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30日，揭幕后的民主女神。（六四档案图）
1989年4月29日
-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与学生的“对话”
- 到场学生的代表性遭质疑
- 北高联主席吾尔开希被挡在会场外
- 李鹏要求官方代表与学生的对话态度要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4月29日下午两点半，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和北京市副市长等四人作为官方的代表，在共青团中央会议室与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四十五名学生，举行中国官方所谓的对话，持续了三个小时。
为什么我说它是所谓的对话，因为这十六所高校的四十五名学生并没有代表性，它是由中国官方的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从这十六所高校找来的学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官方的学生会成员跟共青团的干部。所以在这个对话刚一开始的时候，就由在场的学生提出质疑，就说这不是对话，因为绝大多数今天参与的学生没有代表性，其中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学生当时就非常愤怒，退席抗议。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项小吉，当时也在这个所谓的对话会上站起来质疑学生的代表性的问题，说今天到场的这些学生缺乏代表性，如果真的是要跟学生对话的话，就应该跟北京高自联所指定的那些学生，就是真正能够代表着这次学运的名义的学生进行对话。但是袁木他在所谓的对话会上，明确表示，不跟非法学生组织对话，不跟参与动乱的学生对话，所以对话会给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就留下非常负面的形象。在这个对话会结束以后，北京各高校就出现了很多的大小字报，就是针对官方所谓的对话会，针对主要的官方代表袁木，因为在所谓的对话会上主要是袁木在发言。
关于这个对话会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在对话会议召开之前的当天下午2点钟，北高联主席吾尔开希得到消息，赶到共青团中央会议室，结果被北京市学联发言人还有一批学联的干部给阻拦了，说你不能参加今天的对话会议，你不能在对话会上发言、发布宣言，所以这样的话吾尔开希就没有进入对话的会场。
因为本身这不是一次我们通常所说的对话，它连座谈都谈不上，实际上是官方的代表在做演讲，居高临下在发表演讲，因为四个官方的代表是高高地坐在主席台上，其他的四十五名学生是坐在台下。而且所谓的对话会议一开始，他们就规定与会的学生不能提问题不能发挥。所以后来有学生就说这是一个记者会，但你不能像记者一样提问，所以你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以说这种座谈会和演讲会的话，不可能达成有任何的结果，因为它本身官方不是把它作为跟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跟北高联进行对话，所以不可能有结果。他只是为了欺骗舆论，为了平息学生的愤怒。所以在对话会之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就特意跟对话会的官方代表袁木和何东昌作了交代，说邓小平等中共的领导人都很重视这一次对话，所以这次对话你们态度一定要非常坚决，要非常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所以说本身这次对话，李鹏他们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欺骗的手段。
（林坪采访）
六四学生领袖封从德于1989年4月30日被选为高自联主席。（Public Domain）
1989年4月30日
- 北京大学生谴责袁木等人在“对话会”上的发言
- 封从德当选北高联第三任主席
- 赵紫阳回国 与李鹏就学生运动交换意见 两人不欢而散
1989年的4月30号，北京高校出现了大小字报，主要的内容都是谴责4月29号袁木等人在所谓对话会上的发言，因为他发言态度非常强硬，基本上就是否定了北高联的合法性，又重新定性学生运动是动乱。所以4月30号北京高校的学生主要是针对袁木4月29号的谈话。北京主要高校里头有一个横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它很复杂，上联是“避实就虚政府严查立本”，下联是“装疯卖傻国家何日东昌”，横批是“缘木求鱼”。这样的横幅为什么当时在北京各主要高校贴的到处都是，因为它把那四位官方的对话代表的名字都写进去了，所以说30号主要是因为针对29号的对话。
北高联是在4月30号晚上七点钟在北师大召开每天的例会。当时北高联每天都有个例会，王丹跟吾尔开希当时就提出来，因为他们的行动已经受到了官方公安机关的严密监控，所以就提出来他们保留北高联常委的职位，但是不方便再参加北高联的会议，所以这样的话其他的常委就认为有必要将吾尔开希的北高联主席的位置换掉。所以后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北大的硕士生封从德就当选为北高联的第三任主席，这是当天北高联做出来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第三任的北高联主席上任。
官方主要动作在防止北京高校的学生在5月4号举行大游行，因为当时北高联，包括北京各高校的一些学生自治组织，都准备在5月4号，也就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那一天，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主要是对中国官方对学生所有的要求，特别是对对话要求置之不理表达抗议，以大游行的方式给中国官方施加压力。所以说在4月30号北高联的一些主要成员，包括北京各高校的自治会的一些主要成员，都在筹备5月4号的大游行。
