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人说，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中国人自共产党上台以来最自由、最没有恐惧的7个星期。但人性对自由的渴望，民众对国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学生对共产党政治人格的勇敢挑战，遭遇血腥镇压。自此，中国陷入长久的恐惧和沉默，直到今天......
这次民主运动以及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由于中国政府在境内对相关信息全面封杀，已经不为当今的很多中国年轻人所了解。为了还原历史，也为了让这段历史不被遗忘，本台曾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时，请专门记录这段历史的旅美学者吴仁华按时间顺序，详细介绍从1989年4月22号开始，到6月8号这期间每天发生的大事件。由于这个叙述非常具有史料价值，本台将吴仁华的讲述重新包装，每年在六四期间都会在社媒上推出，为铭记这段历史提供一个平台。
吴仁华在1989年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员，全身心投入八九民运，亲历六四镇压。逃亡海外后，吴仁华致力于搜集、整理八九民运和六四的史实，并出版多部专著，是这方面研究的权威之一。
1989年民主运动起始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4月15号突然逝世之后。北京各大高校学生在4月17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并随后提出了争取民主、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等7项请愿要求。后来，学生们转移到中南海新华门外抗议，并在4月20日与警察发生冲突。4月21日，数万名高校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要为胡耀邦送行。吴仁华将从4月22日讲起。
1989年4月22日
数万人送别耀邦 三学子跪地请愿
4月22日那天发生的最大事件就是，中国官方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为胡耀邦先生举办了追悼会。然后，北京各高校的数万名学生彻夜等候，为胡耀邦先生送最后一程。
高校学生彻夜等候的原因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头一天(即4月21日)发出公告说，4月22日上午8点到12点，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和周边，要进行交通管制，禁止所有的人和车辆进入。所以，在4月21号晚上8点钟开始，北京20多所高校的4万多名学生，手举校旗与横幅，呼喊着口号，从各自的学校游行抵达天安门广场。
但那天晚上，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不仅是这4万多名高校学生，还有很多民众也陆续来到天安门广场。所以那天晚上，大概共有1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学生们横幅上的标语主要是，“打到暴力”、“民主万岁”等；而他们呼喊的口号主要有：“反对暴力”、“爱国无罪”、“铲除官倒”、“新闻自由”、“反对专制、反对独裁”和“民主万岁”。学生的横幅和口号里所提到的暴力，就是指4月20号凌晨，在新华门前请愿的学生遭到了军警的武力清场，很多被打伤，但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被打伤最重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他被打得脑震荡，而且脸部也有很多伤口，缝了好多针。他当时满身都是血。
4月21日晚上，北京各高校的大概5万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那是自1949中共建政以后的第一次学生联合运动，还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而中国官员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前，不仅调动了北京市所有的警察，而且还调动了北京卫戍区的现役官兵，还调动了38集团军的8986名士兵，对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周边实行戒严。
4月22日，北京5万多高校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各高校的学生活跃人士就组成了一个“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然后该委员会根据北大学生4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所提出七条请愿，提出了“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的请愿诉求。然后，他们还与胡耀邦智囊人士商量，提出了另外一些要求。第一，让广场上的学生瞻仰胡耀邦先生的遗体。第二，让广场上的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第三，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让他的灵柩在天安门广场绕一圈，让在场的数万名学生为他最后送行。
但中国官方治丧委员会拒绝了学生代表的所有要求，只是答应向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会的现况。他们还要求在广场的学生向东移动，腾出广场西边的场地，以便让追悼会参加者的车辆能够通过，而学生们接受了官方的这个要求。
胡耀邦的追悼会(4月22日)10点开始，40分钟以后结束，但学生们一直等到11点也没有看到胡耀邦的灵车，使他们很悲愤。这时学生们才开始越过天安门广场西边的路，涌到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他们向官方提出了3点要求， 第一：还是要求胡耀邦的灵车绕着天安门开过；第二；与时任总理李鹏会面；第三，希望官方媒体能够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但官方没有接受学生们的要求，也没有派官员与学生见面。于是,到12:15左右,北大学生郭海锋、张志勇，还有政法大学的学生周勇军三个人，越过了军警的警戒线，到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台阶上跪下来请愿。其中郭海锋双手举着请愿书，泪流满面。这三个学生跪了40多分钟也没有官方的人来接见他们。这时学生们群情激愤，政法大学的硕士生浦志强就用话筒把自己的头砸得头破血流。
