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王安娜：这是第三次通读此篇文章，震惊之余仍感概万千。
防止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已经成为当下各国都开始认真注意的问题。香港过去25年来，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个案，说明这种渗透是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本来自由的社会变成一个专制的社会。我们作为香港沉沦过程的目击者，有责任把这个过程记载下来并让它广为人知，以警惕世人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辙。
甲，从“白蚁精神”说起
1. 什么是“白蚁精神”？
中共在夺权全国政权之后不久，就忙不迭地计划要“取得全世界”。 1966年，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组团到北京，提出提前“解放香港”的要求。为使这些地下党安心在香港长期工作，周恩来总理派他的助手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接见这个团，向他们解释中共不急于解放香港的原因。根据中共一份“绝密”级别的文件《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对港澳工人谈话(1966)记录》，吴荻舟说：“英国人想长期在香港……他们在香港有油水，我们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维持现状这点上有一致的语言的”。 。 。他们的目的，是要从香港多拿几个钱，一年拿几十万。我们呢，要拿整个世界”。
如何透过香港拿到整个世界呢？吴荻舟就要求在香港的地下党要学习“白蚁精神”。所谓“白蚁精神”是周恩来的发明。根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前途解密30后》第1集(2014年8月11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外错综复杂，对内百废待兴，但香港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领导人的棋盘。周恩来便提出了「白蚂蚁政策」。资深中共党员（背影录音）：「白蚂蚁政策就是后来不知哪一年周总理去西双版纳参观，视察工作，那个植物研究所的人，带他去看一棵大树，推一推之后倒了，周总理觉得很奇怪，原来他说这棵树被白蚂蚁蛀通了，但它实际上仍像平时一样，即是说共产党要渗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蚂蚁」。后来周恩来就把这个政策称为“白蚁政策”，要中共地下党学习“白蚁精神”。
根据吴荻舟上述绝密文件，他向地下党员提出要学习“白蚁精神”。他要求地下党：“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学做白蚁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同志说的。…你们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联系群众，生活上朴素。生活困难一些，为了世界革命，准备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吴荻周51讲话影印本
（资料来源：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在1966年接见港澳工人观礼团时之谈话记录。 [摘自消失的档案网站 bit.ly/2KS8YuK]）[/caption
2. “白蚁”有什么优势？
中共提出用“白蚁精神”来“拿整个世界”，那么“白蚁政策”有什么优势呢？笔者个人的理解，周恩来以“白蚁”来形容中共渗透全世界的政策，是因为“白蚁”运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2.1 隐蔽性：白蚁的工作方式比较隐蔽，人们难以从表面看出屋子是否已经被蛀蚀。
2.2 数量多：蚂蚁的特点是多，粤俚“蚁多唠死象”，即使庞然大物也最终会败于数量庞大的对手
2.3 时间长：蚂蚁不能一天之内摧毁敌人，所以地下党也要立足于长期打算。
2.4 无声息：蚂蚁是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工作，故不容易被人察觉。
2.5 侵蚀性：蚂蚁是一点点的蛀蚀它所寄居的建筑物，直至把它摧毁，它不会使寄居物轰然下塌（因而会引起人注意），却会使它弱不禁风（表面上丝毫无损，必要时可以轻便地摧毁它）。
周恩来是中共特工工作的始祖，在中共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前，他已经发明了“布闲棋、放冷子”的渗透策略。“白蚁政策”，正是他的“闲棋冷子”渗透政策的另一个模式。所以，了解“布闲棋、放冷子”的策略，就有助于人们对白蚂蚁政策的认识。
根据熊向晖（一个周恩来亲自联系的地下党）的回忆：董必武对他说“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住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1941年夏，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而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见熊向晖：《周恩来的魅力》，载《周恩来的宰相生涯》中国当代秘史系列之2，香港文汇出版社1992年，页35）。
从熊向晖这段表白可以看出，周恩来在1949年前以 “闲棋冷子” 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部署“白蚁政策”来“拿整个世界” ，则中共的野心和阴谋一也。
3. “白蚁”从何而来？
“白蚁政策”要成功的话，则这些“白蚁”在数量上一定要足够地多才能奏效。中共有那么多“白蚁”足以去渗透、蛀蚀别人吗？有。不要忘记，中共有“打人民战争”的传统，连真枪实弹的热战场都可以发动群众参与，更何况没有直接生命危险的情报战冷战场。所以，据笔者所了解，中共的情报工作有所谓“专群结合”的传统，“专”是指专业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
