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前，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香港都是热闹的，数千名劳工会走上街头，呼吁关注劳工议题，倡导劳工权益。2023年的五一，这座资本主义城市依旧是喧闹的：31万内地游客涌入香港；就在前一天，还有超过一千人聚集于铜锣湾，为一个本地偶像团体成员庆祝生日。劳工的声音却沉寂了。只有少数劳工组织成员在地铁站外摆设街站，还有一位艺术家穿着cosplay衣服，举着标语。
五一游行是香港公民社会的缩影。它见证着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壮大，又在政治强压下萎缩和凋零。2021年10月，陪伴了五一游行三十年的职工盟宣告解散。在解散前，它曾是香港最大的工会组织之一，高峰时曾拥有超过90个属会，超过19万名会员。2023年4月，其前主席黄迺元以个人身份向警方申请，想在疫情后延续五一游行的传统。4月26日他被警方带走，之后宣布申请取消，但取消详情限于国安法无法透露。
五一前夕，NGOCN专访了职工盟前总干事蒙兆达。自九十年代加入职工盟，他在这个工会组织里工作了二十六年，直到2021年9月，他离开香港，远赴英国。一年后，他在英国创立非政府组织“香港劳权监察”，继续关注香港劳工议题，并在2022年6月发布调查报告，记录和分析了国安法实施后工会运动现状。
本次专访将分上中下三部分刊出。在上篇，蒙兆达回顾了香港五一游行的历史，阐述了它对香港的意义；中篇是他对职工盟的回忆；在下篇里，他分享了自己对国安法之后香港的劳工运动和公民社会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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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CN：前几年五一游行被取消，但以街站形式继续进行，今年还会有类似活动吗？如果香港没有，你们会在海外举办活动吗？
蒙兆达：香港的劳工组织活动我不太清楚，不太方便代为回答。至于海外活动，我们没有计划有什么活动，但还是继续用我们的平台继续监察香港的劳工权利状况。近日五一游行的申办者遭受到种种滋扰和压力，现在连一些劳工保障民生议题的游行权利都被剥夺，我们会尽量报道这些消息，也用英文的媒介让国际社会了解，利用不同的国际平台发表报告和关注文章等。
NGOCN：每次五一游行的主题是如何定的？
蒙兆达： 通常在五一游行前，我们会举行扩大会议，邀请各个属会和各个委员会部门参与，征集大家意见，聚焦当年最主要的劳工议题，制定游行路线、形式和主题等等，一般有20人左右参与。职工盟下面有多个不同议题的委员会，比如劳工事务委员会，社会事务委员会，工会教育中心，妇女事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可能事先都会在内部讨论主题，不同属会也可以透过委员会代表参与，或者属会直接派代表参与扩大会议。
NGOCN： 以往申请五一游行过程是怎样的？
蒙兆达： 一般路线从维园（维多利亚公园，香港面积第二大公园，是香港举办大型节日或其他活动的地方。）出发，游行到港府总部，随着政府总部的搬迁，我们也随之从中环转移到金钟。我们会事先入纸（书面）向警方申请举办五一游行。按照香港公安条例，这类大型游行需要获得不反对通知书，在游行前，警方就会给我们发不反对通知书。因为维园属于康文署管理（全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是政府辖下部门，专责统筹香港的康乐体育及文化艺术有关的活动和服务），我们也会向康民处申请在维园集会。在政治环境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前，与这些部门的交流和合作整体是顺利的。
我是1995年入职职工盟，自我入职以来，每年都会举办五一游行，2019年是最后一次。2020年，警方以疫情为由，拒绝发放不反对通知书。在我入职前，职工盟也有持续举办五一游行。可以说自职工盟成立以来（职工盟成立于1990年7月），每年都会举办五一游行，直至不能办为止。
NGOCN：以前游行时警察跟游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蒙兆达：以往的游行，政府的要求主要关注具体细节，比如游行需要封路，警方会需要帮忙封路，因此他们希望我们过马路走快点，避免耽误道路使用者太多时间；同时要求我们自己有足够的纠察人员，这些纠察人员也要带上可识别的臂章；同时不能在维园集会中进行筹款。
