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作为出版家的富察和作为朋友的富察

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延贺

作为出版家的富察：他对出版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爱

从一九九八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至今，我在中国、香港、台湾、美国、日本、意大利出版了八十多本著作及译本，接触过数以百计的出版人。

在这个群体中，有人是充满铜臭味的书商——商的一面重于书的一面，书只是发财的手段，他本人并不爱书，只爱钱。有人则是学者、作家、知识分子，对市场和读者颇为隔膜。富察是少有的既爱书又对市场有敏锐感觉的出版人，如痴如醉地热爱出版业，对出版有着罕见的激情和专注，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称为“出版家”。

到台湾前，富察已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他为什么要放弃在上海前程似锦的事业，到台湾来从零开始？首先是为爱情和家庭——他的身为台湾人的妻子曾到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始终无法适应，希望全家都回台湾。其次，是憧憬台湾的出版自由。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中国，无论市场有多大、职位和收入有多高，出版人带著镣铐行走于雷区的恐惧与痛苦，可谓刻骨铭心。学者赵越胜有一篇文章写三联出版社总编辑和《读书》杂志创办人、中国学术出版执牛耳者沈昌文先生：沈公他们这一代人，在出版界干事儿不容易啊。国朝的出版界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监狱，里面只有两种人，狱卒和囚徒。而且他们的身份依需要随时变换，鲜有人不一身而两兼，今天做狱卒，明日当囚徒。沈昌文自己说，他“用不宽容的办法做出版”，“不宽容作者多说话，尤其是不让外国作者说不得体的话”。你能想像得出沈公枕戈待旦的样子。他之尽狱卒之责，实在因为他也是个囚徒，头上、身边、背后都有狱卒在看着他。他委曲求全、低眉顺首数十载，自认“一辈子做牛式出版，听话，恭顺”，仍是“跋前躓后、动辄得咎”。但他其实也有反骨，既不愿当狱卒，也不甘做囚徒，落得个“狱卒囚徒两彷徨”。

富察不愿成为新一代的沈昌文——他没有沈昌文的耐性和韧性，中国的新皇帝也比老皇帝更独是独非、揎拳裸臂，出版人辗转腾挪的空间日渐逼仄。于是，富察毅然放弃在中国的所谓成功，到台湾享受哈金所说的“自由生活”。在台湾，可以选择新的族群和身份认同，他放弃了汉名李延贺，用了满族名字富察。在小岛台湾，更可挣脱锁链，“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他创办八旗出版社，短短数年间成为“读书共和国”旗下最亮丽的品牌。这家小小出版社所出版的人文社科书籍，数量和质量皆可跟老牌的联经、时报、麦田、远流等大社分庭抗礼乃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富察每谈起一本好书，就滔滔不绝、眼睛发亮。在他看来，好书除了文字内容、思想观念好，还要有市场和销量，他不同意“酒香不怕巷子深”、“曲高和寡”之类的理念，竭力把好书打造成畅销书。他发现和发掘新选题的敏锐度，在我接触的出版人中数一数二。二月底、三月初，他去中国办理注销户籍事宜之前，我跟他有过一次通话，谈完书稿，就聊到孩子。他说他花很多时间辅导女儿的数学功课，我分享了儿子在美国“状元高中”托马斯·杰婓逊科技高中的学习经验。他立即说，这是一个好题材，你可写成一本书，八旗来出！

富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一直认为，出版是在地产业，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口，是个小型市场，但可通过在地化创新而变得有声有色、充满生机、有独特性。台湾的出版人要走出“大中华市场想像”的误区，要着眼于在地的读者，“如果说读者对我们有兴趣，那不是听到了我们的吆喝，而是听到了某种神秘神学般的、藉着每一本书而发出的召唤。如果读者听到了我们的召唤，而前来和我们一道参与，形塑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观点、情绪和态度，就够了。我们一定要敝帚自珍。”

