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從何處來？經過了三年多的疫情和數百萬人死亡後，關於新冠病毒的起源仍眾說紛紜、充滿爭議，一大堆分析和假說使用的事實，如同掛在有刺的黑暗樹枝上的聖誕彩燈。一種觀點認為，這種科學上稱為SARS-CoV-2的病毒是從某種動物身上傳給人類的，溢出地點可能是在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那個雜亂無章的大賣場裡曾有大量的各種魚、肉，以及作為食材的野生動物出售。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種病毒是在實驗室裡造出來的，目的是感染人類，給人類造成傷害，也就是說，它可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出資支持的某個「影子計劃」設計的一種生物武器。第三種觀點雖比第二種溫和，但也牽涉到實驗室的工作，這種觀點認為，該病毒是通過位於武漢東部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一次事故侵入首名人類受害者體內的，也許是並無惡意但魯莽的基因操作使這種病毒對人類的危害更大。
如果這些可能性把你搞糊塗了，讓你無法決定誰對誰錯，對過於自信的斷言持懷疑態度，或者你只是厭倦所有關於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話題以及是什麼不起眼的小東西引發了疫情，請放心，有這樣想法的不只你一人。
一些持反主流觀點的人說，病毒的起源不重要。他們說，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應對病毒帶來的災難，及其繼續造成的疾病和死亡。那些人錯了。搞清楚病毒起源很重要。研究課題的輕重緩急、世界各地如何為未來的大流行做準備、衛生政策，以及公眾對科學本身的看法，都將受病毒起源問題答案的深遠影響，如果我們能夠得出一個明確答案的話。
但許多可能提供答案的證據要麼已經丟失，要麼仍然無法獲得。丟失是因為未能及時收集相關材料，無法獲得是由於不合作和隱瞞，尤其是中國各級官員的不合作和隱瞞。
以自然溢出說為例，它假設病毒在華南市場某處從野生動物身上——可能是貉（一種似狐狸的犬科動物）或豪豬——傳給了人類。為了驗證這個假設，需要從市場上的貉、豪豬，以及其他關在籠子裡奄奄一息、氣數將盡的野生動物身上採集血液、糞便或粘液樣本。對這些樣本進行篩查，尋找病毒的蹤跡。如果發現了病毒本身，或者至少找到了病毒相當大的基因組片段，就可以對基因組、包括與一些來自最早的人類病例的基因組進行比較分析，以推斷人類是從野生動物身上感染病毒的，還是反之。
但現在已經無法這樣做，因為該市場在2019年12月期間出售的貉、豪豬或其他野生動物已在2020年1月1日前全部被消滅。中國當局那天下令關閉了華南市場，沒有對最可疑的野生動物進行採樣的努力（至少沒有這種報導）。
或以實驗室製造生物武器的假說為例，倫敦《週日泰晤士報》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提了這個假說。該文的兩名《泰晤士報》記者引用了未披露姓名的「美國調查人員」，他們說，他們「仔細研究了截獲的絕密通信」後得出結論，中國軍方在支持一項將冠狀病毒武器化的祕密研發項目。該文還認定存在一個研發相關疫苗的努力，以便在將致命病毒釋放到世界後保護中國民眾。這是個引人入勝的敘事。據其描述，改造病毒的工作在武漢病毒學研究所進行。兩名記者們未透露他們的情報來源，也沒有為證實他們的指控提供證據，但如果他們這樣做了，這將是一個爆炸性的新聞。
再以實驗室洩漏說為例，一些版本的洩漏說將矛頭指向紐約一家非營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以及該組織與武漢病毒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石正麗博士的合作關係。石正麗和她的團隊從事冠狀病毒研究，尤其是蝙蝠攜帶的冠狀病毒，從鳥糞和來自動物身上的其他樣本中提取病毒RNA片段（冠狀病毒的基因組用RNA編寫），偶爾也提取活病毒，然後將RNA片段像拼圖那樣排列出全基因組。他們做實驗，有時將一種病毒的功能部分結合進另一種病毒的主體，以了解該部分在野生環境中有什麼作用；他們發表科學論文，對哪些蝙蝠病毒可能對人類構成威脅發警告。要是石正麗領導的一名研究人員或技工在處理與SARS-CoV-2非常相似的病毒時意外感染了病毒，然後將病毒傳染給其他人會怎麼樣呢？這個問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初幾個月裡先是以一種懷疑出現，然後變成一種假設，最後成了一種指控。
即使現在，支持這一斷言和反駁該說法的爭論仍很活躍。上個月，三名作者在Substack網站上一份名為《公眾》的通訊中引用未具名的「美國政府官員」的說法斷稱，第一批感染SARS-CoV-2的人中包括石正麗實驗室的科學家胡犇。這個說法意義重大，如果是真的將極為重要，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據或可確定的信源支持它。10天後，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按照三個月前通過的一項法律的要求）發布了一份解密報告，概述了美國情報界所知的武漢病毒學研究所與大流行起源之間的潛在聯繫。該報告得出的結論包括，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曾與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科學家在冠狀病毒研究方面進行過多次合作，但（就現有證據而言）這些合作「不涉及有道理可能被認為是SARS-CoV-2前身的已知病毒」。
