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的一天，当孙大午在中国农业大学济济一堂的神内报告厅演讲的时候，他像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一面看着过去，一面看着未来。
他先从过去讲起。“徐水县是个很有名气的县，”他说，“大家可能不知道，58年的共产风就是从徐水县刮起来的。我就在那个地方出生，而且我生活的在共产风刮得最厉害的地方。”
徐水离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徐水是中国五十年代末大跃进的明星县，毛泽东、刘少奇曾经到徐水视察，作为亩产万斤的样板向全国宣传推广。粮食多得吃不完，怎么办？毛泽东在徐水告诉人民公社社员，一天吃五顿。我们都知道大跃进后发生了什么。出生于1954年的孙大午最早的记忆是饥饿。起初人们还能吃到粥，“清得可以照见人”的粥，后来连这样的粥也喝不上了，就吃白灰水浸泡过的棉花柴、玉米杆，村里开始出现饿死的人。他认为在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中，中国饿死了不止三千万人。
在农业大学演讲的前一天，孙大午刚刚在北京大学做了演讲。2003年春天，他在北京很轰动。他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曾经两次进中南海作汇报，与三农政策制定者切磋三农问题，提出建议。他创办的河北大午农牧集团，那时已经发展了近二十年，有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还开办了学校，总资产有2.3亿人民币，是中国500个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展望未来，他充满了希望。他有两个梦想，一是社会实现富裕祥和，二是国家实现民主共和。
对孙大午来说，对很多中国人来说，2003年无疑是一个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好时间。那时的中国，离大跃进和其后的大饥荒相去甚远，犹如天堂和地狱；而未来无疑充满了更大的希望，而且显得即在眼前，唾手可得。
听他的演讲的学生们笑声满堂，掌声频起。
两个月后，2003年5月，孙大午突然被捕了，“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时成为全中国令人错愕的新闻。当年10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过去18年，大午公司每年以两位数高速发展。到2020年，大午集团集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观光旅游、温泉度假、民办教育于一身，大午城占地近5000亩，员工9000余人，固定资产20亿元，年产值超过30亿元。
然而，2020年11月11日，孙大午再次被捕，这一次“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儿媳、以及二十多位大午集团高管。
被捕后的孙大午立即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虽已获得律师会见，但案情信息仍然不明。
大午的开始： ‘鸡蛋攒出来的企业’
1970年，十六岁、初中毕业的孙大午参加了解放军。在那个全社会无流动性的年代，农村青年参军几乎是唯一的上行路线。他入伍两年后入了党，且很快得到提拔，一直做到营级军官。期间因为在处理战士的问题上，跟政治指导员起了争执，被降级为排长。1978年退役后，他被分配到了徐水县农业银行工作。
中国从1984年开始实行农村改革，公社化正式解体，土地承包给农民耕种。1985 年，孙大午鼓励身妻子刘会茹，联合另外四家农户，在家乡郎五庄承包了大约一百亩荒地，一亩地一年六块钱。这片荒地地处偏僻，离镇上远，离县城更远，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下雨的时候自行车陷在泥里拔不出来。第一年，他们种了向日葵和果树，养了猪和鸡，赔了钱。其他四户吵着要散伙。当时孙大午还在银行工作，他决定付了每户人家亏损的两千元，和妻子单独把地包了下来。
第二年他们养了1000只鸡和几十头猪，一只鸡赚20-30元，转亏为赢。在以后的几年，他们养到3000只、5000只、一万只、三万只、十万只。2003年时的大午集团占地2000亩，它的种禽公司有三个孵化场，每年可以孵化2,000万只高质量小鸡，大午的饲料厂年产6万吨饲料。
创业的艰辛不用说，但孙大午是个从一开始就在农业技术和现代管理上投资、下功夫的人。这从孙大午讲的一则轶事中可以看出：1985年鸡场刚起步的时候，石家庄饲料养殖所招学员，在河北省登报纸，学费1500元，他派了一个学员去，开学的时候两个老师就这一个学生。大午在起始阶段便和河北的一些农业研究机构建立了关系。