专群的分别 | 专业情报人员 | 群众情报人员 |
特殊训练 | 有 | 无 |
编制、职级 | 在情报系统编制内，有官衔有工资 | 不在情报编制内，没有官衔，没有工资，主要激励机制是享受统战待遇 |
任务 | 窃取机密级的情报，包括政府决策动向，高层人事状况、军事机密、窃取科技情报 | 收集一般政治、经济、社会情报 重要人物动态、重要社会团体动向 不要求从事机密性的工作，但不排除个别有条件的“群众”能够拿到机密 |
活动方式 | 秘密 | 公开 |
合法性 | 对所在国来说是违法活动，因为所收集的都是国家机密 | 不违法，因为所收集的资料一般不是国家机密，所以难绳之以法，也难以定罪 |
保密性 | 保密、单线联系、深入政府内部 | 各人以公开身份活动，如社团领袖 |
|
|
|
情报工作实行“专群结合”的原则，笔者在《香港文汇报》工作期间就有听闻。我入职时（1974年），《文汇报》的总编辑廖蔼文是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个处长，负责收集有关香港的情报，为了工作方便调来香港，挂上《文汇报》总编辑的职务。为了掩护真正身份，他也落手落脚处理编务，并负责“看大样”（报纸付印前的所谓“蓝样”）。廖总告诉我，我们（指中共）的情报工作是走“专群结合”的路线，“专”是指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群众性”的情报人员，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情报工作中的体现”。
“专群结合”的情报工作原则，就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大范围地铺开而不受经费和人力的限制，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具备“面广点多、深入社区、不存在死角”的特点和优势，动员群众为中共收集情报，在情报工作上大打“人民战争”，这是西方情报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更是西方反间谍工作无法杜绝的优势。
这种“专群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传统，最近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强调。2023年8月1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 ，提到反间谍工作 “不仅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它强调：“在工作原则上，明确反间谍工作要坚持‘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在法律义务上，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防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同时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间谍行为”。虽然这里提及的只是反间谍工作，但间谍工作显然也是走“专群结合”的原则和路线。这就说明，中共的对外渗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非专业的“群众性”情报人员。
了解中共情报工作是“专群结合”后，就可以解答数量庞大的“白蚁”从何而来。据笔者接触所及，“白蚁”，也即是“群众性情报人员”的来源大概有以下几种：
商人（大陆、香港、台湾、其他国家）
各种原因出国人士
大陆出国留学生
中共派出的媒体工作者
所在国的亲共媒体
在目的国的上流社会
在目的国的各式店主、店员
在目的国各类文职人员
在目的国各类社会活跃分子
在目的国流氓地痞
这十类人是笔者实际接触到的人而根据其职业及身份特征罗列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笔者无法接触到的就难以述说了。
他们所获得的情报大都是非机密性的，例如：
一般政情、社情、民情、商情、
重要机构、重要公司的人事动态
知名社会人士的动态、家庭、社交及事业背景
重大社会运动的脉络、沿革、领导人底细
各个国家重要的科技发明及进展
这种“群众性情报人员”的好处是：人数多、网点广、隐蔽易（不易被察觉），较安全（出了事难以入罪）。
四，“白蚁”穴在哪里？
数量庞大的白蚁必须有它们的洞穴，那么这些白蚁的“蚁穴”在哪里呢？笔者尝试以香港的具体经验，分析这些“蚁穴”的所在。
4.1 隐蔽的地下党组织
中共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对于仍然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部署了“四条线”。根据当时广东省长叶剑英的部署，这“四条线”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线：公开的（也称“红线”），指打正旗号的左派组织如工会、学校、报纸、书店、电影制片、国货公司、银行、贸易公司、航运交通等；
第二线：半公开的（也称“灰线”），不打正亲共旗号，但实际是共产党组建的外围组织；
第三线：隐蔽的，分散在各行各业，政府部门，他们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相关人员是所谓“白皮红心”，其成员可以是党员或名义上的“非党员”；
第四线：极其隐蔽，藏在敌人核心部位，与组织靠单线联系，数量极少（即周恩来眼中的“闲棋冷子”）。
（根据卢荻：《叶剑英情系港澳》，广东叶剑英研究会，2017-6-23，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P11转引此文已经无法在互联网找到）。
笔者必须说明，此文发表时，只提及“四线”，并没有具体解释每条线的内容，笔者是根据实际接触所得，把四条线的具体内容注释如上。笔者并不是凭空臆测，而是有所依据：1949年开始就在香港部署的“四条线”，到了1967年左派发动暴动时，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几乎把所有中共几条线的特工都暴露了，迫使周恩来要紧急叫停。