後來在今年7月11日，由俄亥俄州共和黨眾議員布拉德·溫斯特魯普領導的眾議院冠狀病毒大流行特別小組委員會召開了一次聽證會，他和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在聽證會上盤問了科學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和羅伯特·加里，因為他們是2020年發表在《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雜誌上的一篇有影響力論文的作者。該論文的標題是《SARS-CoV-2的近端起源》。這次聽證會的調子從其名字上就可預知：「對掩蓋真相的近端起源調查」，聽證會那天的記錄都是指控和辯護，沒有為病毒溯源提供任何新線索，更不用說確定的結論了。
即使對科學而言，即使對國家情報總監、對國會特別小組委員會主席而言，確定的結論也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目標和一種高度非分的假設。哲學家們早已認識到了這點，小說家和詩人們也認識到了這點。「我有三種看法，」華萊士·史蒂芬斯寫道，「就像一棵樹/上有三隻黑鳥。」在這首詩中，史蒂芬斯找到了觀察黑鳥的13種不同方法。對SARS-CoV-2起源的看法至少也有這麼多種，為了公正地對待這個問題，你需要像他一樣，在腦海中同時保留幾種可能性。
你如何看待黑鳥，或如何看待起源假說，可能與你自身的淵源有關。這是一個古老的真理，但我想起這一點是在與傑西·布魯姆談話的時候，他是西雅圖弗雷德·哈欽森癌症中心的進化生物學家，在認為實驗室洩漏假說值得進行深入調查的人中，他是資歷最高的人之一。布魯姆研究病毒的進化有兩個原因：它發生得很快，因此可以解釋普遍的進化；它對公共健康具有重大影響。
2021年2月，也就是疫情暴發一年後，當我與他交談並詢問病毒起源問題時，布魯姆說：「我認為很多人都堅定默認了他們的先驗信念。」研究人畜共患疾病（從非人類動物傳染給人類的疾病）的科學家可能傾向於自然起源假設。而長期以來一直反對「功能獲得」研究（探索潛在危險病原體進化能力的實驗工作）風險的科學家可能很容易假設實驗室洩漏。對高壓、隱秘的中國政府抱有強烈看法的國家安全專家可能會傾向於中國有不法行為和掩蓋事實的情況。
最近，布魯姆告訴我，他自己的「先驗」傾向是自然溢出。「但你肯定不會認為這是可能性高達99.99%的解釋，」他還說，「也許還有其他可能性。」
這讓我停下來思考自己的先驗傾向。在過去的40年裡，我寫了一些關於自然世界和研究自然科學的非虛構作品，尤其是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方面。這40年的前半段，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熊、鱷魚和大黃蜂等肉眼可見的大型生物上，並關注亞馬孫叢林和索諾蘭沙漠等野生地區。1999年，我在執行《國家地理》任務期間接觸到新興病毒這一主題，當時我在中非森林的伊波拉病毒棲息地徒步10天。後來，我花了五年時間寫了一本關於人畜共患病及其致病因子的書，其中包括SARS病毒，這是之前出現過的致命冠狀病毒，現在通常稱為SARS-CoV-1，出現於2002年，通過人類旅行者從香港傳播到新加坡、多倫多和其他地方，讓專家們深感震驚。科學家追溯SARS-CoV-1的源頭是果子狸，這是一種像貓一樣的野生食肉動物，在中國南部的一些市場和餐館中作為食品出售。但果子狸被證明是中間宿主，其自然宿主後來被確定為馬蹄蝠。
在動物身上出現危險新病毒的長篇史詩中，SARS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個章節。另一個是愛滋病毒進入人類並導致愛滋病大流行的慘痛故事——這個故事部分通過推理，部分通過分子證據而為人所知，源頭追溯到大約20世紀初的喀麥隆東南部，可能在一次獵人捕獵時，人類和黑猩猩之間發生了血液混合。流感也源於人類與非人類動物的接觸，通常來自野生水禽。澳洲的亨德拉病毒通常通過中間宿主馬從蝙蝠傳播到人類。在玻利維亞，會感染人類的馬丘波病毒平時寄生於嚙齒動物體內。在韓國發現的漢坦病毒以及在美國西南部發現的近親辛諾布爾病毒也通過嚙齒動物傳播。在孟加拉國和一些周邊國家的尼帕病毒來自蝙蝠。它通過蝙蝠糞便、唾液和尿液排出，從棗椰樹採集含糖汁液是孟加拉國的習慣，當某些果蝠光顧這些棗椰樹時，汁液被病毒污染，這些新鮮汁液被帶到街上，出售給當地顧客，其中一些人死亡。這些例子以及許多其他類似例子都是我自己的先驗經歷，毫無疑問，它們確實讓我傾向於自然溢出的說法。自然溢出經常發生，有時會帶來可怕的後果。
在危險新病毒的歷史上也曾發生過研究事故，而人們長期以來對此類事故的擔憂構成了一些新冠病毒實驗室洩漏假說支持者的先驗傾向。這樣的事故可能發生過數百起或數千起，具體取決於你對重要性的閾值設置以及對「事故」的定義。1977年發生的一次事件（有可能）再次引入了1950年代的流感病毒，導致當年的流感大流行，數千人死亡；2004年，小心謹慎的科學家凱莉·沃菲爾德在研究伊波拉病毒時被針刺傷（但事後證明她沒有感染病毒）。同樣是在2004年，即全球SARS恐慌發生一年後，北京一家病毒學實驗室的兩名工作人員分別感染了該病毒，總共傳播給九人，其中一人死亡。此前一年還發生了另外兩例SARS病毒實驗室事故感染事件，一例發生在新加坡，一例發生在台灣。
2019年底第一批已知的「非典型肺炎」病例開始在武漢的醫院出現，然後在2020年初冠狀病毒疫情暴發，這個地點本身對於不同的人來說符合不同的先驗傾向，人們要麼選擇自然起源說法，要麼選擇實驗室洩漏說法。實驗室洩漏的潛在關聯是最容易注意到的：該市有一個研究機構，即武漢病毒研究所，其中有一個致力於冠狀病毒研究的著名實驗室。另一方面，武漢也是全國用於食品、毛皮和傳統藥物的野生動物的主要貿易樞紐（每年估計超過700億美元），這些生物——連同其攜帶的病毒——在許多擁擠的市場出售。華南海鮮市場就是其中之一，位於或接近最早已知病例所在範圍的中心。
那麼，僅僅考慮這些情況，實驗室事故比自然溢出更「可能」嗎？在這兩種情況下，中國政府的高壓和隱瞞傾向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評估其中任何一種證據的可用性？由於目前還沒有關於將SARS-CoV-2傳播給人類的具體事件的明確描述，即使是專家，也被迫根據數據和環境將其觀點限定為概率，這些概率受到對世界如何運作的先驗信念的不同影響。
在自行評估可能性時，你可能需要從給爭議蒙上陰影的喧囂、憤怒、刻薄和政治化中後退一步，專注於我們確實擁有的證據上。為此，按時間順序記錄一些事件可能會有所幫助。