4月30号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的是4月30号上午，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结束了为期一周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所以李鹏在北京火车站迎接赵紫阳的时候就提出要求，希望安排时间听他汇报这几天国内发生的事情。因为4月25号李鹏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讲了学生运动是动乱、是推翻社会主义跟共产党的领导，“四二六社论”出台。所以重大的变化都是赵紫阳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李鹏想跟赵紫阳交换意见。当时赵紫阳回到家里以后，他的秘书鲍彤就给他介绍了最近的学生运动情况，然后明确地说，“四二六社论”写得太生硬了，没有充分的说理，就激化了学生的对立情绪。所以后来赵紫阳了解了一些情况就对鲍彤说，看来“四二六社论”确实有点缺陷。所以当天下午4点赵紫阳在住处与李鹏谈话的时候，李鹏就觉得说赵紫阳谈话的总趋势，仍然是主张对学生运动采取缓和的方针，显然不符合邓小平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所以李鹏担心赵紫阳为了求得妥协会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所以两个人的谈话谈得非常不愉快。
（林坪采访）
1989年5月1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第一次就学生运动发生正面的激烈的冲突
- 首都知识界第一次联合行动 支持学生运动
- 新闻界抗议查禁《世界经济导报》
1989年5月1日，北大筹委会举办记者招待会。中间念稿者是王丹，左下角着红衬衫者是孔庆东。（六四档案图）1989年5月1号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所以北京各高校比较平静，大小字报也比往常要少一点，所以只有四、五所高校的学生贴出了八十多份的大小字报，学生跟官方在这一天都是在各自在做对下一步的部署以及寻找对策。学生方面是积极的准备五四大游行，中国官方是在全力以赴地阻止学生在5月4号举行大游行。这是5月1号大概的基本情况。
5月1号上午三点钟的时候，赵紫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五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另外还有杨尚昆，薄一波，李铁映、阎明复，李锡铭、陈希同这些人列席，所以这次会议主要是在讨论怎么评价“四二六社论”。因为赵紫阳总书记他是希望能够对”四二六社论”做一些调整，因为他认为”四二六社论”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话不太合适，所以这个会议开的比较激烈，两种不同意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像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是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四二六社论”。杨尚昆特意也做了说明，说邓小平是经过反复思考才提出动乱的定性，这是中央多年来对政治思想工作做的不够的一种结果。因为在当时杨尚昆跟邓小平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他基本上代表了邓小平。因为邓小平退居幕后以后，他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唯一的联络人就是杨尚昆。所以杨尚昆说法的话，基本上就给中央政治局这一次扩大会议定了调。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第一次就学生运动发生正面的激烈的冲突。
5月1号当天上午九点半到十点零五分这个时段，北高联在北大的第二体育场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有六十多位中外记者参加了这个新闻发布会，另外有三千多名北大跟清华的学生在场旁听，所以这个新闻记者招待会的规模是比较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主要是公布了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一份倡议书，还有高自联新闻发言人宣读了总共九份文件。
这九份文件里头有一份文件，我觉得要介绍一下，因为在之前我们没有谈到，就是首都各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它主要是在支持学生运动，就是要求中国官方跟学生要对话，要解决学生提出来的问题。这封公开信是在4月21号公布征求签名，所以首批签名者有四十七人，这四十七人都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学者作家这一类人，包括领衔的是严家其先生。所以到了5月1号这一天，已经有两百多位知名的学者、专家、作家、各界人士签名，所以签名行动还在持续当中。为什么要提它？因为这应该是当时在天安门事件当中，首都知识界，包括专家作家这些学者第一次联合的一个行动。
