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训练营｜记者手记：从机构媒体“出走”后，现在是“个体户”

成为一名“专业”记者需要什么？极强的学习能力？吃苦耐劳的精神？灵活应变的能力？

这次，我们选择从“记者”二字出发，区分领域，以某一类型记者为单位，了解他们深度根植于某个特定领域的职业现状，将会遇到哪些人，经历哪些事，又会遇到哪些难题……

以下是记者手记系列第二十九篇，我们采访前记者姚家怡，听听从机构媒体“出走”后的她对写作的理解。

2015年从华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姚家怡先后在某独立媒体、全现在、凤凰网工作。22年上半年，她选择从机构媒体“出走”，成为了“个体户”。“个体户”是她最喜欢的身份，同时她也会介绍自己是个freelance writer（自由撰稿人）。

一年以来，姚家怡用更多的时间写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写稿之外，她还尝试创作剧本杀、桌游和推理小说。目前正和朋友一同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在北京的爱好活动就是拿张凳子在户外发呆”。

图为姚家怡

2011年，姚家怡读大一，彼时社会氛围十分活跃，微博、直播等新兴媒介和传播方式逐渐兴起，她感到媒体行业正在往一个更有意思的方向发展。大学期间，通过校园媒体、机构媒体的实习，她在新闻现场体会到了纯粹的快乐，而公益组织的长期实习则让她接触到不同领域的人和组织。这些经历都丰富了她的个人体验、拓展了接触领域和交际圈、影响了看待事情的方式，为她此后进入新闻领域自然而然地铺了一条道路。

经过近七年的记者生涯，她称“记者”对自己来说是个很重要的身份。但也坦言，“如果一个身份是需要得到准许才能存在的，要与很多前提条件绑定的，那么个体对于这个身份是没有掌控能力的，它必然会造成拧巴和失落，因为你注定要去追求种种许可和认定，我不喜欢这样，所以我主动退出。”

对姚家怡来说，离开机构媒体做选题，少了些束缚和紧张，多了些自由和舒展。去年一整年，就写稿来说，她大约只做了三、四个选题。其中就包括了《在人间｜悬浮在土地上的农村女性》，该报道现已入围2023全球真实故事奖短名单。

图为姚家怡

我们试图通过这篇报道，了解姚家怡的故事。以下是深度营与姚家怡的对话：

深度营：《在人间｜悬浮在土地上的农村女性》关注的是女性宅基地权益问题，你是怎么关注到这个选题的？

姚家怡：是律所负责妇女土地权的工作人员联系我的，她们律所一直在跟进这种农村土地权的案子，这是一个很老旧的话题了，她希望能再取得一些外界关注。她和我讲了任雪萍的一些经历，问我有没有兴趣，所以我就能联系上任雪萍。

你们找选题为什么会觉得很难？

深度营：大概是我们总是在网上翻信息找线索。

姚家怡：我们首先应该要活在社会里头，或者活在现实生活里头。例如你去超市，可能会知道大家现在在玩什么，或者大家现在在关注什么，你去了公园，可能就看到大家在穿什么，在用什么。或者说去跟朋友聊，可能也可以了解很多。我觉得如果只在网上找信息的话，找选题确实很难。

其实我觉得记者虽然说接触很多东西，但是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电话客服。记者的生活是很单一的，我们对社会的接触甚至还比不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白领，他们每天挤地铁去望京上班，夜晚还打不到车，相比之下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是很单薄的。

有段时间我上班的时候，夜晚打车就会打拼车回家，车上总会坐三个人，我就好奇他们在干嘛，可能在打游戏或者看剧。我会觉得当变成电话客服之后，我们对社会的敏感度可能连一个普通上班族都不如，因为他们还活在现实的世界里边，每天夜晚去打拼车，去楼下排队买盒饭，但是现在记者坐在家里可能就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

深度营：所以网上找选题确实不太行。

姚家怡：重点不是找选题，是我们对社会的那种感知力和直觉。

你现在习惯了在网上找选题，如果你三年后已经工作了，是不是还在用这个方法做？如果工作5年呢？那你现在跟3年后、5年后的差异在哪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重视经验，或者说经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的？