以前香港的警民关系组主要负责跟组织单位沟通。感觉那时他们会尝试跟我们协商关注的问题，提供协助，让这个（游行）活动可以顺利进行。现在看到的新闻信息，感觉警察对于游行充满敌视，甚至（他们的）心态（是）最好唔好搞，或者千方百计逼使你放弃，已经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由合作到敌视。现在还提出了很多国安法施加的要求：比如要求游行者带牌进行识别，以往从来没有那么离谱的要求。一个游行活动，在公开地方举行，参加者可能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加入，有一定开放性，现在的监管不仅限制游行人数，游行期间还需要在指定区域隔离参与者和市民，监管滴水不沾。对于涉及政治诉求的标语横幅等，以往是不需要审查的，这是参加者和主办单位的自由，现在的游行连基本表达的言论自由都已经丧失了。
NGOCN：政府会在游行规模和主题上与你们有争论或协商吗？每年的游行大概会有多少人参与？
蒙兆达：以往政府从来不会干涉我们的游行主题或者设置，只要我们的申请符合公安条件。关于人数，90年代早起人数会少点，大概几百人。2003年开始，每年的人数都在2000～3000之间。
NGOCN：除了申请游行和开会讨论主题和形式等，你们还会为了参与游行做哪些准备呢？
蒙兆达：我们会制作游行的示威道具，还有五一的专刊，在游行前一个月就会密集到各个地区做街站派发专刊，向市民讲解最近劳工权益值得关注的议题，以及进行游行动员。不同行业的工会都会在四月针对他们关注的劳工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及示威行动。各种的行动让公众意识到五一是一个可以集中劳工声音的日子。
NGOCN：2020年，职工盟申请游行被拒，这是首次五一游行申请被拒吗？当时大家的反应是怎样的？
蒙兆达：2020年我们再次向警方提出五一游行申请，警方就以疫情和“限聚令”为由拒绝了我们的申请，担心我们的游行会对公众的健康和秩序带来威胁。我们也尝试了提出上诉，可以按照限聚令要求保持有关社交距离来进行游行，外国在这段时间也有类似案例的游行。但是上诉后，警方的上诉委员会依然维持原判，拒绝了我们的游行申请。于是，我们联系了不同的公民团体和区议员在全香港摆了超过60个街站，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打工仔的声音。当时五月一日时，我们约定在5.01pm喊口号，当时也刚好和应了“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个口号，另外一个口号是“工会战线、抗争之路”。
NGOCN: 当时改成街站的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
蒙兆达：其实我们的心态是be water。如果你不允许我们做一件事情，那我们唯有想第二件事，如果第二件事都不允许我们做，那我们唯有再想第三件事，但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尽可能在有限的空间条件来想办法，希望可以继续延续这个工作。
NGOCN: 那当时有没有想过，如果下一年街站都不允许，那怎么办？2021年的时候，有继续申请游行吗？
蒙兆达：其实当时没想那么多，如果眼前街站是可以继续的，那我们就先搞好目前的街站。
2021年我们也有继续申请游行，也被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我们就继续维持街站。但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参与减少了很多，接二连三的政治打压，已经产生了一种寒蝉效应。当时街站应该只有十几个，但我们仍坚持做街站。当时的口号是“负重前行”，意思是很多战友在监狱中，在监狱里做不到任何事，我们在监狱外面的人虽然面对很大的压力，但希望继续前行，守着公民社会最低限度的底线。因为如果连街站都自行放弃不做的话，那么这个空间就会进一步萎缩。
我们可以看到，政权就是要你不断放弃一些你原有的权利和自由，逐渐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让你自己觉得，即使身处在越来越小的鸟笼里，也是一种日常状态。
NGOCN：香港的五一游行已经持续了30多年，你认为那么多年的游行努力有带来改变吗？