5月1号实际上还有两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5月1号这一天就是北京一些新闻界的人士也在开始积极活动，主要是抗议中共上海市委查禁《世界经济导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这些主要的中国官方报纸的三百多名记者编辑，打电话支持被查禁的《世界经济导报》的人员，所以这是新闻界开始在行动。
另外一件比较有意思的就是5月1号这一天， 中华民国财政部部长郭婉蓉当天下午率领代表团抵达北京，准备参加5月4号到6号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的第二十二届理事会。代表团只有十二个人，可随行的台湾记者多达将近一百人，因为这是中华民国的官员在1949年以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所以这么多记者抵达北京以后，发现北京的学生运动更值得报道，所以就在会议以后留下来了，这也是八九学运跟六四屠杀，为什么会在海外媒体的镜头之下，展现给海外的民众，这是第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这次台湾代表团参加会议带来了这么多的记者。
（林坪采访）
1989年5月2日
- 北京部分高校的70多名学生就对话问题向中国官方递交请愿书，提出12条要求、四点声明
- 赵紫阳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到中南海座谈学运问题
1989年5月2日高自联递交请愿书 。（六四档案图）1989年的5月2号这一天，北京高校还是相对是比较平静的。所以中国官方的统计说，只有十七所高校的学生贴出大小字报一百四十多份。在学生方面的话，当天早上北京一些高校贴出了北高联的通告，通告内容是要求各校派三名代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在北师大门口集合，一起前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对话请愿书。所以当天中午十二点左右，四十多所高校的七十多名学生代表，前往中共中央办公厅跟国务院办公厅的信访局接待室。信访局的局长当时出面接待，北高联的常委王丹、王超华等代表学生递交了对话的请愿书，这个请愿书里头就总共包括十二条要求跟四点声明，所以这是北高联正式递交了对话的要求。
这十二条要求的第一条，就是要求双方对话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所以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要均等。第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这次学运的学生推举选出。四条声明内容是这样，第一，为了确保对话尽快进行，希望在5月3号下午十二点以前，要求官方给予答复。第二，如果5月3号中午12点以前得不到答复的话，北高联将保留在5月10号继续请愿的权利。第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10号上午八点三十分，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第四，这份请愿书将抄一个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他们的四点声明。
5月2号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反应，就是信访局的局长接了这个请愿书。
5月2号我想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5月2号下午的时候，赵紫阳邀请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等人到中南海座谈学生群众的问题，这是这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他们主动要求的，所以他们座谈的话题就涉及到新闻立法、党内腐败，还有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这几位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提出来，不加分析地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是不合适的。所以赵紫阳当时就表态，就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表示基本上同意他们的看法。所以这个座谈会后来就被李鹏这些保守派认为赵紫阳是在有意的想利用民主党派负责人为推翻四二六社论做准备。
（林坪采访）
1989年5月7日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在政法大学开会。5月3日对话团成立，团长项小吉，副团长沉彤。下设3个小组，1组负责讨论此次学运，2组负责讨论深化改革，3组讨论宪法关于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的落实。（六四档案图）
1989年5月3日
- 北高联决定五四游行
- 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成立
- 赵紫阳主张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中解决问题
- 杨尚昆告诉赵紫阳 邓小平身边人认为修改“四二六社论”有困难
5月3号上午袁木和何东昌、袁立本他们就在全国记者协会举行了一个中外记者会，就5月2号北高联学生递交对话请愿书一事进行了问答。在记者会上，袁木非常强硬的拒绝了学生请愿书的所有要求，袁木再次重申中国官方不会跟非法的学生组织对话，所以袁木在记者会的讲话对北京高校的学生造成了强烈的震动，学生多数是表示不满，认为袁木在记者会上的强硬讲话是代表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也就是“三不主义”，根本不承认学生自治联合会，根本不准备单独与参加学运的学生代表对话，从来就不想解决实质问题。