后来，北京高校的临时行动委员会作出决定，为了他们的和平理性，他们可以撤离天安门广场，但他们要罢课抗议。于是，4月22日1点30左右，学生们就开始有组织地撤离天安门广场。但他们一路高呼口号，特别是经过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时，他们高呼“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就这样，4月22日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活动，就造成了北京高校的学生集体罢课。
（林坪采访）
1989年4月23日
北京高自联成立
1989年4月23日发生的最有标志性和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成立。 北京大学物理系1988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刘刚是高自联的发起人。 他召集了21所高校的几十名的学生代表开会, 成立了高自联。然后他们挑选北京政法大学的学生周勇军担任首任主席。常委由王丹、 吾尔开希等担任。
4月23日白天, 北京高校的学生主要是在校园里张贴大小字报, 其次就是在社会上散发传单, 内容就是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诉求都被拒绝, 呼吁广大的学生罢课等。根据统计，当天大概有十所北京高校的学生在校园内游行，有20所高校学生在校园内集会。内容主要就是呼吁罢课抗议官方的沉默。
4月23日上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出国对朝鲜进行一周的访问之前, 与当时中共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力谈话, 提出了如何对待高校学生的三条意见: 第一, 要劝阻学生罢课游行, 呼吁他们复课; 第二, 对学生要采取疏导劝告的方式；第三, 绝对不能发生流血事件。 他还希望官方媒体正面报道学生的诉求。
4月23日的另外一个官方动作就是, 当天晚上8点, 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 市长陈希同, 与北京67所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召开会议, 主要是通报学生运动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对策。 李锡铭和陈希同提出要求, 第一, 针对4.20新华门前的流血事件, 以及有关李鹏拒绝接见学生的传言要坚决予以澄清; 第二就是要做好高校教师和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 第三, 学校党委要对学生的错误作法, 旗帜鲜明的表示态度。第四, 如果学生代表要求跟校方领导对话的话, 可以考虑答应。
当天发生的另外一件比较有标志意义的事情就是, 官方的《科技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有关学生4月22日天安门广场活动的长篇报道, 而且报道是正面的, 说学生们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中国人民的心声, 报道还附带很多照片, 打破了中国官媒的贯常作法。
（林坪采访）
1989年4月24日
北京6万学生联合罢课
4月24日, 北京38所高校6万多名学生联合罢课, 抗议军警4月20号在新华门殴打学生, 以及官方对学生4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的请愿置之不理。 然后, 北京高自联发表声明, 表示罢课将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进行, 不会有过激的行动。 那天, 有大量的学生在北京街头演讲, 向民众宣讲学生运动的真相和诉求。
同时, 学生还进行募捐, 捐款主要用于购买印刷学生大小字报的纸张。 当天的捐款情况还是很不错, 因为民众对学生运动开始有积极的反响。 清华大学的学生到中关村的科技公司募捐, 就募到了一千多元; 而北大学生在北京街头募到了五千多元人民币。 这些数额在当时是很多钱了, 很令学生兴奋, 因为那时万元户就是富豪了。
高校的大多数教师没有公开表示对学生的支持, 但一些年轻老师在私下里对学生运动予以支持。当时, 北京各高校从上到下的各级领导以及教师, 内心里对学生运动都抱有同情态度。 因此, 要不是官方高层对学生运动的强硬态度的话, 学校方面不会因学生参加罢课而处分他们的。
4月24日, 官方有好几个动作。 例如, 官方的北京市学联当天下午1点30分召开了全市高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主席的会议, 主要是要求各高校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坚守岗位, 与非法学生组织进行斗争。 所谓的非法学生组织, 当然就是就是指高校学生4月23日晚上成立的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 也包括类似北大学生建立的, 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 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也都成立了学生的自治组织。 所以当天召开的官方高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会议, 主要是为了与"非法学生组织"作斗争, 并与它们争夺学生的支持。
官方的另一个行动是, 中共北京市委4月24日下午4点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 主要是为了研究学生运动等情况, 然后商议对策。 会议认为, 学生学潮的形势十分严峻, 这场学潮已经构成了一场动乱, 学潮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领导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会议根据他们认为的"严重形势", 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 第一, 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表明态度; 第二, 国家的媒体和宣传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 大力配合, 制造强有力的舆论声势, 扭转当前被动的形势; 第三, 要求中央授权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政府, 组织群众, 发动反击, 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 第四，建议中央尽快地拿出行动, 解决群众反映最大的和意见最多的一些问题, 以便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然后官方最大的一个行动就是, 李鹏当天晚上8点钟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这个碰头会的目的也是研究当下的形势和商讨应对措施。 