蒙兆达：我想不会因为一两次游行就能带来改变。特别五一游行诉求挺多的，每年都有5～6个诉求，集中全香港最关注的劳工政策和权益议题，更多是象征意义，表明对当年劳工政策的不满和显示工人的力量。但五一前前后后，都会举办各种活动，比如针对不同劳工议题的工人游行、记者会和街站等等，不限于五月一日。五一游行只是规模更大，象征意义更明显。
职工盟以往一直有争取不同的劳工政策改变，比如最低工资立法。香港跟大陆不同，以往一直没有最低工资保障，当然我理解大陆即使有政策出来，也不一定能落实执行。但香港其实一直没有最低工资法例。以往香港政府将最低工资视作洪水猛兽，因为他们信奉不干预市场的政策，所以一直抹黑“最低工资”会好心做坏事，会让工人失业，企业倒闭。我们经历了超过10年抗争，最终让立法会通过最低工资条例。从2000年左右，我们就在五一游行要求订立最低工资，当时代表职工盟的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也开始在立法会提出保障最低工资议案。刚开始立法会60名议员里面，只有9人支持议案，甚至有一些民主派的政团都没有投支持票，可见当时对于最低工资的支持度不高。之后我们通过不同方式去争取，给社会营造一个共识，也鼓励更多基层工人站出来对雇主做出控诉。直到2011年，香港《最低工资条例》才正式实施，当年的五一游行我们也有庆祝这个胜利，因为游行不仅仅是提出诉求，也需要鼓舞自己，这些劳工政策的出台都是很多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出来。
NGOCN：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参加的五一游行是什么时候？那次是关于什么主题的？初次参加游行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吗？
蒙兆达：第一次参与五一游行应该是入职职工盟以后，大概95或96年左右，当时规模相对比较小。我在参与学生运动时，就参与过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劳资纠纷事件，比如1992年左右学联（香港专上学生联会，香港学生组织，代表會由各大學學生會選派的代表所構成）时期，我参与了国泰空姐的罢工（1992年，国泰航空空姐因人手不足和公司解雇三人而发起罢工），她们在港督府前进行街头露宿抗议，我也有跟同学一起去声援。
NGOCN：在参加的所有游行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蒙兆达：自我入职以后，我基本参加了所有的五一游行，唯有一次没有参加，那次很特别。在2008年，我的太太刚破了羊水，我当时还在办公室跟同事一起搬运五一的物资，我太太给我打电话，我就马上停下手上的工作，回家送她进医院。但我们的女儿是在5月2日出世，我太太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跟我说，可能女儿都知道你每年五月一日都会很忙，宁愿多等一天，五月二号才出世，否则爸爸没时间陪她庆祝生日。
每年五一都会有不同的主题，也有很多深刻的时刻。比如2003年，当年3、4月香港爆发SARS，大家都不敢参与公众活动，基本都戴着口罩。我们一直都留意着新闻，盘算有没有机会做五一游行，但当时没有限聚令。后来突然疫情减退，再没有人确诊，刚好是五一游行的时间，当年参与人数有一个很明显的上升。从几百人上升到两千人，我记得大家也是戴着口罩参与游行。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整体社会环境比较差，香港经历了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各行各业都有裁员减薪，社会矛盾比较激化，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SARS使民生问题进一步恶化，让更多人有意愿出来表达打工人的声音。我记得当年五一前，我也经常戴着口罩四处协助工人。当时很多酒楼倒闭，没有给工人工资或者遣散费，我们就要四处协助这些工人抗议和追讨欠薪等。
另外一个原因是疫情期间，大家都不敢外出，没有什么公众活动，都经历了一段压抑的时期，当公众活动重新出现时，大家会有更大兴致参与。当时即使是中产阶级，也会有感觉，社会不像以前那样，轻易有机会可以向上流动，这让更多人对于争取更好的劳工保障有正面的意识。因为以往很多香港人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只要凭个人努力，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亚洲金融风暴后，某种程度上，这个想法幻灭了。