北京高校就是学生继续罢课。当时因为罢课时间有点久了，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觉得罢课时间太久影响学业，所以开始有不少的学生不愿意继续罢课，所以这是学生方面的变化。
5月3号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北高联在北师大开会，开会主要是研究五四大游行的问题，有四十七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最后就五四要不要游行和投票表决，投票表决的结果四十一票赞成，五票反对，一票弃权，做出了五四游行的决定。同时这个会议决定了五四游行的主要诉求，第一是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第二要求政府尽快与学生对话。会议也讨论了罢课的问题，因为刚才提到罢课时间持续太久，理工科的学生受不了。所以会议讨论的罢课问题，多数与会者认为可以借着五四游行机会宣布复课，然后将所有的精力集中于对话。
5月3号在学生方面还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天下午四点左右，代表着北京二十八所高校的大约三十名对话代表在北师大开会，正式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选举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项小吉为团长，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沈彤为副团长。所以项小吉就是在4月29号所谓官方的对话场上，质疑袁木的学生，他的专业本身就是国际谈判，而且是1987年北京高校辩论赛的冠军，这是学生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在5月3号下午三点钟，共青团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比较温和，他是主张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一次讲话影响比较正面。但是李鹏这些保守派就非常不满意。
5月3号官方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5月3号上午赵紫阳他特意到了杨尚昆家，杨尚昆就告诉赵紫阳说，他已经向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和邓小平的子女谈过，因为赵紫阳当时委托杨尚昆去谈。所以杨尚昆说已经谈过，他们就认为现在修改“四二六社论”有困难，但是可以淡化“四二六社论”，不要再提它，慢慢的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现在如果找邓小平谈的话，邓小平如果再肯定动乱的说法的话，那就更难改变了。杨尚昆还跟赵紫阳说你们在前线慢慢的转这个弯子，他可以去做李鹏、姚依林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的工作。因为姚依林是保守的，是支持动乱的定性，赵紫阳跟杨尚昆的谈话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林坪采访）
1989年5月4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六四档案图）
1989年5月4日
- 数万北京高校学生“五·四”大游行 气氛轻松 秩序良好
- 北高联宣读《五·四宣言》 要求官方与学生对话
- 周勇军代表北高联宣布北京各高校学生5月5日复课
- 全国30个城市9万师生举行游行
- 赵紫阳讲话：“不同于四二六社论的第二种声音”
1989年5月4号当天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就是北高联发动的五四大游行，游行的主题是庆祝五四。游行从上午八点半左右开始，各高校的学生都陆续的走出校门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
当时游行是分成三路大军，第一路大军是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学校，他们是从北京的西郊，也就是西路向北京城内游行进军。
第二路大军是北师大，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学院等高校，他们是从北路向天安门广场游行进军。
第三路大军是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高校，他们是从东路进入北京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所以北京市公安局跟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他们统计，当天参加游行的有60所高校，但是中共新华社说，是有51所高校学生参加了游行。关于游行的人数，中国官方是大大把游行人数压低了，说只有2万多学生参加了游行。但是海外、港台的媒体在现场他们报道，说有十多万的学生参加了游行，实际上五四游行参加的学校，比427大游行参加的学校要更多一些。
但是五四这次游行，基本上学生比较放松，与427大游行的悲壮气氛大不相同，所以中国官方也出动了很多的军警，在学生游行途中、在交通要道组成人墙进行拦截，但军警拦截是象征性的，学生队伍一过来稍微接触，军警的拦截线就自动的散开了，而且对着学生游行队伍还发出微笑。所以学生也回报以友善的态度，很多学生还喊出“人民警察万岁，人民警察爱人民”。当天的游行秩序非常好，在游行途中也有几十万的民众，沿途给游行的学生给予支持给予鼓励，所以也有很多民众给学生送饮料送食品。