2020年1月11日，就在武漢疫情的首份報告在全球傳播11天後，上海復旦大學張永振領導的一個科學家團隊通過一個名為virologal.org的網站發布了一份新型病毒的基因組序列草案。這個基因組由居住在雪梨的英裔澳洲進化生物學家愛德華·霍姆斯提供，他也是張永振基因組組裝項目中的同事。霍姆斯在病毒學家中因其對RNA病毒（包括冠狀病毒）進化的研究、光溜溜的光頭和尖刻的直率而聞名。這個領域裡所有人都叫他埃迪。該帖子於凌晨1點05分發布。當時，位於愛丁堡的網站站長，名叫安德魯·蘭博特的分子進化教授警覺起來，準備加快進度。他和霍姆斯為基因組撰寫了一份簡短的介紹性說明：「請隨意下載、分享、使用和分析這個數據。」他們知道應該是「這些數據」，而不是「這個數據」，但他們很匆忙。
霍姆斯和一小群同事立即開始分析基因組，尋找有關病毒進化史的線索。他們利用了已知冠狀病毒的背景，以及他們自己對這種病毒在野外如何形成的理解（參見霍姆斯2009年出版的《RNA病毒的進化和出現》一書）。他們知道，冠狀病毒的進化可以迅速發生，由頻繁的突變（在大約3萬個字母的基因組中發生單個字母的變化)、重組（當兩種病毒同時在一個細胞中複製時交換基因組片段）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作用於這些隨機變化所驅動。霍姆斯在愛丁堡與他30年的好友蘭博特和另外兩位同事交換了意見：他們是加州拉霍亞斯凱瑞普斯研究公司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以及紐奧良杜蘭大學醫學院的羅伯特·加里。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的伊恩·利普金後來也加入進來。這五個人組成一個遠程研究小組，旨在發表一篇關於SARS-CoV-2基因組及其可能起源的論文。
霍姆斯、安德森和其他人認識到這種病毒與蝙蝠病毒的相似之處，但經過更多的研究，他們發現了兩個「值得注意的特徵」，這讓他們感到不安。這些特徵是基因組的兩個短點，在整個基因組中只佔很小的比例，但對病毒捕獲和感染人類細胞的能力卻具有潛在的重大意義。它們是病毒學家熟悉的技術元素，現在已成為新冠病毒起源術語的一部分：一個呋喃裂解位點(FCS)和一個意想不到的受體結合域(RBD)。所有病毒都有RBD，這有助於它們附著在細胞上；而FCS是一種幫助某些病毒進入細胞的功能。最初的SARS病毒曾經嚇壞了全世界的科學家，但它只導致了大約800人死亡，而它與新型冠狀病毒在這兩方面都不相似。SARS-CoV-2是如何成為這種形式的？
起初，安德森和霍姆斯確實擔心這可能是人為設計的。這兩個特徵是不是故意添加的，通過基因操作插入到冠狀病毒的骨架中，故意使病毒在人類中更具傳染性和致病性？這一點是必須考慮的。霍姆斯打電話給疾病專家傑瑞米·法拉爾，後者時任惠康基金會負責人，這是倫敦一家支持健康研究的基金會。法拉爾理解這麼做的意義，很快安排了一個國際科學家小組的電話會議，討論該基因組令人困惑的地方及其可能的起源情況。該小組包括杜蘭大學的羅伯特·加里和其他十幾個人，其中大多數是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歐洲或英國傑出科學家，如愛丁堡的蘭博特、荷蘭的馬利恩·庫普曼斯和德國的克里斯蒂安·德羅斯特恩。參加電話會議的還有時任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和時任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福奇的上司弗朗西斯·柯林斯。就是在這次著名的2月1日電話會議上——如果你相信一些批評人士的說法——福奇和柯林斯說服其他人壓制了病毒可能是人為設計的觀點。
「坊間流傳的說法是，福奇告訴我們，改變我們的想法，諸如此類。我們被收買了，"霍姆斯對我說。「這完全是XXX（此處是一句髒話）。」
安德森也是這麼說的。「這種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發生，」他告訴我。最近，根據公開的私人電子郵件和Slack對話記錄，安德森和同事們被指控隱瞞和欺騙：批評者認為，他們的郵件和對話記錄證明，儘管他們私下裡對病毒系人工或源自實驗室的可能性深感擔憂，但他們卻努力讓這兩件事遠離公眾討論。但正如這些研究人員所云，這些表面上的矛盾之處只是反映了他們的觀點在快速變化。例如，他們最初擔心SARS-CoV-2中的受體結合域可能是人為操縱的標誌，但在2月1日的電話會議後不久，他們就得知，在感染穿山甲的冠狀病毒中存在非常相似的RBD。它是由休士頓的生物信息學家馬特·黃（音）從一個公共數據庫中發現的，並發布在《病毒學》網站上，最終引起了該小組的注意。研究表明，這種RBD系野外進化而來，很可能通過重組（自然的基因交換過程）進入了SARS-CoV-2。安德森和其他人還意識到，在其他冠狀病毒（如MERS病毒）中，呋喃裂解位點也會自然出現，儘管在SARS-CoV-2所屬亞屬的其他成員中卻沒有出現（迄今為止尚未發現）。
這些新數據導致了一個新結論，用安德森推文中的說法，這是「科學過程的一個清晰例子」。那次電話會議的16天後，他們發布了（尚未經過同行評議）的論文預印本，四周後，這篇論文在《自然·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的標題是《SARS-CoV-2的近端起源》。安德森及合作者開門見山地陳述了他們的結論：「我們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CoV-2不是在實驗室裡造出來的病毒，也不是有意操縱出來的病毒。」儘管如此，仍存在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動物宿主中演化出來的天然病毒，通過人畜共患疾病傳播給了人類，或者，也許天然病毒意外洩漏出來？在論文快結束的段落，他們使用了一種更細微的說法：雖然可以排除病毒經過了有意設計的可能性，但「目前仍不可能證明或反證本文所述的其他有關病毒起源的理論」。話雖這麼說，他們補充道，「我們不認為任何以實驗室為基礎的情況有道理。」