作为一个所谓有经验的记者，在技能上你到底有什么优势？我觉得这种优势可能就在于我们对社会的一些理解和一种自觉，这是经验可以带给你的。

但如果说现在这种环境就是鼓励大家都去做电话客服的话，可能做一年两年三年都不一定有很好的变化，因为我们只是跟别人打个电话，聊一个小时而已。我会觉得这工作的性价比不高。能够保持长久竞争力的关键，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去理解、掌握社会运作的逻辑。同样一个内容，你不一定觉得这是一个选题，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是或不是的判断，就来源于你的经验和自觉，这东西当然是需要积累的，而且是需要有意识地积累的。

我觉得起码第一步我们应该活的更现实一点。变成客服，是因为它的唯一优点就是让媒体的生产成本降低。

深度营：你有没有写过的一些选题，是通过刚刚提到的“活得很现实”的方式写出来的？

姚家怡：有很多选题是朋友给我的。因为我很多朋友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专业，在专业领域里面会有自己有意思的观察，通常外人是不会知道的。我平常有空就会去找朋友见面，我们很自然地会讨论一些有意思的题。比如《一个女艺术家的100多次相亲：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什么体验》这篇稿子，像这个相亲艺术家，其实找到她也很简单，就是我朋友圈里面的那些艺术家转了，可能原本只有几百一千的阅读量，凭空去搜的话肯定搜不到，但因为我活在一个这样子的朋友圈里面所以我就看到了。

深度营：那不同领域的朋友也是要去积累的吗？

姚家怡：对，我不是一个很擅长社交的人，去陌生场合，我也不太能说话，但我觉得多接触人就一定是好的。另外像刚才说聊天的那些朋友，其实我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不会把朋友当做资源，或者当做我找选题的一个来源。因为第一这很不现实，第二是即使这样想，也不太可能实现。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关注一些事情。像我做一些选题，有时候也会找朋友去聊，看看他们的看法。我觉得核心在于你和朋友的理念可能是比较相近的，你们会真的在意同一个社会议题，有相近的价值观，愿意相对深入地去探讨一个议题。

我是觉得不要只看重选题这一个事情，你们以后工作的核心也是找选题，这是一个很流程化的东西，但现在你们还有更多时间，不要只把找选题当做找选题，核心是在于找一个能够激起你关注或者兴趣的话题，然后真的去研究这个事情本身。

深度营：看到任雪萍的报道中引用了不少的政策文件和学者论文，这些都是要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完成的吗？

姚家怡：可能每个选题不太一样，我以现在不需要完成公司任务的角度说，就比较自由的一个工作方法来说的话，一般我会更倾向于先跟人接触。

先了解当事人的说法、经历，得到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我认识任雪萍是通过在这一领域有近20年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对方给我提供很多她研究的一些想法，我会有相对更宏观的了解。但我偏向于先跟人接触是因为我不想先从一个框架、或者一个很明确的既定印象开始。如果你看很多论文文献，总会有一些结论和印象，我希望报道的这个故事本身是在很真实的个案里头的，而不是在这些论述之中。

我会在积累了一定的个案材料之后再去思考，在这个话题里面，它展现的是一个怎样子的事情，面临的困难有哪些。具体一点来说，我听完任雪萍讲述的所有经历，就可以稍微地列出她可能遇到的困难。

深度营：你提到宅基地这种已经是比较旧的话题，有很多研究，也被报道过。那你有没有刻意去找新的角度来写这个话题呢？

姚家怡：我觉得整个故事或者这种类型的案例，确实非常的旧。而且所有法律层面该探讨的、该完善的地方也被讨论过了，当然法律现在也还是有一些难以执行的地方。但如果我们真的按法律来走的话，这个故事1000个字就可以写完了。

但我觉得我们做新闻的一个重点还是要给读者看，除了提供硬信息以外，我们的稿子应该要选取更合适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是合适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另一方面是选择适合呈现具体个案的形式。如果我们把这些报道全部看成是一整类的事情，那每个同类型的案子，稿子都会长得非常雷同。这种雷同跟写法、叙述的模式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写稿的人，需要把努力放在这里。

当时就是因为跟任雪萍聊了几次，我感受到这个人她有很强的一些生命力，这点是很有意思的。

深度营：可以展开讲讲这种生命力吗？

姚家怡：这就是很直接的感受。打电话的时候，一开始因为她身体一直不太好语气很低沉，但是当说到宅基地相关的事情，就跟她平时打电话的时候差别很大，但如果你见到她本人，那个状态跟打电话又完全不一样。