5月4号下午3点钟左右，所有的游行队伍三路大军都抵达天安门广场以后，北高联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集会，会上主要是宣读了北高联的五四宣言。五四宣言是由北高联的常委、中国社科院文学硕士研究生王超华书写的，宣言主要是讲这次学运是五四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学生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史无前例极其成功的。学运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一大批高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成了学运的领袖，使整个行动更为成熟、理智。
在这个集会上，周勇军代表北高联宣布，第一就是经过北京市五十二所高校学生代表民主表决，决定从5月5号开始，北京所有高校全部复课。第二就是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负责与政府交涉，继续要求对话。第三是北高联随时听取高校学生对话团与政府交涉的结果，官方如果还是完全把对话置于不理的话，北高联会考虑采取下一步的动作，
北京之外，全国各地有三十个城市和一百三十所高校，大约就是九万多名大学生跟教师也举行了空前规模大游行，这是北京之外的这么多的城市在同一天举行大游行，说各自的议题。在这三十多个城市的游行当中，只有在贵阳市发生了少数的跟军警有肢体的冲突，其他地方游行秩序跟北京一样都非常好，没有发生治安问题。
5月4号这一天官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当天下午三点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第二十二届理事会各国的代表团团长跟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赵紫阳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一篇讲话，李鹏保守派就把它称之为不同于那个”四二六社论”的第二种声音。在这个讲话里头，赵紫阳主要说北京、中国并没有发生令人担心的局面，学生是爱国的，比较委婉地否定了“四二六社论”关于学生运动是动乱的那种定性。所以赵紫阳在这个讲话中，还是强调说要在民主跟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用强制性的镇压的方式。在民主跟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成了后来赵紫阳始终坚持的一种理念。5月4号赵紫阳的这个讲话非常重要，表明了他对学生运动的一种明确的态度，这也造成了后来他继续反对武力镇压，导致他下台。
（林坪采访）
合成图：北京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的讲话。（AFP/六四档案图）
1989年的5月5日
- 北京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
- 李鹏等保守派不满赵紫阳讲话
- 是否复课在北京高校学生中引发争议
1989年5月5号《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的位置发表了赵紫阳5月4号在亚发会议上的讲话，还配了一篇该报记者的报道，标题就是《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这个标题我觉得是反映了当时北京高校的实际情况，包括北京各高校的一些校长、各系的领导都非常欢迎赵紫阳的讲话，认为赵紫阳讲话的精神才会真正的解决学生运动产生的问题，才会让局面能够平稳下来。5月5号学生情绪普遍很乐观，因“四二六社论”所造成的这种紧张气氛基本上在北京高校消失了，所以很多北京高校的学生都开始在自己学校进行学生自治会的选举，参加学运的学生对复课还是继续罢课产生很大的分歧。
当天早上9点40分，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贴出了一个复课的宣言，觉得形势不错同意复课，但是复课的宣言贴出了以后，很多北大的学生表示反对，有的学生甚至非常愤怒，把复课宣言从广告栏上就给撕掉了。所以到了中午的时候，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改变了主意，又贴出一份紧急通告，说5月5号继续罢课。所以当时的学生对结束罢课还是继续罢课，就有了很大的分歧。
北高联当天也做出了四项决定，第一项决定就是复课。第二条决定是以后北高联不准备对话了，对话交给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负责。第三个决定是以后要组织活动，就在校内就不出去了。第四就是准备用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捐助的一万美金，购置一台印刷机，办一份反应首都高校学生动态的报纸。
所以当时继续罢课还是复课，在北京高校的学生当中一直有争议，最后还是继续罢课占了上风。所以包括北大学生自治会，后来也是改变态度要继续罢课，包括北师大、政法大学，他们都做出继续罢课，因为他们说有个很强的理由，就是学生要求平等对话的要求官方还没有接受。所以学生决定继续罢课以后，导致在5月4号集会上代表北高联宣布复课的周勇军后来就受到了处分，北高联不得不做出决定，将周勇军开除出北高联。
李鹏、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还有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他们对赵紫阳的讲话非常不满意。他们认为赵紫阳把他们原来可以稳定下来的局面又搞乱了。李鹏、李锡铭、陈希同和何东昌这些人对《人民日报》这一天的记者报道也非常不满，就是刚才提到的《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他们觉得《人民日报》的这种做法，使得北京高校的许多中共党员干部感到困惑和不满，因为他们原来布置这些北京各高校的党员干部，都是要旗帜鲜明制止动乱。