還有一種冠狀病毒很快就被發現是與SARS-CoV-2已知親緣關係最近的病毒。實際上發現的不是一個「活體」病毒，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一個基因組序列，該序列是很多年前的2013年，研究人員用從一個廢棄礦井採集的蝙蝠糞便樣本中提取的RNA片段組裝出來的。那個礦井位於距離武漢約2000公里的西南省份雲南。該基因組與新冠疫情初期從感染人群中採集的 SARS-CoV-2基因組有96.2%的序列同一性。這種程度的同一性（或者說3.8%的差異性）暗示，它們幾年前有過一個共同祖先，在那之後經歷了獨立的演化。所以，該冠狀病毒是SARS-CoV-2的一個近親，而不是其祖先。
對蝙蝠的病毒進行採樣和基因測序，然後將基因序列組裝起來的工作（開始只是部分序列，後來在更好的技術幫助下，幾乎組裝出全部基因組），是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領導下進行的。石正麗及其團隊用RaTG13來標記那個冠狀病毒序列，因為它來自一隻學名是Rhinolophus affinis (Ra)的中間宿體馬蹄蝠，是在雲南省墨江縣通關鎮(TG)的一個礦井中捕獲的，時間是2013年。RaTG13名聲大噪，不僅因為它為SARS-CoV-2起源於蝙蝠病毒提供了有力證據，也因為墨江礦井是一些更駭人聽聞的實驗室洩漏起源說的重要部分。
墨江這個名字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原因是，2012年，在墨江礦井的井下工作了幾天後，三名工人死於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統感染。他們的肺裡進了什麼東西，導致了他們的死亡？是真菌？還是病毒？他們的死亡在兩篇晦澀難懂的中文醫學論文中有描述，一些支持實驗室洩漏說的人認為，這三人的死亡代表著冠狀病毒（可能是RaTG13）造成的已知最早死亡，這種病毒或已經演化為SARS-CoV-2，或是在石正麗的實驗室裡演化為SARS-CoV-2或其直系祖先病毒的（直系祖先與SARS-CoV-2的序列同一性高於近親與SARS-CoV-2的序列同一性）。他們由此推論，石正麗的團隊可能是在礦工死亡一年後將該病毒帶回武漢的。但墨江礦工的死亡事件也在科學家們2014年發表在《新型傳染病》雜誌的文章中有描述，他們描述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病毒，這種病毒也有潛的危險，因為它與尼帕病毒和亨德拉病毒有相似之處，而且，墨江礦井中這種病毒的攜帶者是老鼠，不是蝙蝠。這篇文章提示人們：對礦井中的老鼠、蝙蝠和其他動物進行病毒採樣時，很可能會發現多種對人類肺部有害的病毒。
實驗室洩漏說中RaTG13的作用存在另一個問題：它的序列與SARS-CoV-2的序列在1100多個分散在整個基因組的位點上存在差異。霍姆斯和其他研究冠狀病毒基因組學的專家說，以RaTG13為起點製造SARS-CoV-2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切實際。再說，不要忘記RaTG13隻是個基因組序列，不是活病毒；它是信息，不是生物實體；這點也很重要。將蝙蝠糞便中潛伏的病毒放在細胞培養物中生長不容易，這種努力通常以失敗告終。石正麗在回答《科學》雜誌資深通訊員喬恩·科恩通過電子郵件發給她的一系列問題時寫道，她從來沒有在實驗室裡培養過RaTG13。她在與我進行的兩小時Zoom通話中對我說了同樣的話：「沒有，沒有。我們沒有培養過從墨江那個洞穴中採集的任何樣品。」
這是石正麗告訴我的情況：2019年12月30日晚，她在上海參加一個會議時收到消息，一種奇怪的呼吸道疾病正在武漢人群中危險地傳播。實驗室的初步結果表明，導致疾病的原因可能是一種冠狀病毒，不是SARS，但是一種類似的病毒。她被要求幫助確定病原體。她馬上叫實驗室團隊開展有關工作，並在第二天乘火車返回了武漢。幾小時內，她的實驗室就收到了另一個實驗室發來的部分序列。她的本能反應是將其與他們自己在實驗室裡研究過的病毒序列做比較，「我們發現不是同一個東西，」她告訴我。「所以，我在12月31日下午就已經知道，這與我們在實驗室做的事情無關。」
石正麗早就知道，一些批評者暗示，她急於檢查自己的記錄是不直接言明地承認錯誤或有罪。她的回應是，「這很正常！」
在2020年1月31日發在《科學》雜誌上的一篇報導中，喬恩·科恩提到了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他指出，並非所有最早確診的病例都與華南海鮮市場有某種直接聯繫。據一項研究，最初的41名患者中，有14人與華南市場無關。這些人是否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感染了病毒，而且也許根本就不是從動物身上感染的？科恩描述了一些清晰但未經證實的指控，包括SARS-CoV-2類似一種蛇病毒的觀點（武漢的一些農貿市場有蛇出售），然後他補充道，「武漢病毒研究所是中國研究蝙蝠和人類冠狀病毒的最重要的實驗室，該實驗室已受到嚴厲批評。」人們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設施和管理系統是否有漏洞表示擔憂，他寫道。
在疫情暴發後的最初幾個月裡，除了能從基因組本身讀取的信息外，有關病毒起源的證據仍然很少。取代證據的，一邊是科學權威的分量，另一邊是大量的強烈抗議。2020年2月19日，英國期刊《柳葉刀》在線發表了一封有27名科學家署名的公開信，其中有些是病毒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著名資深人士，有些是正在職業生涯高峰的傑出研究人員。發公開信的目的是對當時處於研究和控制病毒第一線的中國科學家和醫護人員表示支持。公開信由英裔美國疾病生態學家、生態健康聯盟主席、石正麗的合作者彼得·達扎克組織起草。除了表達對中國同事的支持外，信中還寫道：「我們堅定地站在一起，強烈譴責暗示新冠病毒疾病非自然起源的陰謀論。」這種過早的自信表述很快被證明適得其反，「陰謀論」一詞像火上澆油那樣引發了懷疑者的憤怒和譴責。