1989年孙大午正式辞去了在银行的职务，专心致力于大午的发展。“我的企业是开荒开出来的，”孙大午在回答北大学生提问时说，“是鸡蛋攒出来的企业。”
发展的路：‘投毒、放火、毁机器、毒打’；打不赢的民告官官司
从数字看大午发展的道路也许亮丽而奇妙，但现实既不亮丽也不奇妙。早年大午刚刚起步的时候，有个村干部想入股，孙大午没答应，于是这位村干部找人给孙大午2000元一头买的猪投毒，在他的设施放火，剪他的电话线，毁他的机器，随便找个理由对他进行报复。有一天，这个村干部派了自己的外甥去孙大午家，孙大午给客人端茶倒水的时候，那小伙子猛然用锤子砸孙大午的头，孙大午用手去捂，手指被砸碎了，腿也被打伤了，住了三个月医院。这样的冲突他通过上门和解解决了。
孙大午有钱了，镇党委书记跟他要一辆汽车。他没有给，书记命令把大午集团连接附近几个乡村的道路拆路断路。孙大午到每个村庄谈判。这个村子说，你给我们架个桥；那个村子说，你把我们村和国道连起来；第三个村子说你给我们的学校捐款，帮助我们扩庙。他知道需要和乡里乡亲处理好关系，于是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请镇党委书记吃饭化解不满。
公司稍微有点起色的时候，镇土地所说大午集团违法用地，罚款一万。孙大午不服。之后县土地局罚款五万，孙大午仍然不服。争议提到了保定市土地局，罚款增加到十万。孙大午和他们辩论：我是1985年用地的，怎么会违反1987年生效的《土地法》呢？就算按照87年的土地法，“农民可以在承包地里从事农林牧渔生产，我搞的是养鸡养猪，是农牧业，也不违背土地法。” 土地管理官员说，“不许你建就不许你建，说你违法就违法，” 并扬言要推平大午集团。孙大午跟他要正式文件，他说，“你要文件吗？回去给你写一个！”
1993年大午和工商局发生了冲突。当时化肥仍然是国家供销社专卖。大午集团承包了很多土地，种着大量庄稼，是当地化肥大用户，总是去供销社拉化肥，每次拉很多。后来他们希望代卖化肥，得到了当地供销社的同意，这样周围的村庄可以到大午方便购买化肥。工商局的人看到他们在路边卖化肥，没有经销商执照，就把三吨多尿素没收了。之后工商局的人把化肥卖掉，把钱私分了。供销社向大午要债，大午跟工商局要化肥钱，政府出面协调，要求工商局至少把卖掉化肥的钱退给供销社。但是卖化肥的钱已经没有了。有一天，工商局负责执法的大队长开着吉普车、带着六、七个人来到大午，要对大午罚款数万元，可能是要用罚款赔付供销社。孙大午一气之下，叫工人把他们的吉普车扣下，把他们赶走了。事后，一位公安局副局长、曾经和孙大午一起当兵的熟人来找孙大午谈判。最后大午公司被象征性地罚款两千元了事。
1996年大午和税务局发生了冲突。大午集团对查税不陌生，每年最少查三次，一次查三个月，也就是说，税务局的人常年在对大午查税。那年和往年一样，账本都翻烂了，没查出偷税漏税问题。但是过了中秋节，税务局向大午下达一份欠税135万的通知书。通知既没有说大午为什么需要纳138万，也没说问题出在哪里。孙大午去找税务局长，局长说你先缴了再说。孙大午拒绝，税务局把大午公司的银行账户封了。孙大午起诉了当地税务局。这时一个副县长来说情，孙大午同意撤诉，了结此事。
但是过了两个星期，更高级别的税务部门保定市稽查局来查税了。查了三个月，查了好几个公司，从1998年倒查到1992年，最后责令大午集团补缴16万5千元税。孙大午争辩说，根据税法，只能倒查三年；查税的人说，大案可以查10年，税法由我们解释。孙大午不接受，一个副局长说，你就认了这16万5千元吧。孙大午同意忍辱拿出这笔钱息事宁人，没想到保定市稽查局在16万5千元之上，又罚大午集团36万5千滞纳金，合计55万。孙大午不服，到各级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纪检委、检察院投诉。公司的银行账户再次被封。他把保定市稽查局告上法庭，保定市法院判大午集团败诉。孙大午上诉到河北省高院，被告甚至无人出庭，只有一个律师姗姗来迟，案件被法院搁置。后来检察院决议说，税务局不应该把五个独立法人的税款算在一起，此案不了了之。
为了打这个官司，大午集团花了五年时间，耗费一百万元。有人说，你拿五万元去送礼，就可以“摆平”了。孙大午不是不懂这些潜规则，但他不愿这样做，他宁愿花更多的钱，走法律途径。但是他说，民告官，就是个笑话，你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而孙大午当时还是市人大代表，河北省著名企业家，一个有头有面的民，他的企业所从事的是国家一直支持的“菜篮子”、“米袋子”、振兴农村的事业。
2000年左右的中国农村；孙大午第一次进中南海
农业、农村、农民（即 “三农”问题）是当时从政府到社会讨论的热点。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是从农村拉开序幕的。1978年，安徽一个穷得家家户户出去乞讨、名叫小岗村的农民秘密决定打破公社化枷锁、将土地分包到各家去种。当村里18户人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秘密按下了红手印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举动会面临什么危险和惩罚。一年多后小岗村粮食获得大幅度增产，受到社会广泛注意，并获得了邓小平的肯定。