NGOCN：迄今为止，五一游行最大的一次是哪一次？那次的主题是什么？
蒙兆达：五一游行最大规模是2013年葵青货柜码头工潮时期，当时的主题是撑码头罢工，要求集体谈判权（指劳方集体性地透过工会，与资方谈判雇佣条件，而资方必须参与，而谈判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问题的症结源于制度的不公，香港一直没有集体谈判权的保障，让工会的地位得不到确认，工人容易被财团分化，压抑加薪，工作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所以当时我们除了支持码头工潮，也大力提倡集体谈判权。
而2013年的五一游行，工潮仍在胶着状态。李嘉诚（发生工潮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是李嘉诚的和记港口信托下属企业）当时仍不肯让步，没有任何加薪方案。当年我们把游行的重点站从政府总部转移到长江中心（李嘉诚的长江集团总部）外。当年的游行人数有四五千人左右，应该是历届最多人参与游行。这次罢工最后也成功迫使资方答应加薪，也是香港最重要的罢工运动之一。
当年码头工人工潮持续了长达40天，是60年代后香港历时最长的罢工运动，我们还募集了890万的罢工基金，募集过程种得到整个香港公民社会的支持，可以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虽然香港公民社会的规模不大，但彼此都互相认识，不同时期都有合作。比如很多公民团体在所在社区帮忙宣传和筹募，也有媒体在节目对罢工基金进行宣传。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会透过这些公民社会的网络做到快速的动员效果。
另外也与议题相关，尽管码头工潮主要是几百个在码头的外判（外包）工人因不忍长期被剥削起来反抗，但这个码头也是社会的缩影。香港一直都受着地产霸权的压迫，李嘉诚是其中一个象征人物，让社会里不同阶层的市民响应我们的呼吁，用不同方式支持我们，包括给罢工基金捐款。我记得当时有人在Facebook留言说，李嘉诚不出粮（不出工资），我们帮忙一起出粮。甚至夸张到有人打电话来投诉说，捐款无法转出，后来我们发现是因为太多人在同一时段转账过来，以致系统短暂失灵。这些捐款都是来自公众的小额捐助，集腋成裘，但很多人都捐了超过一次。我觉得当时这些公众捐款者的心态是一直支持到这次罢工能成功，所以他们就会持续小额地进行捐款，比如这周捐完，下周继续捐。我记得当时罢工工人驻扎在中环的长江中心，我们也会有街站摆出筹款箱，很多白领人士会走过来捐款。
NGOCN：对你来说，香港五一游行意味着什么？对香港人来说，五一游行又意味着什么？五一游行对香港来说为什么很重要？它的消失意味着什么？
蒙兆达：五一游行是一个集体记忆，伴随着不同的社会事件，在五一游行中都有不同的反映，我们从中会看到很多香港发生的大事，比如亚洲金融风暴，SARS，雨伞运动争取普选，反修例运动，码头工潮等等。比如在占中运动时，在游行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劳工撑普选”的旗帜。这个也象征着劳工与这个社会的关系和连结。
五一游行的消失对于香港来说，意味着打工仔连在自己的节日都不可以上街游行，连这种基本权利都被剥夺，这是对劳工尊严是很大的践踏，这个社会怎么能说自己尊重劳工呢？怎么说“劳动尊严”这四个字？
对于我个人来说，五一游行也有很多我个人参与劳工运动的印记，回看这些五一游行的照片，也会勾起二十多年来参与劳工运动的记忆。抹杀了这个事，或者五一游行的消逝，其实也等于掏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难免会感到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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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GN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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