與此同時，實驗室洩漏說在一些政界人士當中盛行起來，部分原因是它與人們對中國政府的態度、它的高壓政策以及缺乏透明相吻合。2020年1月底，甚至在科恩1月31日的文章發表之前，《華盛頓時報》就發表了一篇文章，暗示武漢病毒研究所與中國軍方的一個祕密生化武器項目之間存在聯繫。這篇文章（後來附上編者按重發）主要是基於一名以色列前軍事情報官員的說法。幾周後，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在福克斯新聞上表達了類似懷疑。「我們沒有證據表明這種疾病起源於那裡，」科頓說道，「但由於中國從一開始就撒謊、不誠實，我們至少需要提出這個問題。」很快，川普的想法開始改變。在疫情暴發的頭幾週裡，這位總統一直對中國表示支持，並在2月7日談到習近平主席時說，「我認為他處理得很好。」之後風向就變了，四個月後，川普在集會上煽動群眾，稱新冠為「功夫流感」。
實驗室洩漏說的吸引力並不完全是因為黨派之爭。傑米·梅茨爾是一名作家和政治評論員，曾供職於柯林頓政府，並一度在參議院委員會工作，與參議員喬·拜登聯繫協作。梅茨爾的履歷光彩奪目，且有自由派傾向，包括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法學博士學位、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13次參加鐵人三項比賽。作為世衛組織人類基因組編輯問題專家諮詢委員會的前成員，梅茨爾很早就呼籲對疫情的起源展開調查，用他的話來說，包括「這場危機很有可能源於武漢的一起與研究相關的事件」。
在2020年初的幾個月裡，梅茨爾曾談及此事，但他遭遇了阻力，看來這讓他感到震驚和委屈。「當我看到了這個不同的說法時，」他告訴我，「我開始公開談論它，而我的朋友們會做出兩種反應。」第一個是，「你是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但是——「你現在卻在傳遞有利於川普的信息。」言下之意是：梅茨爾應該站回正確的一邊。他說，第二種反應是：「你他X以為你是誰？那些資深的科學家、諾獎得主和其他人都說病毒來自大自然，難道他們不如你？你他X是誰，就憑你的分析和演繹推理，就有更多疑問了？」
像梅茨爾這樣看到除自然溢出之外還有「另一種情況」的人轉變立場——加上川普的言論影響力，以及不信任專家的文化氛圍，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素——對民意和媒體的關注點，甚至還有科學共識，是有影響的。據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的一項對美國人的調查，43%的人認為病毒是自然出現的，認為來自實驗室——無論是否出於故意——的人不到30%。到了2020年9月，另一個民調組織發現，自然說和實驗室說的支持者幾乎是持平的。2021年6月時，一項Politico-哈佛調查得出的結果是，52%的美國人支持實驗室起源說，幾乎是支持自然溢出說（28%）的兩倍。
梅茨爾本人持著較為不可知論的立場，認為意外釋放是可能的，但並非唯一可能。他最終於2023年3月在國會作證，呼籲「全面審視一切相關的起源假說，其中當然包括實驗室起源，但也包括市場起源，一些我尊重的專家認為後者可能性更大」。他例舉了其中一位專家，亞利桑那大學演化病毒學家麥可·沃羅貝。
生於加拿大、畢業於牛津的科學家沃羅貝語調和婉，有時也會考慮一些爭議性的理論。其中一個理論是OPV，也就是關於HIV/愛滋病疫情起源的「口服脊灰炎疫苗」假說。我在十幾年前首次採訪沃羅貝時聽他講過。OPV假說認為，病毒（HIV-1，M組）是在一項魯莽的口服脊灰炎疫苗試驗中意外輸入到受試者體內的，「志願」參加該試驗的非洲人，包括數十萬兒童，對此不知情。疫苗是用黑猩猩細胞培養而成——該假說聲稱——並且被一種後來成為HIV-1-M的黑猩猩病毒所污染。2000年初，沃羅貝離開在牛津的博士研究項目，飛到戰火紛飛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在那裡的叢林中花了幾週收集黑猩猩糞便，以驗證該假說。
他的這場不計後果的冒險有一位資深合作者，著名牛津生物學家威廉·漢彌爾頓，他認為OPV假說是合理的。沃羅貝和漢彌爾頓在當地森林嚮導協助下收集了黑猩猩樣本，然後狼狽地離開基桑加尼，沃羅貝因為在林中受傷導致嚴重感染，手臂吊著繃帶。漢彌爾頓則因瘧疾生命垂危。回到英格蘭後，漢彌爾頓很快就死於併發症。樣本先是在行李中轉過程中丟失，後來又被找回，然後黑猩猩病毒檢測呈陰性，只有一份被證明無效的樣本是例外。
科學本就這樣，充滿了勞苦與沮喪。沃羅貝和其他科學家一起，最終依據其他的證據證明，口服疫苗假說是錯的。對爭議性假說持開放性的態度，堅持用證據來證實或否定它，是他的首要原則之一。
20年後，對於SARS-CoV-2，沃羅貝同樣傾向於對這一具有爭議性的非正統假說給予應有的考慮。他認為排除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過早，出於這一擔憂，他於2021年春季與其他17名科學家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認為「進一步澄清這一流行病的起源是必要且可行的。在我們獲得足夠的數據之前，無論是自然溢出假設還是實驗室溢出假設，我們必須都要認真對待」。這封信的其他共同簽署人之一是傑西·布魯姆，實際上他排在名單的第一位。沃羅貝是發起人之一，並於當年3月21日向布魯姆發送了電子郵件，其中包括這樣的建議：「我一直在考慮發在類似《科學》的觀點板塊或《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之類的地方。」
這封信最初是由布魯姆和另外兩人起草的：分子生物學家艾琳娜·陳（音），她是2020年一篇預印本論文的作者，論文認為SARS-CoV-2從一開始就已經充分具備感染人類的條件，這引發了對其起源的質疑；另一位是傑出的微生物學家、史丹佛大學的戴維·雷爾曼，他長期關注生物安全問題和一些功能獲得性研究。該小組的其他成員也提供了意見，這封信於2021年5月14日發表在《科學》雜誌上，標題為《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但從那時起，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了，出現了更多的研究，對於什麼是「充分的數據」，沃羅貝與立場最鮮明的幾位共同簽署人產生了分歧。