之后，1982年至1986年，中共连续五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具体部署，包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十五年或更长，取消中共建制后30多年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等。
到了2000前后，中国乡村是什么情景呢？李昌平是一位在乡镇工作了17年的干部，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他在 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叫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信不长，他描述了农村现状。
他说，农村人口，不分男女老少，大量逃离农村，外出城市打工，不管城市有没有工作，也要争先恐后逃离，土地荒置达65%。
李昌平说，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 80%的农民亏本，“农民负担如泰山”。与此同时，乡镇财政赤字却一年比一年大，同时纳税人供养的乡镇干部人数与90年代初相比成倍增加。
农村改革的标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体实施起来，就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李昌平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经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现在被农民视为套在脖子上的枷锁，因为农民必须倒贴自己在外打工的血汗钱，才能做到“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李昌平描述说，到了九十年代末的几年里，国家不对农民发贷款，没有按保护价收过订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 国家不收的粮食，如果农民自己解决，又要被罚款、甚至没收。“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 李昌平说，上级领导听汇报，听到农民粮食增收就高兴，听到农民减收就批评人。讲真话的人，被视为“政治上不成熟”，“靠不住”。
孙大午第一次去中南海，是1998年12月，他去位于中南海南端的国务院参加一个开拓农村市场的干部研讨班。参会者有二、三十人，来自三个市，山东潍坊、四川绵阳，河北保定，多数是县市级干部，外加几个企业家，保定市长带了孙大午去。当时中国出口在大幅度下降，国民购买力下降，政府急于开拓农村市场。
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上，时任国务委员的吴仪直截了当问在座的人：农村是什么状况？农民需要什么？中央应该给什么政策？被她点名发言的山东一个镇书记紧张得浑身出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孙大午给吴仪递了个条子，说，我来自农村，我了解农村情况，你想听真实的声音，让我来说。
接着来自四川绵阳的一个官员人讲农村城镇化经验：卖户口，一个城市户口六千元。他也紧张得结结巴巴，但是卖户口把农村变小城镇，获得了在座领导的夸奖。
孙大午再次递了张条子，希望发言。吴仪终于说，孙大午，你说。
孙大午主要讲了几点。“要想开发农村市场，首先应该让农民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的途径在于生产加经营。”他说，但问题是，主导农产品全部是国家垄断，生产者无权经营：养猪的没权利杀猪，种棉花的没权利经营棉花，种粮食的没权利经营粮食。因为无法经营自己所生产的东西，他说，农村的真相是农民缺事情做，无法创造收入。第二，他主张政府应该打破计划经济时代部门林立的状态，将农、林、牧、水利、土地合并成一个农业服务局，避免让农民面临一个接一个部门的执法大队的管制和侵扰。他说，农民贷不到款，国家应该允许民间借贷，“让农民、农村有一个自己造血自己用的机制，有利于将农业产业化。”最后他说，关于农村的很多数字都是虚报，农民的收入没有报的那么高，河北省称有产蛋鸡5亿只，不可能是真的。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孙大午讲了四十分钟。“我很珍惜这次机会，难得和中央领导做在一起直接汇报工作，”他结束发言时说, “所以我迫不及待发言，请领导参考。” 出门的时候，有个秘书长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中南海，他回答是。那个人说，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来了。孙大午说，不是我要来的，是你们叫我来的。那个人说，这是你最后一次。
