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脱口秀演员是“自毁人生”吗？时评作家长平回顾了纳粹德国时代的喜剧——可能和很多的想象不同，那些大多是“不关心政治”的“简单娱乐”。
随着中国防疫政策的放开，中国的脱口秀演员开始在北美进行巡演
（德国之声中文网）1930年代的柏林，一个卡巴莱喜剧（Kabarett）舞台。演员拿着一幅“画像”上台了。观众看到的是“画像”的背面，也就是一张白纸。但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代表一幅希特勒的画像——因为纳粹上台以后，下令所有办公室都要挂上领袖照片——会心地笑起来。
可以说，这是纳粹时代的一次“白纸行动”。
卡巴莱是当时德国很流行的一种说唱表演，抖包袱，讲段子，讥讽时事，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今天的脱口秀（Stand-up comedy，又称单口相声、单口喜剧）。
台上的另一位表演者是知名的卡巴莱艺人维尔纳·芬克（Werner Finck）。拿“画像”的演员假装地滑，差点摔倒。芬克赶紧跑过去，惊恐地喊：“别跌倒！别跌倒！”观众立即哄堂大笑。
芬克在这里用了一个“谐音梗”：德语stürzen除了“跌倒”之外，还有“推翻”的意思。
卡巴莱艺人维尔纳·芬克资料照片
芬克在政治上是很温和的艺人。在很多同行或坐牢或自杀或者流亡之后，他仍然被允许继续表演。
但是，他辜负了纳粹党和政府的宽宏大量，经常进行政治讽刺演出。有一次，他对坐在台下监听的盖世太保说：“要我慢点说吗？您跟得上吗？或者我跟您走？”在这里，他用了一词（跟，mitkommen）多义的梗。
笑话不敌强权。他最终跟盖世太保走了，被送到集中营关了六个月。一直等到二战结束之后，他才有机会重返舞台。
按照当下一些中国网民批评脱口秀演员池子和黄西的说法，芬克这是“自毁人生”，“言论无底线”，“为讨好观众口无遮拦”。他的被捕也成为纳粹大规模清洗卡巴莱表演的一个时间节点。按照这些中国网民的逻辑，是他的不理性、不节制、只顾自己出风头、抹黑政府，给整个喜剧行业带来了灭顶之灾。
“不关心政治”的“简单娱乐”
卡巴莱喜剧在纳粹时代遭到重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政府不喜欢笑话。除了希特勒和戈培尔也经常光顾卡巴莱剧场之外，纳粹政府还系统性地推广了娱乐节目。这些娱乐节目中，有很多反犹太人、嘲笑同性恋的内容。但是，可能和很多人的想象不一样的是，当时绝大多数娱乐节目“不关心政治”，看上去仅仅是为了博人一笑。
根据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克（Werner Herzog）在制作政治笑话文献片的同时写成的《希特勒万岁，猪死了!》一书中的的描述，第三帝国生产的电影绝大多数并不是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式的宣传片，其百分之九十都是极其肤浅的小喜剧。在这种喜剧片中，人们看不见希特勒似的敬礼，也没有一个地方飘扬着纳粹的旗帜。通常，情节局限于纷乱复杂的爱情故事，但是多为大团圆结局。
资料照片：希特勒参加一次电影放映仪式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也在他研究纳粹历史的系列著作中描述了这个事实。他写道：“在戈培尔授意下，纳粹德国推出了大量娱乐电影。按照宣传部的电影分类，1934年德国上映的电影中有55%是喜剧片，21%是剧情片，24%是政治片。比例逐年变化，且有的电影事实上同时属于多个类别。然而到了1938年，只有10%的影片被归类为政治片，剧情片和喜剧片分别占了41%以及49%。”
在《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一书中，美国历史学者克劳斯·P.费舍尔(Klaus P.Fischer)也做了一个统计：“在第三帝国期间，一共拍摄了1363故事片，分为两个类别：宣传的和娱乐的”，“大多数电影是简单的娱乐片，发挥逃避现实的作用”。
德国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他的著作《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中说，戈培尔“这位宣传部长虽然偶尔下令拍摄一些大型宣传影片，但是它们的数目用一只手的指头就算得出来。除此之外，整个德国制片业所推出的，都是一些轻松愉快、不怀恶意，在制作技术和艺术表现上非常优秀的娱乐电影，而且其水平与正常的院线影片并没有两样。在那些电影里面，小姑娘钓得金龟婿、爱情永远至上，大家彼此打招呼时从来不喊‘希特勒万岁’——一切都让人根本感觉不到第三帝国的存在。德国电影观众可以在那些影片里面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来满足个人的梦想”。
“一切还没有那么糟糕”