李鹏在会议上明确的说, 学生运动已经改变了性质, 它的矛头已经对准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该会议还请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介绍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和他们对中央的四条建议。 然后李鹏还让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主任李铁映和副主任何东昌介绍学生运动的情况。 他们也认为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 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和制止。 这个会议对官方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李鹏后来也在有关回忆录中把这场会议说成是关键性的事件。 正因为这次会议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 并决定对其采取强硬的压制措施, 所以最终导致后来在天安门对学生的血腥镇压。
（林坪采访）
1989年4月25日
邓小平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
4月25号最重要的事情，中国官方最重要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当天上午十点钟李鹏跟国家主席杨尚昆到邓小平家中，向邓小平汇报头一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学生运动的分析和将要采取的措施，进行汇报。所以邓小平听完汇报以后讲了一番话，所以这番话决定了对学生运动采取强硬镇压措施，导致了后来的武力镇压。他首先是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要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场动乱，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这些人是受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另外邓小平在讲话里头他刻意谈到了胡耀邦，他对胡耀邦还是做负面的评价，他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所以给胡耀邦的规格已经很高了，但实际上他说胡耀邦是有错误的，反自由化表现软弱，让今天学生运动出现这么大的动乱。邓小平在谈话当中又谈到四项坚持十分必要，那四项坚持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四个坚持。他又提到了这场动乱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邓小平还谈到一句非常明确的话，他说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还有广大民众支持，特别我们还有几百万的人民军队。所以他特意提到说还有几百万人民军队，其实这个谈话就为整个学生运动定了性，就是动乱，又为今后采取的措施定了调，用强制的方式予以制止，也就是说予以镇压。
在学生方面，4月25号学生还是跟4月24号一样，罢课的学生还是继续上街向民众演讲，讲学生运动的真相，讲学生运作的诉求，同时去募捐。因为更多的学生们的罢课，所以说上街演讲跟募捐的学生人数就比4月24号就更多，我们就拿清华大学来讲,清华大学当时在校的学生有一万五千多人，所以在4月25号清华学生自治组织统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上街演讲募捐，那你想他总数是一万五千名学生，三分之一那就是五千名学生上街演讲跟募捐，那光是清华大学。所以说可以看到，在4月25号，北京的罢课学生更多的人是上街，去向群众演讲和募捐。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当天有五十八所高校贴出了大小字报一千两百七十多份，四十六所高校学生罢课，占高校总数的67.6%，罢课的学生大概保持在六万人左右，大概占学生总数的40%。这是学生方面的基本情况。
到了4月25号，就开始有一些北京高校的教师张贴大字报或者是发表演讲，明确的公开支持学生罢课。这些教师表示他们深切的了解学生，学生是忧国忧民，代表着国家跟民族的未来。所以从25号这天开始有一些各高校的大学教师公开站出来，开始支持学生领袖。
当天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主席周勇军接受香港记者的采访，他就表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已经与北京三十二所高校建立了联系，所以共同向”政府提出学生复课的三项要求，第一，跟中国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第二，中国官方对四二零新华门事件要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第三，中国国内的媒体应该如实报道学生运动。所以这就是他代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提出了罢课学生的方向诉求。
（林坪采访）
1989年4月26日
四二六社论杀气腾腾
邓小平听完李鹏的汇报、讲话以后，李鹏就马上让曾建徽执笔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标题就叫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民日报》4•26社论”。而且还决定当天晚上7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4•26社论”，就等于提早一天播出。就是李鹏他们决定，想造成一种威慑的气氛。这个4•26社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按照邓小平的讲话去撰写的，就是代表了邓小平的意见。所以当天晚上7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就播出了《人民日报》这篇社论。