“从中南海出来，我没有什么自豪感，却有一种悲凉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中南海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森严，而是从座谈中直觉感到，搞活农村经济，放开农村经济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孙大午回到大午集团后给员工报告去中南海的情况时这样说。
在北大和农大的演讲；孙大午的梦想
2000年代头几年的中国农村政策主要集中在减免农村人口税收和收费，增加农民收入，具体体现为“多予，少取，放活。” 相关政策在进行了试点试行后，2004年成为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
孙大午2003年3月13日在北大做了题为《可怜的天下农民》的演讲，次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做了《来自底层的声音 — 十八年感受三农》的演讲。他对当时的农村政策逐项提出了异议。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农民被鼓励给城市生产蔬菜和水果，结果生产出很多却卖不出去，供大于求，用孙大午的话说，是一百个厨师给一个人做饭。卖不出去的水果和蔬菜烂在地里，因为出售的价格还不够采摘的工钱。
关于当时鼓励的小城镇建设，大都是政府投资的政绩工程，修花园、拓公路、建房子。政绩工程建完后，政府再去搜刮民财还帐。他认为农民并不愿意、也不需要去这样的小城镇住。
政府鼓励农民向城市转移，认为农民的出路在城市化。孙大午问，中国14亿人口，有9亿多农村人口，农民进城以后做什么呢？大多数的农民进城是打工卖苦力，没有其它工作给他们做。
至于减税费，到2003年，孙大午说全国已经减去了40%。一个农民每年少交一百元税费固然是好事，是不是因此就有了出路呢？减税减负能使农民富起来吗？
这些政策虽然都好，但都有限。他说，中国农民有饭吃但没钱花，这是因为对他们的管制太多、太严苛，以至于他们无事可做，无法创造收入。用他的总结，是“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孙大午举例说，如果你想到市场卖煮鸡蛋，卫生局会从你的衣服、工具、厂房到鸡蛋的微生物、细菌、重金属进行鉴定；工商局要求你三证齐全，即营业执照、生产许可、和税务登记；技术监督局要求你的产品要具备厂名、厂址、商标、重量、生产日期所有标识；税务局不管你是否赚了钱，按你的销售额征税，赔钱也要交税；至于土地局，如果你不花钱，在哪里使用土地随时都可以是违法的，但如果花钱买或者行贿，“除了天安门广场不能建，哪儿都能建”。 水利、畜牧部门也另有自己的管制。至于银行或信用社，农民贷不出款来，连大午集团这样健康运营、有盈利有资产的企业，也贷不出来，或者需要付极高的回扣。孙大午称之为“金融压迫”。所有的机构、所有的法律，层层叠叠，都在遏制农民的劳动。
他说，中国农村存款虽然在全国存款占很小比例，但即使如此，这些资金也被用在了建设政绩工程、花瓶城市。农村不缺人才，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毕业生就可以做很好的工人。农村不缺市场，但是农民没有钱消费。
“中国农村的实质问题是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的限制和剥夺，农民没有自由劳动权利。农民想开商店、建房子、开工厂、建钱庄，都做不了，” 他在两所大学的演讲中都这样说。
他希望中国出台一部《临时乡村法》，给农民筑一道保护墙，阻挡来自各个管制部门形形色色的法律，放开给农民的劳动空间。“什么粮食统购统销，什么生猪专宰，工商经营许可、技术审批、金融压迫、土地管制、统统让它见鬼去。亿万个农民家庭就是亿万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能够负责任。” “这样农民就可以就地互为劳动，就地自主择业，农民的身份自主、自愿、自然地改变，愿意做工人就做工人，愿意种地就种地，愿意做老板就做老板。”
他希望乡村能够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撤销村一级党支部，实行村民自治。
他说，“农民需要第三次解放”。
难道孙大午本人不是个成功的范例吗？如果农民做事这么难，他怎么做到的？他也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他说，他的例子没有什么可喜可贺的，而是可悲可叹。他说他的经历是“死里逃生，可彰不可学，没有代表性，” 大批乡镇企业逃不掉失败的命运。