作为朋友的富察：他对朋友有一种来自白山黑水的古道热肠

余英时先生说过，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评论的兴趣。我亦如此。富察连这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只喜欢出版这一件事情，通过出版来传达知识、思想和观念。他的朋友不分蓝绿，他出版的书也贯穿左中右。

我与富察都是在胡锦涛时代末期离开中国的，我到了美国，他到了台湾。随着香港出版自由的丧失、出版业的崩坏，台湾成了整个华人世界唯一有出版自由和出版市场的地方，我的书只能在台湾出版。二零一三年，我到台湾访问，与富察见面，那时他正在力推许我的学弟许知远的书。

第一次见面，我跟富察谈及正在写的《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书，他听了后很感兴趣，当即拍板跟我签约。此后数年间，八旗出版了我的《一九二七：民国之亡》、《一九二七：共和崩溃》、《不自由国度的自由人：刘晓波的生命与思想世界》、《用常识治国：右派商人川普的当国智慧》、大光三部曲、《美国左祸与自由危机》、《伪装的改革者：邓小平与蒋经国》等九本书。

富察也婉拒过我的多本书稿，大都因为题材过于“敏感”或尖锐。比如《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香港独立》，富察就跟我直言，他不敢碰。当他被中共政权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可怕罪名拘押后，我查看此前的通讯记录，发现他曾跟我说：“出版你的书，我既有市场压力，也有政治压力。真的，是实话。因为八旗的光谱并不那么政治，我们只是出版一些和中国有关的书，难免涉及到政治议题。我理解你的百无禁忌，就好像我理解自己仍旧戴着紧箍咒一样。我确实有中共压力方面的忧虑，主要是父母是不问政治、也不解政治的一代，年老生病。但是，出赵思乐的书已经卷进了一些。我没有你和思乐那样的勇气，不是真正的满洲勇士的后代，很惭愧。”

我写完《我是右派，我是独派》一书后，本来富察说想要出版，但他看了书稿后觉得独派部分会让某些人感到刺眼，建议把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八旗只出《我是右派》这部分。但我回应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很难如此处理。他就回信说：“我理解你的想法，从你思想脉络演变，右派和独派是一体两面。不好切割。”

我与富察不仅是作者与出版者的工作关系，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来台湾，他都会热情款待我，亲自为我主持多场新书发表会，一起坐高铁南下高雄，或驱车去新竹。他当然不会认同我所有的观点，但我们总能找到深聊的话题。他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特质，自己已是博士了，却仍然如同海绵一样从每一个谈话者身上汲取新知。当然，他不会忘记带我去品尝美食和观赏美景。他曾带我到猫空喝茶，到北海岸逛朱铭美术馆，到金山购买手工蚕丝棉被。他身上残存有满族人的尚武精神，登得上高山，下得了深海，还说要带我去登山和弄潮，我这个蒙古人却早已退化成书斋中宅男，没有体力与他到大自然中披荆斩棘。

中国病毒狂飙过后，台湾出版业几乎腰斩，八旗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但富察从未想过离开出版这个他热爱的“夕阳产业”。他相信，书不会消失，爱读书的人也不会消失。每次通话，他也跟我讨论如何把好书送到更多读者手中，他相信观念能改变命运。他也很实在地说，知道你们在美国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所以要想方设法多卖书，多给你们一些版税。

出版社就像是舞台，提供给风格不同的演员登台演出，而且让演员（作家）与观众（读者）互动交流。富察说，他的职责是把舞台修得愈来愈大。如今，中共剥夺了富察身体的自由，却不能毁灭八旗出版过的及还将出版的好书。我要把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那句经典台词送给囚牢中的富察：“有些鸟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笼子里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我更深信，富察必将回到自由的台湾，回到家人和同事身边，继续出版事业。他就像帝俄时代的出版家绥青一样，以“不可以放弃！要达到目的！”的出版精神，与那些仇恨知识和智慧的掌权者、同行的嫉妒者、不读书的愚昧者斗智斗勇，书写他“为书籍的一生”。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