2021年春天掀起了強烈的輿論浪潮。世界衛生組織招募了一個國際科學家小組，參加對SARS-CoV-2起源的世衛組織-中國聯合研究，他們在武漢待了一個月後歸來，發布了第一階段報告，稱實驗室洩漏「極不可能」。沃羅貝、布魯姆和其他共同簽署者致信《科學》雜誌並在幾周後發表，在信中批評了該結果。甚至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博士本人也希望進行進一步調查。在發表該報告的新聞發布會上，譚德塞表示：「就世界衛生組織而言，就目前而言，所有假設仍然存在，」並指出需要繼續研究。儘管譚德塞抱有希望，但目前還沒有正式的所謂第二階段後續研究，主要是由於中國的抵制。相反，世界衛生組織創建了「新病原體起源科學諮詢小組」(SAGO)，這是一個由疾病科學家組成的機構，他們將繼續研究SARS-CoV-2以及其他危險的新細菌的起源。
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技術負責人瑪麗亞·范科霍夫毫不掩飾地說出是什麼在阻礙。她最近告訴我：「人們能接觸到的關於實驗室洩漏、違反生物安全或生物安保的信息很少，這就是問題所在。」她說，她已直接與中國官員討論了這個問題。「這就是令人沮喪的地方，」她還說。「由於缺乏信息，你就會留下這些空白。」
大約在這個時候，支持實驗室洩漏說法的熱門文章也開始在雜誌、報紙和網路平台上湧現。2021年1月，《紐約》雜誌刊登了尼克爾森·貝克撰寫的一篇新冠病毒起源的文章。貝克最近出版了一本關於1950年代初美國生物武器研究以及他對《信息自由法》的不滿的書。現在，貝克針對新冠病毒研究提出一個問題：「萬一呢？」2021年5月，尼古拉斯·韋德（曾供職於《紐約時報》）在《原子科學家公報》上發表了一篇長文，描述了石正麗實驗室與生態健康聯盟之間的合作，研究蝙蝠冠狀病毒對人類健康的潛在威脅——韋德表示，這樣的研究會有意製造對人類更加危險的病毒，有可能會洩漏。不久之後，另一位曾與《紐約時報》有關聯的科學作家小唐納德·G·麥克尼爾受到韋德文章的啟發，進行了進一步的探究和質疑，並發表了一篇更加審慎的文章，總結道：「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做的只是猜測，所有的解釋都不能令人滿意。」6月初，《名利場》雜誌隨後發表了記者凱瑟琳·埃班的專題報導，報導指出，無論病毒是否經過改造，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或者說，蝙蝠樣本的野外採集，以及現場工作人員的意外感染——可能已經將病毒傳播到了人類身上。
接著，喬恩·斯圖爾特出現了。2021年6月14日，這位喜劇演員在斯蒂芬·科爾伯特的節目中以超群的自信和超凡的淺薄宣布，他有理由確信在武漢最早發現的病毒來自武漢的實驗室。「你看名字就知道！」他喊道。「看名字！」事實上，斯圖爾特把這個機構的名字搞錯了——他把武漢病毒研究所稱為「武漢新型呼吸道冠狀病毒實驗室」——城市的名字他倒是沒弄錯。我們不知道科爾伯特那數百萬觀眾在不在乎這些。
整個2020年和2021年，在相關領域具有深厚專業知識的科學家們也很忙碌，尤其是分子進化病毒學、獸醫病毒學和分子系統發生學（通過比較基因組繪製家譜）領域。他們的努力為天平另一端的自然起源說法添加了數據和分析。
兩名中國研究人員和三名西方研究人員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2017年5月至2019年11月期間，武漢的生鮮市場——不僅是眾所周知的華南海鮮市場，還有其他三個市場——都有許多檔口出售供食用的野生動物。這其中包括貉、果子狸和馬來豪豬。許多動物身上的傷口似乎是槍或陷阱造成的，這表明它們是從野外捕獲的（與農場飼養的野生動物不同），但缺乏中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所要求的用於合法銷售的文件。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隨著疫情的蔓延，地方當局有關閉市場（就像他們在2020年1月1日所做的那樣）並隱瞞當地執法人員忽視的任何違法行為的動機。如果假設中國有掩蓋實驗室洩漏的動機，值得記住的是，他們也會有其他類似的動機——包括那個價值700億美元的全國產業——來掩蓋具有毀滅性後果的市場洩漏。
2022年7月發表在《科學》上的另一項研究，第一作者是麥可·沃羅貝，合作者包括埃迪·霍姆斯和馬利恩·庫普曼斯等人，論文考慮了2019年12月以來超過150個Covid-19早期病例的空間分布模式。沃羅貝和同事們發現，在市場附近生活的病例中不僅有華南市場的顧客和工人（以及與這些顧客和工人有接觸的人），還有一些與市場不存在流行病學關聯的病人。因此，如論文標題所示，市場是疫情的「早期暴發中心」。
大約在同一時間，沃羅貝和其他共同作者進行了一項不同但相關的研究，研究了SARS-CoV-2譜系的形狀（這一次喬納森·佩卡爾是第一作者）。結果是出乎意料的。通過比較大流行開始時採集的人類樣本基因組測序結果發現，它包括從主幹分出的兩個粗大的分支，然後每個分支爆炸成許多微小的莖，沒有中間分支。
這兩個主要分支是病毒的譜系，分別被稱為譜系A和譜系B，五花八門的病毒都是從它們產生的。B譜系更為高產和成功，是全球大部分Covid-19病例的來源，包括與市場直接相關的所有早期病例。在該市場被立即關閉後，中國小組對其進行了抽樣檢查，在市場中也發現了A系病毒。A系病毒的污染出現在一副被丟棄的手套上。住在市場附近的兩名患者體內也發現了A系病毒。佩卡爾和同事們對病毒的樹型——那兩個大分支，然後每個分支上都長出了小枝——做了高科技分析，並得出結論，病毒可能多次進入人體。他們判斷，人類感染的暴發很可能有（至少）兩個互無關聯的起點。
為什麼這個發現很重要？與兩名分別受到感染的實驗室工作人員帶著感染各自前往同一個市場相比，一個市場攤位上的受感染貉兩次向人類傳播這一場景的可能性更大。這一定程度上是地理原因：正如喬恩·斯圖爾特試圖指出的那樣，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確實位於武漢市，但它位於長江的另一邊，與華南市場的直線距離超過11公里。