孙大午梦想是人们可以祥和地生活，国家成为民主共和制。他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似乎是他见到的欧洲，荷兰人生活丰足舒适的样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希望中国有宪政，但不赞成实行多党制，担心民主会带来动乱。新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关于“尊重宪法权威”的讲话给了他很大鼓舞，他寄望于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个“伟大使命”。
被逮捕；从‘粮食银行’到社区融资
2003年4月，孙大午在北大演讲后大约一个月，又被叫到中南海一次。这次去的是南中南海，即中共中央那一边，几个负责农村政策的官员听了他的汇报。官员们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他不知道他们是谁。他大致重申了三月份在北大演讲的内容，尤其是政府管制太多，农民什么都做不了。他主张废除农业税。
2003年5月27日上午，孙大午在大午学校参加校理事会会议，这是每星期二的例会。他接到徐水县一位政协副主席的电话，说县里新来的书记要请孙大午吃午饭。孙大午很少和县领导一起吃饭，挂掉电话后，他就离开会议去县里了，并且带上了他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稿，准备跟新的县委书记交谈他的想法。
孙大午一进到吃饭地点鸿雁大酒店的大厅，就被好几个人围住，然后被拉到了公安局刑警队。
两个小时后，十几辆车来到了大午集团财务部外面。二、三十个有穿便衣、有穿制服的警察进去后，先没收了所有人的手机，把室内监控器摄像头转到朝下的方向，断掉了监控器电源，拔掉了座机电话线，带走了财务处长、集团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以及多位财务人员和秘书。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包括儿子、弟弟在内的孙大午家人几乎全部被抓，他的妻子（我们后来知道）穿着拖鞋、躲在一辆车的后车厢逃脱；大午集团被查封，包括电脑、账本、现金、存折、会议记录和车辆；孙大午的家被封；由徐水县政府各部门三十多人组成的“稳定工作组”入驻大午集团，工作组由一个名叫张海波的县委副书记亲自负责。
48小时后，被捕者的家属收到公安局的拘留通知，说他们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国国家媒体当年7月的报道说，“1993年以来，大午集团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即国务院247号令）的有关规定，公开向内部及周边村镇群众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现已初步查明，大午集团自1995年7月1日以来，累计吸收公众存款18116.7万元”。
要说明孙大午的“罪行”，需要先从大午的“粮食银行”说起。在2013年与和讯网的访谈中，他解释了大午集团从90年代开始创立的社区融资模式。他说，大午集团起步时，那个地方没有信用社、金融机构，离县城远，离镇里也远，公司也无法从银行贷到款，但是企业发展需要流动资金。周围的村民与大午工人家中每年都有卖不去的余粮，大午则需要粮食生产饲料和其它产品，但没有充足的流动资金购买。所以他和当地农民以及自己的工人商量，让他们把粮食按市场价“借”给大午半年，半年后，借户可以按市场价把粮食拿走或者卖给大午。如果半年后的市场价高于半年前，那么大午按高的价格购买农民借给大午的粮食；如果半年后市场价低于半年前或与半年前不变，大午仍然按半年前的价格买入。需要从大午购买鸡苗、猪苗、籽种、饲料的农民，可以直接用自己的粮食换取这些物资。
由粮食变成的钱，农民可以支走，也可以存储在大午，这变成大午集团的借款，大午提供借据，按照当地信用社的利率支付利息。大午集团的员工，也可以将自己的余钱在集团内储蓄。到了2003年的时候，大午借款账户平衡在三千五百万左右，大约有三千左右借款人，这也是大午集团的整个负债。当时大午集团的固定资产有一个多亿，三千万负债率并不高，这些借款从未发生过欠付。检控部门说的“非法吸收存款1.8亿人民币”，是大午集团1993年到2003年的累计。他被指控扰乱了金融秩序。
在徐水县看守所，孙大午坚决不认罪。他被作为重犯，单独关押在一个六平方米的囚牢。他说，犯罪必须具备犯罪意愿、犯罪行为、犯罪后果。但在对他的指控中，这三条一条都不具备，孙大午 “犯罪”，既无原告，也无受害者。
当时整个社会、特别是北京的公共知识分子圈、法律界人士、民营企业家，包括杜润生、姚监复、江平、茅于轼、李昌平、胡星斗、柳传志都做出了强烈反响，批评政府模糊不清的规定、对民营企业的苛刻，指出民营企业背负“原罪”的生存状态。有代表性的市场化媒体，如《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对孙大午的被捕做了独立而详尽的报道。三名公盟律师朱久虎、许志永和张星水担任孙大午的律师，多次去大午集团调查取证。他们在附近七、八个村庄走访了四、五十位农民，所有人都对孙大午表达了信赖和赞扬，只有一个人表示”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一个村干部，可能感到自己不便发表意见。