播出的时候，北京高校学生自制联合会正在政法大学，召集各校代表开会。与会的所有代表听完这个社论后非常震惊，没有想到官方会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全场鸦雀无声至少有一分钟。然后大家就群情激愤，就认为必须要予以反击，就决定在4月27号举行大游行，抗议“4•26社论”。当天晚上11点钟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就发出了游行的通告。通告的内容就是，4月27号全北京市高校学生统一大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会合。游行的目的就是抗议“4•26 社论”。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那个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其他所有的报纸都在重要的版面转载，因为这是官方的要求。所以这个“4•26 社论”就明确地把学生定性为动乱，而且要采取强硬的措施予以制止。所以“4•26 社论”出来以后，震动非常非常大，特别是在北京高校。当天，很多北京高校都发生了学生大规模的集会跟大规模的游行，主要的口号当然就是反对“4•26 社论”，就说学生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是动乱，中央电台颠倒黑白，《人民日报》胡说报道。
“426 社论”造成的这种震动不仅是北京高校的学生，包括北京高校的负责人跟教师。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这三所学校的负责人都很明确，绝大多数高校师生感情上不能接受“4•26 社论”。党中央的决定来的太突然。定性是一边倒，就把学生给推过去了，就失去了与学生对话的余地，也让北京高校的干部和教师很难再对学生做积极的工作。这时在大学里头不仅是学生、教师对“4•26 社论”反感，反应比较强烈。你看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学校的负责人都明确地认为“4•26 社论”不妥当。
4月26号在学生方面发生了很重要的一次活动，就是当天上午9点30分由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学楼前面举行了第一次中外记者会。会场上挂的一个大标语就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因为是首次记者会，到场的记者有100多人，另外还有2000多名学生。记者会上宣读了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章程草案《告全国同胞书》，向中国官方提出4项要求。第一就是要求与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第二就是要求公安部长就4•20新华门殴打学生事件公开道歉；第三要求新华社社长道歉，因为新华社对4•20新华门事件进行了歪曲报道。另外在这一首次记者会上，北京高自联的七位常委首次亮相。记者会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还透露了一个统计数字，说到当天为止总共有80%的北京高校全面罢课，总数目大概是41所高校。
（林坪采访）
1989年4月27日
4·27大游行：最悲壮的一次游行
1989年4月27号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4·27大游行。
中国官方在4月26号就已经要求各高校的校领导，院系领导包括教师劝阻学生上街，所以给了很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像清华大学的学生自治组织就在这种压力之下，为了避免流血，所以他们就主动解散，而且宣布说不组织4月27号的游行。北京大学历来都是学运的带头人，结果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在是否组织4·27大游行意见分歧，最后投票表决，结果还是三票要取消游行，只有两票同意大游行。
北高联的主席周勇军也是受到官方的极大压力。从4月26号下午开始，北京大学的领导，政法大学的领导，还有他的班主任等很多教师，从4月26号下午一直跟他谈话到4月27号凌晨3点钟，就是给他施加压力，要他取消4月27号大游行。到了4月27号凌晨3点钟的时候周勇军终于顶不住这种压力，然后就手写了一份通告，通知各高校的学生取消27号的游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说4·27大游行那一天实际上各高校的学生都是自发地走出校门。很多学生在出发之前留下了遗书，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次出去可能会有武力镇压，会流血。所以几所医科院校的学生都携带好多药箱跟急救药品，是准备在游行途中去拯救那些受伤的学生。一些横幅就表明了学生那种准备流血牺牲的态度。其中有的横幅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政法大学的学生打着的横幅，上面写着“誓死捍卫宪法的尊严”。因为中国的宪法第34条、356条都写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游行、示威、集会、罢工的权利嘛。所以4•27游行是所有89年游行里头最悲壮的一次游行。
因为各高校学生都受到了校领导跟教师的阻拦，所以出发的时间不一样。当时在游行过程当中受到军警的强制阻拦，所以在很多交通要道部署了数以万计的警察还有武警，军人就是38集团军、北京卫戍区的军人组成了一道道拦阻线。就是数以万计的军警在交通要道手挽手组成人墙。很多人墙是几十道的人墙。第一排手挽手，第二排就顶上去又是一道，就几十道。所以说学生的游行队伍要冲破这些一道道军警的拦阻线也是非常艰难的。
当天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北京各界的民众被学生感动了，沿途当中至少我想有超过100万的社区民众在街道两旁为学生欢呼，支持学生。很多知识界的人士也非常激动，因为觉得学生非常不容易，而且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超过了4月21号晚上的游行规模。所以很多知识界的人士就追着学生队伍，给游行学生送饮料、送食品，然后很多市民也是追着学生队伍给游行学生送饮料、送食品。