我会觉得她人比较有生命力，是因为她对事物的观察不是纯粹地只考虑经济层面，她维权不仅为了要拿到一个宅基地，还包括挣得她认为的人的尊严，男女平等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她很执着追求的，作为一个很普通的无权女性，她是这样去感知人在家庭、在传统文化里的关系的。我会觉得这种更抽象一点的东西，是这个案例里一个特别的点，确认了它是有书写的可能的。

这种生命力让我在去跟她见面之前就决定要写一个故事了，而且我发布的平台也是比较倾向于长篇故事的。

深度营：怎么跟采访对象接触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故事？

姚家怡：首先我并不期待说一定要找到故事。我觉得有些经历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而有些经历就不是故事，像现在我们看很多稿子，它都是有一个话题的，里面包含了几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工作得很辛苦或者很难受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断地被强迫去找故事、写故事。

因为我觉得故事它不是天然存在的，像我跟任雪萍聊了这么多，我是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判断这是一个故事，她的经历、或者她的一些理解，它是符合叙述框架的故事。但是也存在很多人的经历，它就不能算作故事，我不是为了去写故事才写，我只是觉得这恰好是一个故事，所以我写了一个故事而已。

我一般也不会像写任雪萍这样子来写稿，因为这样的操作并不常规，也不可能都期待这种。如果当大家都觉得故事的传播力度更好，你就会在你的选题里面等待一个故事出现，但你一定不可能把每段经历都写成一个故事。

当然所有的经历在广泛意义上都是一个故事，但我觉得核心是在于你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去衡量在这个讯息的市场里面它是不是独特的重要的。

深度营：你在线下是如何跟任雪萍接触的？

姚家怡：我是从北京过去的，住不了酒店，就在她家里住了三天。

深度营：在她家的时候就一直聊天吗？

姚家怡：就聊天，你人坐在那里别人就会想说话了。她可能也有很多想要说的，这么多年其实过得挺憋的。除了聊天以外，我还叫她带我去她曾经申请材料、找领导的那些地方走一下。

深度营：聊天的时候会一直开着录音笔吗？当天是否会对聊天的内容做一些整理？

姚家怡：**我一般去哪儿都是先开录音。**如果吃饭有时间可能我会敲一些关键词在手机里，不一定每天都有空做整理。反正路上看到什么就拍一拍，印象特别深的地方会记一下。

深度营：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写长篇故事会怎么去核查呢？有没有采访她的亲友呢？

姚家怡：我觉得看你对于一个稿子的把握，有些是她以前发过的资料、录音和聊天记录。因为整个叙述的方式决定了人际关系上的细节很难有严密的一个核查，只能够综合已有资料，保证基本事实。

我自己会比较克制，有一些细节或她具体描述的东西，可能就不会太过详尽地引述。因为有些东西你没办法完全核实到。有些没法完全核实的，也可以不写出来，就是有所取舍。你起码能够保证发出来的那些内容，是能够达到相对准确的。

深度营：你觉得与采访对象接触的过程中记者应该是什么角色？你会为采访对象倾注很多的私人情感吗，比如说把他当做一个好朋友或者是姐姐或者是亲人？

姚家怡：当然不合适，尤其你主观上面当做你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核心是克制。就像你前面说的核实，我觉得克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写的总是比你知道的少，然后你就保持这种距离，克制是一个基本的职业要求。

核心不在于你是不是把ta当成朋友，是对方把你当成什么，这才是一个能力的挑战。你不可能忽悠别人，虽然你可能有暗访的时候或者有含糊的时候，但是就总体来说，你呈现出来的身份应该就是一个来写稿做记录，然后有机会去传播的人。

深度营：像你报道完任雪萍的事件之后，还有跟她有持续的一些联系吗？其他采访对象呢？

姚家怡：跟她会聊，因为可能她还是比较特别，但像这样的采访对象其实很少。

首先我不会说为了让采访对象接受采访就特别关心ta，我也做不到。我作为个人可能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心，比如ta是真的很困难，可能就会多关心一点，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也不会说特别地关心。我也不知道怎样能够维持这种关系，没理由无端去找人家，我自己都会觉得挺打扰的。另外我觉得报道已经打扰了别人一遍了，我为什么还要持续打扰ta？

我甚至会想，当记者和采访对象界限模糊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要提醒对方？其实我们是记者，我们是有目的的。另外我觉得采访对象接受采访，ta也有一些动机，你的采访对象绝大多数比你有社会经验，比你年纪大，ta有自己的判断。