今天的中国并不等同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但是，极权政治在宣传上都有相似的地方。上述著作都有中译本出版，但是这些历史事实在中国显示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冒犯性的。在今天的中国，最容易引发共鸣的一句话是：“不要怂恿别人去当烈士。”
的确，在极权统治下，老百姓能够平安活着就很不容易了。如果还能平安地欢笑，那就简直算得上很幸福了。因此，人们对那些能够提供安全的笑话的脱口秀演员心怀感激。那些能够巧妙地规避审查让人发笑，而且可以由此挣钱的人，通常被认为是聪明人，他们自己往往也有一种智识上的优越感。
我自己也看了很多中国脱口秀节目。这些去掉了政治讽刺功能的节目，大多着眼于挖掘底层小人物奋斗、个人成长、人际关系和情感故事之中的笑料。我个人认为，其中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令人捧腹也引人思考。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妨了解一下专制政治下的审查和宣传历史，也许会带来更多的思考。
为什么纳粹德国推出的娱乐节目大多是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喜剧呢？赫尔佐克认为，肤浅的喜剧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宣传。而且，“几乎没有一个观众觉察，这些被误认为是跟政治无关的风俗剧掺进了难以看透的宣传性内容。”他还认为，政治笑话也并不一定是一种抵抗形式，大部分笑话并不具有批判精神，而只是一种情绪发泄而已，甚至还散布了一种宿命论的观点：说到底，谁也无法改变现实中的弊端。
他举例说，“元首下达命令，我们坚决执行”的口号，在民间笑话中被改成“元首下达命令，我们承担后果”，听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上面发号施令造成的灾难后果，任何人都无能为力改变。——这种批评会不会显得太苛责了呢？因为它让人想到一些网民在“清零”防疫期间对“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嘲笑。人们一般认为，这些嘲笑已经很勇敢了。
埃文斯的回答是：“政治片比例下降，剧情片比例急剧上升。音乐剧、古装剧、爱情喜剧片等类别的电影帮助人们逃避现实、麻痹神经，但也能承载一种信息。”
费舍尔的解释是，戈培尔坚信：过多的宣传，尤其是恶劣的宣传会产生反面的效果。因为这个原因，他给予导演、编剧和演员相当大的自由来生产影片，只要他们远离政治的主题。大多数娱乐片提供了在纳粹政权保护下无忧无虑的、毫无污点的生活景象。高票房的电影通常是浪漫片、喜剧片和冒险片或者音乐剧片。
哈夫纳描述的事实更加让人不安。他写道：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那些心甘情愿配合戈培尔进行宣传工作的人，多半都自视为反纳粹分子，而且他们在心态上确也如此。第三帝国时代的电影明星和导演们，大多数都属于当时所称的“反对派”。
哈夫纳指出，由于他们在电影里可以忽略第三帝国的存在，以致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正在进行某种形式的抵抗。然而他们并不晓得，自己其实是在完全不干坏事、未曾明显做出纳粹举动的情况下，非但完成了戈培尔所交办的工作，同时更协助他瞒天过海——让德国百姓感觉一切还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大家基本上仍旧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
“可你们又不是长颈鹿！”
哈夫纳说，我们不必苛责他们，毕竟他们和其他每个人一样也必须赚钱谋生；而且，其他每一个希望靠着诚实工作在第三帝国赚钱谋生的人，也都各自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为第三帝国效劳。
阅读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是残忍的体验。按照他们的讲述，池子和黄西那些被认为“突破言论底线”、“都是我们听了不太敢听的”的脱口秀，在庞大的极权政治宣传的布局中，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业内人士不要幸灾乐祸，更不要觉得他们出卖了这个行业。事实上，没有勇敢者在前面顶着，后面退缩的舞台也会越来越窄。毕竟，审查者有了这么一份好差事，不会因为缺乏勇敢者而让自己失业的。不妨想想纳粹德国时期的这个笑话——
一天，大量野兔出现在了德国和比利时边境，声称自己是政治难民。
——盖世太保说长颈鹿是国家公敌，要把它们统统抓起来。
——可你们又不是长颈鹿！
——我们知道，但你去向盖世太保解释啊！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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