從今年年初開始，自2020年到2022年穩步積攢人氣的實驗室事故說又得到了幾次推動。2月26日，《華爾街日報》報導稱，拜登總統早些時候指派研究來源問題的機構之一美國能源部提出了新的判斷。此前並未得出結論的能源部現在認為，雖然屬於「低置信度」，但這次大流行很可能是從實驗室洩漏開始的。《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是從「一份機密情報報告」中得知這一結論，報告本身無法供公眾查閱，但已提交給白宮和「國會關鍵議員」，具體是哪幾位議員尚不得而知。
第二天，CNN的網站發布了一篇後續報導，稱三位同樣身份不明的消息人士告訴CNN，能源部的轉變，部分是基於有關武漢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研究信息，這是該市另一家與疾病相關的機構，距離武漢病毒學研究所超過11公里。這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我知道武漢疾控中心前不久剛剛搬遷，離華南市場只有幾百米。讓我不安的是，我突然想到，正如沃羅貝和他的同事們分析的那樣，從疾控中心洩漏的病毒可能符合市場周圍早期病例的空間聚集性，而從假定的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的病毒卻不符合。
但在那之後的幾個月裡，CNN或其他任何新聞媒體都沒有再報導這一引發爭議的觀點。有人提醒我，武漢疾控中心直到2019年12月2日才搬到市場附近的新址；這個日期，再加上實驗室工作恢復工作可能需要的時間，或許同最有可能在11月底開始的病毒暴發無法匹配。無論如何，兩個與中國研究界有良好接觸的不同消息來源告訴我，武漢疾控中心（與北京的國家疾控中心不同）在大流行之前沒有冠狀病毒研究項目。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出生在中國的獨立記者簡·邱（音）補充說，武漢疾控中心的任務主要是疾病監測等技術任務，而不是研究。（由於簡·邱的消息來源在中國面臨潛在危險，他不能透露他們的身份。）
最近，在6月中旬，我之前提到的Substack文章發表了，聲稱胡犇和石正麗實驗室的另外兩個人是「第一批感染病毒的人」，因此是大流行的起點。這篇文章由麥可·謝倫伯格和兩位合著者發表，引用了「美國政府內部」的未具名消息來源。胡犇是2017年一篇論文的第一作者，該論文描述了石正麗團隊在中國南方一個洞穴（不是墨江礦）的蝙蝠中發現了與SARS-CoV-2相關的多種冠狀病毒，並對其中三種病毒進行了實驗研究，一些批評者認為這些研究具有風險性。根據謝倫伯格及合著者的說法，胡犇和另外兩名科學家在2019年11月感染了「類似Covid-19的疾病」，這表明他們是實驗室洩漏的管道。胡犇本人在給《科學》雜誌喬恩·科恩的電子郵件中斷然否認了這一指控：「我在2019年秋天沒有生病，當時也沒有出現類似Covid-19的癥狀。」此外，胡犇告訴科恩，他和兩位同事在2020年3月的檢測中均未發現近期感染新冠的跡象（即未發現抗體）。
今年3月，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工作的科學家弗洛倫斯·達姆巴雷發現了另一組有趣的證據，它失蹤已久，但現在被發現了。這一事件影響了人們對實驗室洩漏說的看法。這組證據就是2020年初在華南市場收集的基因組數據——來自對門的表面、設備和其他物品（包括那雙丟棄的手套）的拭子取樣，但此後一直被封存。這些數據被洩漏了，也許是因為不小心，達姆巴雷足夠警覺地發現了它們，並認出了它們是什麼。包括沃羅貝在內的一組研究人員在數據中發現了一種模式：含有貉DNA的樣本和含有SARS-CoV-2片段的樣本（以及一些同時含有這兩種片段的樣本）非常接近，這些樣本來自市場西南角的攤位，那裡的野生動物被當作食物出售。在病毒附近也發現了馬來亞豪豬和阿穆爾刺蝟的DNA，但由於貉被證明對SARS-CoV-2易感，因此格外受人關注。
這些發現並不能證明是貉將病毒帶入了市場。但他們為這一設想增加了合理性和細節。
儘管有來自達姆巴雷小組的披露，實驗室洩漏說仍然得到強烈的民意支持，而且不僅僅是在美國。根據一項民意調查，截至2023年4月，62%的義大利受訪者、56%的法國受訪者和50%的英國受訪者認為實驗室洩漏說最令人信服，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尚未決定（或感到困惑）的人，只有少數人接受自然溢出。早些時候的民意調查顯示，在其他國家，與實驗室相關的假設甚至更受歡迎，從肯亞的73%、匈牙利的64%到巴西的58%不等。
公眾傾向於實驗室外溢假說的原因可能有多種。在我看來，實證證據優勢不是其中之一。我同意對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保持開放的態度是很重要的，但支持這種可能性的大多數論據都歸結為對某種情況的猜測和毫無根據的指責。
以單數形式描述「實驗室洩漏假說」自然是具有誤導性的。實驗室洩漏假說有許多種，就像自然溢出假設有多種發生方式一樣。傑米·梅茨爾和其他一些批評人士更偏向於「研究相關事件」這一涵蓋範圍更廣且溫和的說法。它涵蓋了幾種可能性，包括可能由拙劣的功能性獲得研究引發，無論是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還是武漢疾控中心，或者某個未知的地方，這樣的研究產生了一種危險的新型混合病毒，從有故障的高壓釜逃逸，或通過感染了技術人員或研究生而溢出。（該假設的支持者以一項名為「DEFUSE」的資助提案為論據，該提案由生態健康聯盟於2018年向美國國防研究機構提出，但從未獲得資助，其意在資助一些在批評者看來具有潛在危險的功能獲得研究試驗。）另一種「研究相關」的可能性是一場噩夢：中國的某種生物戰計劃故意製造了一種致命的病毒，但某種災難性的失誤讓病毒逃逸到世界上。還有一種說法是，一名科學現場工作人員在從墨江礦洞等地的蝙蝠身上採集樣本時被感染，石正麗的團隊就是在那裡發現了RaTG13。
它們都很生動，但並不都合乎邏輯，在我看來它們並不能相互佐證。例如，如果來自墨江礦的野生冠狀病毒能在人類之間感染和傳播，那麼在魯莽或惡意的實驗室工作中，它就不需要插入呋喃裂解位點。如果它在2013年感染了一名野外科研工作者，而該工作者回到了武漢，那麼病毒又在哪裡徘徊了六年，然後到2019年才在該市的人群中暴發？如果這種病毒是在石正麗的實驗室裡，使用複雜的基因編輯方法進行改造的，或者是通過細胞培養物或活體小鼠傳遞一種危險性較低的病毒而轉化成這種危險的病原體（這似乎有些牽強），然後逃逸出去，那麼墨江礦及其險惡而又精彩的敘事就瓦解了。換句話說，各種與研究相關的事件假設可能都是合理的（合理的程度不一），但它們互相矛盾。你不能把它們都堆在磅秤上，然後根據它們的總重量來判斷是非自然起源的可能性。
