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殭屍化」對全世界意味著什麼

中國顯然已經告訴它的經濟學家們不要再開口了——這是一種防止壞消息外溢的公關繃帶。這個國家正面臨著通貨緊縮和可能的經濟衰退，背負著巨額債務，生產力停滯不前，青年失業率超過20%。在少數富裕城市之外，情況看起來更糟。外國投資正在銳減，增長預測正在下調，人們期待已久的大流行後的復甦未能實現。

長期預測甚至更加嚴峻。幾年前，大多數經濟評論人士認為，他們正在目睹一個帝國巨獸的崛起，甚至可能是中國世紀的到來。如今，人們更常聽到的是人口下降、中國的人均GDP永遠不會超過美國，以及儘管中國規模龐大、實力雄厚，但它的經濟最終可能重蹈日本覆轍——日本的快速增長曾讓美國人恐懼，然後陷入了「失去的」幾十年。

在美國，決策者和越來越多的公眾似乎都在關注「新冷戰」，中國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地緣政治競爭。一些人感覺這個消息令他們鬆了一口氣，同時這對美國人的錢包意味著什麼，卻又充滿疑問。還有一些人更加緊張，他們想知道中國的反應，並且擔心安全後果——對一個不安定的大國來說，與國內的不滿作鬥爭意味著什麼。「為了保持增長，中國過去的年增長率為8%，現在接近2%，」拜登總統在8月初說，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將這些點聯繫起來。「這不太好，因為壞傢伙有問題時，就會做壞事。」

但是，即使衝突不會加劇，中國經濟殭屍化的前景也會引發另一個問題：如果中國經濟衰退，甚至更長期地停滯不前，世界其他地區會怎樣？

這不是一件小事。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沒有美國人真正意識到，近半個世紀以來，所謂的中國奇蹟一直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8年至2021年間，世界人均GDP增長了30%，中國人均GDP增長了263%，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40%。如果將中國排除在數據之外，全球GDP在此期間的增長將不是51%，而是33%，人均增長率將從30%降至12%。換句話說，中國從經濟大衰退中復甦的勢頭非常強勁，以至於它單槍匹馬地令全球人均增長率幾乎增長了兩倍。這還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時期。199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4.2%；2007年，它達到了同樣的峰值；在那之後的15年裡，它的平均增長率約為峰值的一半。

眾所周知，中國的統計數據是不可靠的，平均值通常會掩蓋和抹平很多東西，但中國崛起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更為顯著，近幾十年來，中國有8億人擺脫了全球貧困。事實上，正如戴維·歐克斯和亨利·威廉斯在2022年發表的一篇追蹤全球發展放緩的敏銳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過去40年的收益根本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中國的。根據他們的計算，自1981年以來，在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減少的總量中，中國約佔45%，而對不那麼極端的人群來說，影響更大：在世界範圍內，得以升至五美元指標以上的人口中，近60%是中國人；升至10美元指標以上的人口中，有70%是中國人。

當然，你不能把中國從經濟史中剝離出來，把其餘的部分當做自然的反事實；一個國家的經濟軌跡與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命運密不可分，這就是全球化的意義所在。但全球化也意味著，你不能把中國這些年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僅僅歸結為其自身的GDP。因為中國靠自身的繁榮重塑了全球市場，成為天然的商業和金融中心、基礎設施領導者、全球貿易夥伴和需求海綿，吸收了亞洲和整個世界所能供應或製造的大部分產品。一些蓬勃發展的國家通過複製中國以製造業和城市化為動力的發展模式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國家作為自然資源出口國服務於中國的繁榮，並在中國催生的所謂全球商品超級週期中乘勢而上，實現增長。在填充這塊海綿的過程中，一些國家過早經歷了去工業化，導致沒有足夠的能力自主駕馭新格局。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裡卡多·豪斯曼表示，自1970年以來，只有20%的國家縮小了與美國的收入差距，其他80%都做不到。

雖然一些預測者熱衷於將印度封為世界的下一個中國，但此種簡單類比存在許多問題。正如蒂姆·薩海最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中詳述的那樣，印度製造業近年來其實已經萎縮，而農業勞動力實際上在增長，私人投資在GDP的佔比還趕不上十年前的水平；在總理莫迪治下，印度根本沒能實現「健康先於財富」式發展，這是其加快攀登世界經濟階梯所必需的基石。

那未來將會怎樣？即便世界大國設法避免了直接衝突，情況很可能也並不理想。

十年前，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對增長的終結感到疑惑，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提出「長期停滯」的說法，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美國的經濟軌跡，以解釋美國在金融危機後的萎靡。美國疫情後極其強勁的復甦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這樣的敘事，使得此前十年的緩慢增長看起來不太像頑疾，而更像是一種政策選擇。

但在全球範圍內，經濟增長已經放緩了幾十年之久。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1962年到1973年間，全球GDP的平均增長率為5.4%。在1977年到1988年間，這個數字為3.3%。從1991年到2000年——美國人記憶中繁榮的十年，但其實中國的勢頭要猛得多——平均增長率為3%。在經濟大衰退之後，這一數字的增長則更加緩慢。

這一切都表明，短期內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一切照舊，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放緩已有一段時間。另一種可能情況是某種反向的「中國衝擊」——不是中國製造業的繁榮摧毀了美國中西部等地的傳統工業部門，而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放緩削弱其他所有國家的經濟前景，受影響最大的就是東亞和東南亞對華關係密切的經濟體。

這樣的未來並非不可避免，一方面因為中國已在忙於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則因為中國仍然更多是製造國而非消費國，這讓全世界沒那麼容易受到中國需求波動的影響。還有部分原因在於美國和（較小程度上的）歐洲擺脫了條件反射式的緊縮政策，轉而採取了可能在形勢變幻莫測時帶來更多靈活性的辦法。

但還有一個原因是，未來幾十年的經濟命運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全球綠色轉型的速度和規模，其結果目前還無法預測。這種轉型的規模如此之大，它可能帶來一場迅猛的全球性新工業革命，不僅是能源，連基礎設施、交通、工業和農業也都將被重新塑造和定義。

中國在綠色科技方面的優勢也很大。近年來，中國的風電裝機容量佔到全球的近一半，去年新增的太陽能裝機容量也是如此。中國現在還是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出口國。即使中國經濟放緩，其綠色產業仍可能在一個綠色新世界中蓬勃發展，這或許會損害德國汽車產業和美國做強本土可再生能源產業的夢想。（這與第一次中國衝擊更為相似。）

但還有一個懸而未決的大問題：如果能源轉型是當今世界最明顯的投資機會，那發達國家擺脫緊縮政策的轉變能否真正取代並最終發揮中國40年繁榮的作用？在發達邊緣的國家又能否跟上這種消費狂潮？一場綠色轉型——哪怕是奇蹟般的轉型——真的就已足夠了嗎？

David Wallace-Wells (@dwallacewells)是觀點作者，《紐約時報雜誌》專欄作者，著有《The Uninhabitable Earth》一書。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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