不在于说我营造一个怎样的感觉给采访对象，当然有些记者能够营造很好的感觉给别人，别人也会愿意跟记者多聊，或者能够一直维持关系等等，这样很好。但对我自己来说这很难办，除非我们可能真的很聊得来，或者我们真的有一些理念上面的很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有些采访对象可能交流得不够好，原因是大家本身不搭，不一定是记者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追求的不是采访对象一个个案的结果。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公众，新闻是公共产品，当然在一些个案中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或者蒙冤的时候，你的报道可能可以促成个案上的正义。但我们的工作基本点不是在个案上，不是为采访对象服务，而是在于公众意识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

深度营：离开机构媒体没有选题限制以后，个人关注的方向会不会有变化？

姚家怡：首先离开机构媒体不可能意味着没有限制，因为限制选题的不是机构。仅仅从创作的角度看，离开机构只意味着我能拥有我全部的工作时间，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写东西，避开一些不想做的任务选题。所以最大的变化还是操作上的自由度和可以多花时间做扎实一个议题。

再者是，不在机构里工作的话，一些选题一开始可能就不会做了，或者切入角度不一样了，例如一些突发灾难事件，因为这类报道涉及到直接安全风险，往往需要后援。还有是一些比较硬的选题，也会比较少做，除非是约稿，这也是考虑这类选题的时间一般很短，不合适个人写稿来做。

深度营：你现在是自己找平台发稿还是有稳定的合作平台？大概流程是怎样的？

姚家怡：我一般有一个想法之后，会做一点前期，包括评估可行性、成文风格和工作周期，写一个提案，再跟媒体平台沟通，通常会根据选题的风格找平台。当然，也有编辑老师会来约稿。完稿后的流程就是根据平台自身的流程走。

深度营：脱离了机构媒体之后的采访有没有遇到过困难？

姚家怡：恐怕离不离开都充满困难，这就是这个事情的特性，但离开后不用担心被领导批评和扣工资（笑）。当然，我工作这么多年了，自认是个合格熟手的技术工人，所以一般困难还是可以解决的，是否在机构工作倒是影响不大。例如我有困难还是可以找朋友帮忙，不一定非得依赖机构的支持系统，还有和媒体平台合作的话，平台的编辑老师也能给到很多帮助。此外，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什么一亮出名字就采访很顺利的地方工作过，所以也体会不到这种落差感。

深度营：离开机构之后成稿时间应该比较宽松，会有交稿的压力吗？会给自己定ddl吗？目前平均的成稿周期大约是多久？

姚家怡：成稿周期说不准，我一般开始做之前就有个预判和时间表，有的长线题可以做3个月，当然期间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在做。快稿的话就多数是约稿了，这得看编辑定的时间，答应了就得配合。以前工作的地方也相对宽松，本身写稿也不是一个有人盯着你的事，其实工作习惯还是比较好。

不过我也有在摸索一些工作形式，以前打工的习惯就是一阵很忙，一阵很闲，都是密集式做一个题，所谓密集可能真的3-4天没有任何正常生活，除了睡觉都投在里面，我也会想这样是不是真的“好”和高效，或者有没有更健康一点的方式。

另外是做个体户的思维和打工完全不一样。打工时候，你的假期和下班时间是有保障的，哪怕要加班，也还有带薪休息时间，可是freelancer没有，我要为自己的假期和休息埋单，所以如果我像上班一样，工作和生活不分开——多数媒体工作就是这样，我是在亏本的。在我看来，最大的困难的不是所谓的“管理自己”、“按时完成”，而是改变过去的工作习惯，把生活和工作彻底分开，可以按下一个暂停键。

深度营：人都是有惰性的，老师脱离机构媒体后会有做稿上的惰性吗（比如做了一半就不想做了），有没有采取一些方式来对抗？

姚家怡：没钱就不会拖延了，每个月收到账单时，我都恨不得马上写三篇稿。我很懒，但是一直没什么拖延问题，可能因为我比较急性子，拖着会浑身不舒服，另外是我很爱玩，受不了有东西拖着影响我玩耍的心情。我能想到的“对抗拖延”的方式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如果生活中有一个部分的时间要拿去做喜欢的事情，那剩下时间就自然会让自己完成工作任务，同时又不会因为工作一直拖延而感到不开心。当然做了一半不想做，做了开头不想做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稿子）太多了，这大概也无关拖延，如果答应了有协议只能做完它，没有的话就随它去吧。

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