律师着手将在大午当时的3000多借款人中，把大午员工、员工亲属、客户等与大午具有”特定社会关系“的人分出来，这些人的存款不应被列入”非法“之列。
与此同时，各路领导到看守所劝说孙大午认罪，律师去见法官的时候，后者也劝律师去劝孙大午认罪，但是律师决定为孙大午做无罪辩护。
检察官在当年九月对孙大午最初起诉中，指控他两项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以及”非法持有弹药“。这后一项指控的依据是在孙大午家搜查出几枚子弹。那是当过军人的孙大午打靶剩下的几粒子弹。检察官后来取消了这项指控。
孙大午只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自由，继续工作，不要毁掉大午集团。他的态度开始变得缓和，之后，他被解除了单独关押，被关进一个叫”魔鬼一号“的牢房，和23个犯人、其中6个死刑犯关在一起。
2003年10月30日，孙大午审判开庭。在法庭上，他两度哭泣。开庭前，他做了妥协，同意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当检察官出示大午集团给借款人开的”借据“为非法存款证据时，他忍不住说了一句，”那是借据，不是存款条，大家难道都不识字吗？”这时候检察官厉声说，“孙大午，你还说话！你妻子批捕在逃，你两个弟弟还在看守所，你家里还有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这时候孙大午掩面而泣。当律师在庭上讲述当地老百姓对孙大午的拥戴与支持时，孙大午再次掩面而泣。
孙大午最后被判非法吸收611农户 1300多万存款，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他接受当局提出的条件，不上诉。他表示自己“无罪，但伏法”。第二天，在看守所度过158天的孙大午获得释放。
孙大午真的是因为“非法吸收存款”而遭遇牢狱之灾吗？ 《南方都市报》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另一种说法：孙大午被抓，是因言获罪，特立独行。对此说法，徐水官员对记者一口否认。但是孙大午被释放后，县委书记和参与诉讼的各部门官员宴请他吃饭。县委书记告诫他“要正确对待这场诉讼”(意思是不要对政府和相关人员不满)，“回去以后继续把企业做好” (意思是政府还是希望大午做下去)，“少接触媒体” (意思是不要发表言论)。
孙大午自始至终不知道到底是谁把他送进了监狱。他也不想知道。对他来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继续经营大午集团，为社区为社会造福。
但他在后来的一些年里也多次表达，他2003年入狱，是因为他在北大和农大的言论惹的祸，政府想让谁成为罪犯，都可以让谁成为罪犯。
祥和 — 再谈孙大午的梦想
我在读孙大午资料的过程中，主要是他的演讲、文章以及访谈，有一个词因其出现频率之高吸引了我的注意：祥和。他说的“祥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建一个世外桃源，人们可以很祥和地生活在一起。”（2003年农大演讲）
“大午集团在一片荒地上创造出这么一大笔财富，四、五千人祥和地生活在这里。”（2004年南开大学的演讲）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生活资料共享或共有，可以保护人与人之间最公平的竞争，有能力的人可以赚一万块钱，没有能力的人可以赚一千块钱，但是在基本生活上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是我理解的共同富裕。在这种祥和的世界，不仅在制度面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的在道德面前也是人与人平等的。”（ 2003年作客新浪在线节目）
“我做企业的理想是从上到下都很祥和，大家都很幸福。企业家应该忧国忧民，企业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它最大限度为这个社会服务，为这个社会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提供最好的服务。”（同上）
“企业（大午集团）从没有给下边分公司经理、厂长下达过指标、任何，也没有搞过承包，但企业运行得非常祥和。”（2004年南开演讲）
“大午集团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周边地区祥和安全，十几个村庄没有一个穷人。”（新浪）