官方5月5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5月5号的上午，中国官方由政治局常委乔石，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还有国家教育委员会李铁映他们三个人所组成的中央应急小组，就召集北京市委，国家教委，还有宣传口的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跟广播电视部，召集这些负责人，又开会研究5月4号所发生的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就是学生大游行后宣布复课，还有赵紫阳5月10号的讲话和各界的反应。因为与会者认为这两件事情为平息学潮带来一个转机，所以他们也开始有点改变看法，就是说如果按照赵紫阳所提出来的在民主跟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话，去积极做工作的话，有可能会解决学生运动的问题，或者是为解决学生运动找到新的途径、新的方法。
（林坪采访）
1989年的5月5日
- 北京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
- 李鹏等保守派不满赵紫阳讲话
- 是否复课在北京高校学生中引发争议
1989年5月5号《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的位置发表了赵紫阳5月4号在亚发会议上的讲话，还配了一篇该报记者的报道，标题就是《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这个标题我觉得是反映了当时北京高校的实际情况，包括北京各高校的一些校长、各系的领导都非常欢迎赵紫阳的讲话，认为赵紫阳讲话的精神才会真正的解决学生运动产生的问题，才会让局面能够平稳下来。5月5号学生情绪普遍很乐观，因“四二六社论”所造成的这种紧张气氛基本上在北京高校消失了，所以很多北京高校的学生都开始在自己学校进行学生自治会的选举，参加学运的学生对复课还是继续罢课产生很大的分歧。
当天早上9点40分，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贴出了一个复课的宣言，觉得形势不错同意复课，但是复课的宣言贴出了以后，很多北大的学生表示反对，有的学生甚至非常愤怒，把复课宣言从广告栏上就给撕掉了。所以到了中午的时候，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改变了主意，又贴出一份紧急通告，说5月5号继续罢课。所以当时的学生对结束罢课还是继续罢课，就有了很大的分歧。
北高联当天也做出了四项决定，第一项决定就是复课。第二条决定是以后北高联不准备对话了，对话交给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负责。第三个决定是以后要组织活动，就在校内就不出去了。第四就是准备用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捐助的一万美金，购置一台印刷机，办一份反应首都高校学生动态的报纸。
所以当时继续罢课还是复课，在北京高校的学生当中一直有争议，最后还是继续罢课占了上风。所以包括北大学生自治会，后来也是改变态度要继续罢课，包括北师大、政法大学，他们都做出继续罢课，因为他们说有个很强的理由，就是学生要求平等对话的要求官方还没有接受。所以学生决定继续罢课以后，导致在5月4号集会上代表北高联宣布复课的周勇军后来就受到了处分，北高联不得不做出决定，将周勇军开除出北高联。
李鹏、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还有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他们对赵紫阳的讲话非常不满意。他们认为赵紫阳把他们原来可以稳定下来的局面又搞乱了。李鹏、李锡铭、陈希同和何东昌这些人对《人民日报》这一天的记者报道也非常不满，就是刚才提到的《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他们觉得《人民日报》的这种做法，使得北京高校的许多中共党员干部感到困惑和不满，因为他们原来布置这些北京各高校的党员干部，都是要旗帜鲜明制止动乱。
官方5月5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5月5号的上午，中国官方由政治局常委乔石，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还有国家教育委员会李铁映他们三个人所组成的中央应急小组，就召集北京市委，国家教委，还有宣传口的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跟广播电视部，召集这些负责人，又开会研究5月4号所发生的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就是学生大游行后宣布复课，还有赵紫阳5月10号的讲话和各界的反应。因为与会者认为这两件事情为平息学潮带来一个转机，所以他们也开始有点改变看法，就是说如果按照赵紫阳所提出来的在民主跟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话，去积极做工作的话，有可能会解决学生运动的问题，或者是为解决学生运动找到新的途径、新的方法。
（林坪采访）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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