至于整个学生游行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各高校不太一样。我是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游行。政法大学大概是上午8点多钟出校门，然后回到政法大学校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钟。那你想，政法大学的学生游行经历了14个小时。政法大学不是离北京市区最远的一个学校，最远的我印象当中是北京农业大学。所以他们要回到校园的话至少是14个小时以上。所以道路两旁的那些民众不断地给学生喊支持的口号，“学生万岁！学生万岁！”然后学生就喊“理解万岁！人民万岁！”我当时特别感动的就是在东二环路一个幼稚园的女老师，带着一班的幼稚园的学童，每人都端了水杯，给坐在大街当中休息的学生递上水，然后很稚声稚气地说“大哥哥，大姐姐，请喝一口水，我们支持你们！”当时很多学生接过水杯都掉了眼泪。所以你要说游行时间，4·27大游行是整个89民运当中游行时间最久、游行路线最长的一次游行。
中国的官方，北京市公安局都不得不承认学生是理性的，和平的，因为官方跟学生都采取了理性和平的态度，所以4月27号就避免了冲突跟流血。
就因为4·27游行学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根本不怕镇压，特别是沿途超过百万的北京民众这么积极地支持、声援学生，是中国官方没有想到的。这样的话，当时中国官方就放弃了镇压的方案。这个游行中，学生的悲壮、不怕牺牲，加上人数众多，又加上百万民众的强烈支持，也震撼了中国官方。中国官方在当天，李鹏和很多人就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民众站出来支持学生运动。就在4•27游行当天的中午，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就发表了一个公开的谈话，就说中国官方对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表示欢迎。这实际上就是4•27大游行一个非常具体的成果。
（林坪采访）
1989年4月28日
中国知识界联署公开信
1989年4月28号这一天相对来讲北京各高校都比较平静。因为头一天是四二七大游行，学生经历了那么长的游行过程，至少都是14个小时以上的步行，都非常疲倦，所以说这一天相对来讲比较平静，学生基本上是在休息。
比较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三十多人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标题是《捍卫新闻自由”- 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主要是反对中共上海市委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处分《世界经济导报》的老总钦本立。这三十多名中国知识界名人，在中国包括在大学生当中影响力和知名度都非常高，其中就有严家其、包遵信、苏绍智、 徐良英、张显扬、吴祖光、于浩成，李南友、戴晴、苏晓康总共三十多人，所以这应该是在八九民运中中国知识界人士、著名人士第一次公开联署的一封公开信，也是中国知识界在八九民运当中第一次的一种反抗的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可能值得特别的要说一下。
中国官方的媒体对四二七学生大游行做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这是自从4月15号胡耀邦逝世以后对学生的活动首次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所以学生和社会对媒体的报道也反映比较好。《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一则消息，标题是《数以万计的北京学生和平游行》，中国新闻社对四二七学生大游行也给了中肯的报道，中央电视台在午间的《新闻联播》当中是在头条报道四二七学生游行的消息。因为在这之前我提过只有《科技日报》对学生4月22号在天安门广场对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做了报道，所以这一次对四 二七大游行的报道，是中国官方媒体普遍做了首次客观公正的报道。这一次的改变受到学生跟民众的欢迎，所以这也是四二七大游行学生那种悲壮和包括百万以上民众的支持造成的一种结果。
4月27号中午，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发表谈话，说官方愿意跟学生进行对话，所以北高联对此表示欢迎。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也表示欢迎，但是具体的对话的时间，对话的方式，中国官方都没有提出来，只是表了一个态，所以北高联跟北京各高校学生还要等待中国官方具体的对话方式，对话的时间。
4月28号的下午3点钟，李鹏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中国安全部，公安部，还有北京市汇报学运的情况，研究下一步制止动乱的措施。所以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扩大会议除了赵紫阳出访朝鲜，另外四位常委都出席了，还包括国家主席杨尚昆，还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薄一波、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平，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这些人列席会议。所以在会议上的与会者都是比较保守的，他们还充分肯定”四二六社论“的作用，还准备按照原来制止动乱的措施，继续稳定北京，从而稳定全国，团结党的骨干力量争取中间选民。他们还对”四二六社论“很有信心，对制止动乱还是很有信心。实际上就是说在经历了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他们没有正面的去总结经验，没有去反思，为什么学生冒着流血牺牲还要上街，为什么一百万的民众可以支持学生。所以会议上他们没有去正面的反思，然后在会议上，李鹏、姚依林、薄一波、宋平这些人还认为四二七大游行是有人故意煽动学生说要破坏稳定，他们这几个人还想到是不能把平息动乱的希望寄托于对话。所以双方认为要通过对话来争取中间的群众，所以中共官方尽管通过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发出了愿意对话的信息，但实际上他们对话不是有诚意的，只是一种手段。后来中国官方在4月28号以后开始跟学生所谓的对话，那种对话真的是一种手段，是一种形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
（林坪采访）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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