根据上文吴荻舟女儿吴辉整理出来的吴荻舟一份文件《香港1967补充资料之一》，1967年6月7日，吴荻舟传达了周恩来三点指示：
這次鬥爭還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用上去，三線的力量不要暴露出來，不要使用。
4.1.2 已經打進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不要動，比如飛機場已安上的點子，或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
4.1.3 安在美國機構和船上的點子不要動。。。下略。
（资料来源：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35 引用）
笔者分析，第一点提出的“三线力量不要暴露”，就是指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白皮红心”人士，而第二、三两点提出的，应该就是所谓“四线”人物，位处“敌人”的关键部门，更不能动。
根据当年中共通过建立“四条线”的情报结构来渗透香港的历史经验，则今天中共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多层次的渗透机制就不出奇了。
如果按照“四条线”的思路，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架构：
第一线：各亲共社团（由中共直接组建的、打正红旗的机构、媒体等）；
第二线：各“中美友好”组织，通过“美方”组织者身份来淡化亲共色彩（相当于香港的“灰线”组织）；
第三线：进入美国权力机构的美国“友共政客”（联邦及各州的参众议员），各亲共智库组织，各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华尔街、荷里活、硅谷、波音等“友共” 商人及商团；
第四线：打入美国极高层权力核心的、与中共单线接触的人士。在这方面请注意中共一位教授的得意忘形的“自白”：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在2020年11月28日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讲述，中国当局在过去几十年中利用“美国权势核心圈内的老朋友”来影响美国政治和对华政策。翟东升这番话就证明了中共在美国部署了足以影响极高权力架构的“第四条线”（按：翟东升讲话全文见附录）。
4.2公开的各类社团、学术团体
上述四条线，都有可能成为白蚁藏身的蚁穴，但毕竟能够有独立能力做外国人工作的仍然是少数，大量的白蚁是藏身在公开的社团的。根据香港的经验，社团工作是中共渗透香港社会的利器，也是能够最大量让白蚁得到藏身掩护并发挥其蛀蚀所在地的蚁穴。
4.2.1 数量庞大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在“社团注册署”登记的社团数目是8695多家。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飙升至52386多个，增幅约6倍。这个对比说明，港英统治香港150多年积存下来的社团不到9000个，但“回归”后在港共统治下的短短20年里这个数字就急升好几倍。这批数目庞大的社团绝大多数是亲共的组织，它们成为中共培植的香港基层力量。
何以见得新兴起的社团都是具有中共背景的呢？这可从1997年前后香港社团的发展速度可以看出。香港社团的真正发展是在1945年战后开始的。从1945-1995 这50年间，形成社团8695个，平均每年174个，也就是说，这是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但1997-2017这2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00个，远远超过1997年前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则显然新的增长是有来自中共的“助力”。
4.2.2 种类繁多
这批社团，种类繁多，笔者尝试以“六同”来归纳它们：同乡、同姓、同学、同业、同好，同区，无法以“同”分类的，就以“其他”归纳，见下表：
社团类别 |
|
同乡 | 有省级、市级、乡镇级、村级同乡组织 |
同姓 | 各姓氏宗亲会、恳亲会 |
同学 | 国内各家大学在香港的校友会 |
同业 | 各行各业的同业组织 |
同好 | 各种兴趣小组，包括文娱体育康乐艺术组织 |
同区 | 各种街坊组织、地区服务站 |
其他 | 各种学会、研究会、制服团体、论证俱乐部 |
中共要求把社团打造成为一支“呼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体制外的“政治—暴力”混合体呢？
那么中共在美国有没有建立它的地下组织呢？笔者敢肯定地说有，只是不知道底蕴。事实上中共已被曝光在美国的校园里建立“党组织”。那么全美国单是在校园里会有多少这样的“党组织”呢？我们不妨组略计算一下。
2023年8月25日
（文章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光传媒首发）
附录：“第四线”中翟东升讲话全文
翟东升讲话全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R-ykPkJhU
【大纪元2020年12月02日讯】（大纪元凌云综合报导）遭川普（特朗普）政府重创的中共，在拜登被美国左派媒体设定为“当选总统”后，以为正中下怀，加上美国亲中派趁机喊话拜登“恢复中美沟通渠道”，中共内部的学者专家们也在构想重回川普上台前时代。一名中共专家近日在演讲中自爆中共过去几十年如何利用华尔街搞定美国的内幕，其演讲视频在网络广传。
主讲者叫翟东升，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共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等职。
翟东升是在总部位于上海的“观视频工作室”28日的直播中发表的上述演讲，参与讨论的还有前亚洲发展银行前行长、中共央行前国际司司长张之骧、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以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尽管中共通过向华尔街大佬输血来影响美国政策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通过中共专家的嘴说出来，还是让读者耳目一新，迅速被转载。