“传统的儒家思想，现代法治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这三者的结合是我的治厂思想。…我愿意这个社会是祥和的，我爱这个社会，我爱这个国家，我也爱所有的人。” （2003年北大演讲）
一位提问者描述，“去过大午集团的人，都感觉大午城当地的人神情都非常的祥和。” （新浪）
孙大午去过欧洲一次。在荷兰总统府游览，正好赶上总统迎接外宾的仪式：升国旗，奏双方国歌，检阅仪仗队。“最让我触动的是，相隔大约30米开外粉刷墙壁的工人们不回头看，仍然在那里工作。那个社会是那么祥和。….这就是尊重劳动。总理接待外宾是劳动，工人粉刷墙壁也是劳动。劳动是相等的。” （农大演讲）
在具体实践上，孙大午是如何在企业的运营中、在社区、乃至于在人们的神情上做到祥和呢？
早在九十年代初，他便提出大午集团的指导思想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虽然大午集团不追求盈利，但是到2003，大午集团属下的17个分厂，从来没有亏损过，产品销售一直畅通，稳定地发展了将近20年，只有在2003年他和企业高管被抓的那年，经营秩序被破坏，大午集团亏损了580万。
1998年建立的大午学校，有两千学生就读。大午的免费技校，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带动上千养殖户和养鸡场。大午医院有1000张床位和32个科室，是一所非盈利、低收费的医院。
虽然大午集团是一个家族企业，但是孙大午多次表示，私营只是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创造的是社会财富，为社会服务。倒是政府官员对私营企业怀着一种另眼相看的歧视和敌意。当年孙大午和土地局打官司的时候，土地局官员威胁要推平大午集团，孙大午说，你拿炸药包把它炸了我都不怕。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大午集团属于社会。
2003年出狱后，孙大午开始在大午集团实行“私企立宪制”，并将之总结为“私有、公治、共享”六个字，即所有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三权平衡。董事会负责企业的决策，其成员由集团员工通过预选、复选、决选三道程序产生：所有员工均享有董事选举的初选权。理事会由董事会选举产生，由总经理、副总经理和办公室主任组成。监事会主要由家族委员会成员和工会组成，制订企业规章，监督其实施。孙大午本人多年以来担任监事长。三会联席会议是集团的最高权力机构。
集团产权虽然属于孙家所有，但不分割量化到每个家族成员，而是由孙氏家族整体传承，家族成员每月领取相当于集团平均工资2—3倍的生活费并享受住房、医疗、上学、出国费用、创业资助等福利，但不享受进入监事会、董事会、理事会成员的特权。如果他们有兴趣参与管理，必须和其他人一样参加竞选。集团所有员工都享有工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大午集团员工享受终身雇佣制，除非主动辞职或贪污腐败，可以工作到退休，并享受优厚的福利、退休金和医疗待遇。高层的薪酬和福利不能超过工人的10倍。
“我们处的地方比较偏僻，周围的农村都比较穷，只有我这么一个比较大的企业，所以我必须得走一个大家共同富裕的路，靠村民的支持、大家的帮助才有大午集团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对的，”孙大午说。
2020年 — 不是孙大午希冀的未来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 2020年11月11日凌晨一点左右，六辆大巴车载着带着冲锋枪、警犬和梯子的特警，进入了大午集团自建居民小区。特警抓捕了全部集团高管，包括孙大午的妻子、两个儿子、儿媳。抓捕发生时，附近通讯信号被屏蔽。有些人是特警破门而入被抓的，家门有被强行撬开的痕迹。早上上班后，政府“工作组”召集子公司的领导人开会，这批人去开会的时候也被带走。两批抓捕一共带走28人，几乎囊括了从集团到子公司所有的管理层。远在海南省出差的大午集团总经理刘平，也在同一天被警察带走。
大午集团的账户以及流动现金，包括食堂买菜做饭的钱，全部被冻结。
11日白天，大午集团行政楼、个子公司门口、大午城各个道路出入口，包括公共厕所，都站满了便衣警察。
当日，高碑店市公安局发布了一个简短通告：“经侦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2020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高碑店是保定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
到目前为止，被抓捕的28人，据说有三个人被释放，7人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包括孙大午(监事长）和大儿子孙萌（董事长）及孙大午的两个弟弟孙二午、孙志华，刘平（集团总经理）、靳凤羽（集团副总经理）、纪玮莲（集团办秘书），其余18人已经被正式逮捕。
