监狱。至于《海瑞罢官》，则是当时的北京副市长吴晗响应毛泽东号召担任编剧的一部历史剧剧本。吴晗创作这部剧本的背景，是毛泽东1959年4月时提倡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们学习海瑞“敢言直谏”的精神，“敢于讲话”，“不要怕这怕那”。因此，吴晗就在1960年应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的邀请，创作了剧本《海瑞罢官》，讲述了海瑞因为不畏权臣平反冤案、退还民田而遭到罢官下狱的故事。这部剧本，在1961年由北京京剧团首次演出。可以说，这部剧的出现，看上去是吴晗和马连良“摸准了政治风向”的产物。但那时的他们大概怎么也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两个人都将因为这件事丢掉性命。

只需要再重新想一想我在上面提到的时间线，大家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什么会对《海瑞罢官》这部剧感到十分在意了。1959年4月的时候，大跃进正处在一个稍稍降温的“纠左”时期，因此毛泽东才会提倡中共高级干部们学习海瑞多提意见。然而，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和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的一幕，大跃进也重新向脱缰狂飙的方向演化而去。因此，在这个情况下还要创作歌颂海瑞的剧本，实际上就不再是“摸准了政治风向”，而是“没有跟上政治形势”了。因为无论怎么看，海瑞和嘉靖皇帝的关系都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彭德怀和毛泽东，剧中明朝的黑暗政治生态则会让人想起中共本身的政治生态。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写下《八万言书》力图给自己辩解的行为，又会让毛泽东联想起《海瑞罢官》这部剧里提到的“平反冤狱”的内容。至于剧中提到的“退还民田”的内容，更会令毛泽东想到在大跃进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出现的农民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情况。也就是说，这部剧会让毛泽东想起他所说的“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吴晗创作这部剧实际上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反而惹来了一场杀身之祸。

早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江青和康生就认为《海瑞罢官》这部剧“与庐山会议”有关，而且把这部剧与所谓的“翻案风”和“单干风”联系到了一起，表示这部剧“有政治错误”。毛泽东对此深表赞同，决定以《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点燃文革的导火索。

 

三、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出台

为了点燃这根导火索，毛泽东和他的心腹们是颇费了一番周章的。1963年，江青与在大跃进中忠实拥护毛泽东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谈到了批判海瑞的问题。第二年，柯庆施推荐了上海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负责这件事，张春桥则向江青推荐了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兼中共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姚文元来写相关的批判文章。1965年3月，江青与姚文元见了面，交给了他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为了协助姚文元的写作，张春桥调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负责提供历史资料。在这之后，姚文元为了撰写这篇文章屡易其稿。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接替柯庆施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则在9月前往北京开会时，给江青带去了姚文元批判文章的第八稿。最终，姚文元的这篇批判文章写到了第十稿，并经过了毛泽东的亲自审定。为了审定这篇文章，毛泽东也足足看了有三次。经过这一番周折之后，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在1965年11月10日于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选择在北京发表这篇文章，而是千里迢迢地绕了这么多圈，选择在上海开这第一枪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对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势信心不足，而紧随毛泽东政治路线多年的柯庆施经营多年的上海，则被毛泽东看作是一块“可靠的地盘”。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发动这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行动中，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深度地参与其中。而这三个人，也正是此后文革当中毛派骨干“四人帮”的其中三个人。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中，姚文元表示，吴晗所写的剧本“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文中还充满杀气地提出了咄咄逼人的质问，说道：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可以说，这些质问看上去都是疑问句，但实际上却是非常明显的政治罪名罗织。姚文元的文章用一种审问的口气，质问吴晗是否要把人民公社的田退给地主和农民、是否要给某个阶级“平冤狱”。事实上，作为一名紧跟政治形势的学者，吴晗当然是做梦也不敢去做姚文元指控他的那些行为。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姚文元的文章明面上是在批判吴晗，实际上是另有所指。已经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的彭德怀在看到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时，就曾经直白地大怒说“这是打了我彭德怀一耳光”。

当然，在毛泽东的眼中，这个时候的彭德怀已经是不足为虑的“冢中枯骨”了。无论是吴晗也好，还是彭德怀也罢，都不是他真正的攻击目标。

一场席卷天地的大规模风暴，已经在地平线上轰鸣了起来。

文章来源：光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