實驗室洩漏說的擁護者一直專注於石正麗和她的實驗室，但重要的是，要記住，石正麗的職業成就是發表研究成果和發布有關野外發現的潛在危險冠狀病毒的警告，而不是對其進行保密。如果在2018年或2019年，她的實驗室裡有這樣一種極其危險的病毒——類似於最初的SARS病毒，但具有適合人類感染的受體結合域和呋喃裂解位點，這些特徵可能會使它更加危險——她可能會在權威期刊的頁面上宣布這一重要發現，這不僅會給她帶來職業上的益處，也會讓全世界受益。但她沒有這麼做。
最近發現的一小部分丟失的證據似乎支持這一邏輯。2018年，一位名叫崔傑的科學家領導了一項關於蝙蝠中SARS相關冠狀病毒的研究。他的目的是通過將最初的SARS病毒置於其近親的家譜中來闡明其進化過程。崔傑曾是埃迪·霍姆斯實驗室的博士後，畢業後到武漢病毒研究所工作了幾年，然後在上海找到職位。崔傑和包括霍姆斯和石正麗在內的同事分析了2011年至2016年收集的蝙蝠樣本中檢測到的60種冠狀病毒的部分基因組序列。他們寫了一篇論文，並將其提交給了一家首屈一指的病毒學雜誌。論文被拒絕了。他們又投了一次。還是遭拒。期刊的審稿人想要完整的基因組序列，但該團隊只有部分。所以在2018年10月，他們放棄了那篇論文，將其從投稿程序中刪除了。他們忘記了這篇文章。與此同時，他們將雖然只有部分、但很有說服力的基因組數據提交給了一個國際數據庫——GenBank，並附帶了一項常規的約束條款，即這些數據將被封存，具體的禁期為四年。該禁令允許他們在這段時間內保留對數據的獨家訪問權，以備重新啟動項目之需。
四年過去了，2022年10月，禁令到期。這些在大流行之前被封存、現在已經公開的數據，揭示的不是它包含了什麼，而是不包含什麼：一種大流行病毒的祖病毒。數據中包括石正麗等人在2018年認為值得關注的60種冠狀病毒。但沒有與SARS-CoV-2匹配的病毒。
「那種病毒在哪裡？」艾迪·霍姆斯最近向我講述了這件事。「絕對不在那裡。」
另外兩個關於實驗室洩漏說的論點也值得關注。兩者都可以表述為一個問題。為什麼SARS-CoV-2從一開始就似乎非常適應人類？如果它的自然宿主是某種蝙蝠，為什麼在三年半之後，宿主還沒有被發現？
第一個問題忽略了一個事實，即SARS-CoV-2從一開始就顯示出相當有能力感染其他哺乳動物（貓和狗），並最終的確感染了各種哺乳動物（老虎、大猩猩、水貂、白尾鹿等），而不僅僅是人類。第二個問題暴露出提問者對新出現病毒的歷史缺乏了解。當一種新型病毒突然出現在人類身上，引起疾病和恐慌時，尋找其天然宿主向來是當務之急。但是，這種生態學工作很難在疫情暴發的公共衛生緊急情況下進行，而且一旦疫情（或流行病、大流行）得到控制，緊迫感和可用的研究資金往往就會消失。
找到宿主動物有時很容易，有時很難，都要靠運氣。以極高的置信度確定菊頭蝠可能是最初SARS病毒的宿主花了15年時間。追蹤馬爾堡病毒的宿主埃及果蝠用了41年（算上發表時間則是42年）。伊波拉病毒的自然宿主至今未知，儘管你可能認為你已經聽說過，47年前，它出現在當時扎伊爾的一家偏遠教會醫院。伊波拉病毒與某種蝙蝠之間的聯繫仍然是假設，而不是確定的科學事實——我們已經有了足夠多的假設與這個宿主糾纏在一起。
那麼，是什麼讓公眾的觀點傾向於實驗室洩漏說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並沒有深藏我在本文提到的晦澀數據中。在我看來，讓天平傾斜的是多疑和敘事誘惑。
在和生物安全專家、與傑西·布魯姆一同起草那封「調查」信的戴維·雷爾曼交談時，我提到了這個問題。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意的。「當你播下不信任的種子，或暗示你沒有將你的所知充分透露出來，」他對我說，「你就會面臨一種持續的、潛伏的、難以消除的不信任。」這會讓人們傾向於假設「這裡面存在某種有意的東西，或故意的隱瞞」。
不信任的種子很久以前就已經在美國乃至世界的公民花園裡生根發芽。據過去幾年進行的一項民調，超過60%的美國人至今拒絕相信約翰·F·甘迺迪的死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一人所為。是因為人們看了沃倫委員會的報告，覺得缺乏說服力，並對「神奇子彈」的說法進行了詳盡的研判嗎？不是，是因為他們學會了疑神疑鬼，因為一個重大事件的陰謀論總是比那些不起眼的蠢解釋更有戲劇性，更讓人滿足，一個總統怎麼會被一個無能的廢物用一把13美元的步槍三槍兩中殺死呢？
我們的觀點大多不是通過嚴格求證得出的。正如傑西·布魯姆所說，我們會自動選擇先驗，或樂於接受那些情節簡單、善惡分明、跌宕起伏的故事，看上去跟相關的事件可等量齊觀。科學發現的過程是個複雜的故事，包含數據收集、假說檢驗、假說證偽、假說修正和進一步的檢驗，這些工作都是才能卓絕但也會犯錯的人類在做。另一方面，狂人的科學惡行導致失控的大麻煩，就是個簡單的多的故事了，至少可以追溯到瑪麗·謝利的1818年小說《弗蘭肯斯坦》。
演化生物學家卡爾·伯格斯特羅姆就科學不實信息寫作了許多文章。他思考的問題包括如何向學生教授科學——至少是應該如何教授——不僅關於科學在講什麼，還要講到什麼是科學。我就人類受大事件的陰暗理論的吸引這一點問了伯格斯特羅姆。
托馬斯·哈代的小說裡提到了這個，他告訴我。「在《德伯家的苔絲》裡，苔絲是註定不幸的。實在太慘了！我們生活在一個受不幸的命運擺布的世界。」
我沒讀過《德伯家的苔絲》，覺得很丟臉，於是只能繼續說SARS-CoV-2。「在公共領域，現在不是一場證據和證據之間的較量，」我表示。「這是敘事之間的競逐。」
「是啊！」伯格斯特羅姆說。「沒錯。」
本文最初發表於2023年7月25日。
David Quammen是一名生活愛蒙大拿的作者兼記者。他出版了18本書，包括2012年的《Spillover》以及2022年的《Breathless》：前者預測一種新型病毒將引發一場大流行；後者追溯了發現和跟蹤新冠病毒起源的科學努力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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