表面看, 这次大午集团大抓捕起因于大午集团总部所在地郎五庄与一个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中国几家媒体的报道说，多年前郎五庄将740亩土地承包给徐水国营农场耕种，但这个农场实际占用了郎五庄超过2000亩地。双方因此多年争执不下。后来郎五庄把地转租给了大午种业公司。2020年6月和8月，大午人员与徐水农场人员发生过两次对峙。
多位北京律师告诉媒体说，6月和8月发生的事就算被认定为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两个罪名，警方不可能因为这两项指控而抓捕20多人，并且查封、扣押和冻结大午几乎所有财产。
目前包括孙大午、孙萌在内的几人见到了律师，但是律师没有透露任何案情。
大午管理层被”连锅端”后，当地政府很快派出了 “工作组”， 接管了大午集团总部以及全部分公司，包括医院和学校在内。大午正在建设中的新项目停建，至少900多人被强迫放假。
孙大午2003年被抓时，大午集团成立了18年；孙大午2020年被抓时，差不多又过去了18年。在这后18年里，大午集团每年以双位数高速发展，从17个公司增加到28个公司，资产翻了十多倍。然而不变的，是政府抓人的方式：突然抓人、冻结资产、政府接管，只是这一次比十八年前来势更凶猛、更可怕，而且是在风高夜黑时出动。
大午人也许生活得很祥和，但是孙大午心中似乎并不祥和。2012年，他在接受腾讯访谈时说，“我常常觉得一种屈辱和不安全感伴随着自己。我走到很多地方，我发现很多企业家都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屈辱的感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下，你想做个干净的人，就做不成。你想做个好人，就做不成。” 2015年7月大批人权律师被抓捕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面对恐怖你能怎样》。他对人权律师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讲到2003年他被抓捕时，他说，“【就算】孙大午一个人犯罪，为什么要抓这么多人？为什么要把这个气氛渲染得如此恐怖？他们要达到什么效果？是想要摧毁人的意志吗？”“我也有这种感觉【恐惧感】，之所以恐惧是因为害怕，是因为自知无罪但是必须要承担责任被有罪。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罚，用什么方式处罚，处罚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未知的，恐惧来源于未知。”“但是面对恐怖的时候，咱们这些平民百姓又能怎样？惊惧地睁开眼睛，冒叫一声，这不仅是动物的本能，也是现代人残存的良知，更是人类追求生存的底线——免除恐惧的自由。”
孙大午2003年出狱后，看到整个社会对他的支持，看到大午社区对他的信赖，他感觉到了力量和希望。“支持的力量尚在，我不孤单。”
到了2020年，立志在中国建立宪政的公盟早已不复存在；当年为孙大午辩护的许志永博士第二次进入监狱，另外两位律师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大批人权律师入狱或被吊销执照；选举和宪政成了禁词；虽然孙大午再次被抓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但当年声援孙大午的各界意见领袖这次基本销声匿迹了；大午微信公众号停止了更新，孙大午本人的微博已经无法查到；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六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不用说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民；新的法律规定村干部必须是党员，村民自治完全不可想象，党的意志是将一切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
大午案注定是一个具有时代标志性质的案件。2003年，中国的统治者似乎还需要孙大午这样的民营企业家“继续搞好企业”，到了2021年，也许他们在用不同的眼光打量民营企业家。 按说孙大午以及大午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一个展示窗口，但是现在这个窗口到底会展示什么，可能是一个疑问。
不管怎么说，这不是孙大午2003年展望的未来，不是孙大午一直梦想的祥和。
曹雅学是英文网站改变中国（ChinaChange.org) 主编。
文章来源：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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