翟东升在视频中阐述了中共当局现在力推金融市场开放，在时机上可能有政治和战术考量，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拜登要上台。
翟东升在演讲中罕见提到，中共过去几十年之所以能搞定美国，就是因为中共在美国的权势核心圈，也就是华尔街有他们的老朋友，为他们说话。但这一切随着川普的上台戛然而止。
翟东升说：“特朗普（川普）政府同中国打贸易战，我们为什么搞不定特朗普？以前1992到2016年之间，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能搞得定，所有的危机，不管是银河号事件，还是炸大使馆，还是撞了飞机，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合’，两个月之内搞定。”
翟自问自答：“什么原因？咱们上边有人，我们在美国的权势核心圈有我们的老朋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近日在演讲自爆，中共过去几十年如何利用华尔街搞定美国。（视频截图合成）
翟还称，华尔街在70年代开始，对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有非常强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有路径依赖”，但问题是2008年之后华尔街的地位下降了，更重要的是2016年之后，华尔街搞不定特朗普。
他还称，中美贸易战过程中，他得知华尔街也试图帮忙，但是“力有不逮”。
视频中，翟东升面带狡黠的表情说，“但现在我们看到拜登上台了⋯⋯传统的精英，政治精英，建制派，他们跟华尔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大家看到：拜登的儿子被特朗普说‘你在全球有基金公司’”。
翟说：“谁帮他建的基金公司？明白吗？这里都有买卖。”暗含中共帮拜登儿子建的基金。
直播演讲中，翟东升还举了一个例子，2015年习近平访美之前，中共各个系统都要帮忙“暖场”，党的某个系统在美国暖场的方式，就是制造舆论，安排在美国举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新书发布会，翟负责协调。
这个新书发布会的地点定在美国知名书店“政治与散文书店”，书店位于华府肯尼迪大街。但因为临时决定，发布会所用的时段，书店已安排给别人。而对方曾做过驻亚洲的记者，对中共有看法，不愿换时间。但后来，中共仍按计划在该书店举行了发布会。原因是一个犹太人老太太对书店老板施压，把时间给了中共一方。
据他称，这名老太太是华尔街某顶级金融机构亚洲区的总裁，不仅有中国国籍，还有北京市户口，在东城区有一套四合院。
据中共官方报导，2015年9月17日，中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华盛顿“政治与散文书店”举办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销售月活动启动仪式。
不过，这个例子在之后他自己发表的演讲视频和“观视频工作室”官网中发布的视频中被删除。
对数十年以来中共同华尔街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中国经济学者至清曾撰文表示，华尔街通过中概股在美上市获利巨丰，在巨大利益诱惑下，对中概股企业的造假予以默认，弃投资者的权益于不顾，放任中概股在美圈钱。
此外，华尔街为中共打通国际资本市场，助中共国有银行度危机。中共在华尔街的帮助下，自国际金融市场引进了大量的外资。
就在今年美国大选年，摩根大通、高盛等其它华尔街金融巨头日前相继增持其在大陆的股份，与川普政府提出的产业链与中共脱钩的计划背道而驰。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enetration of Hong Kong and the West
Written by Ching Cheong
Translated by Patrick May
August 25, 2023
Preven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enetration into western society has become many nations’ major concern. In the past 25 years, Hong Kong provided the entire world a “near-perfect” case study, highlighting how not taking seriously this problem would turn an originally free society into an authoritarian one. We, as witnesses to Hong Kong’s downfall,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document the entire process and to spread this knowledge, so that the world does not has to revisit Hong Kong’s fate.
The story starts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ermites”
- What is the “Spirit of the Termites”?
Not long af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CP) seized power in China in 1949, they were already busy planning to “take the entire world”. In 1966, the CCP’s underground party in Hong Kong sent a delegation to Beijing, asking for the early “liberation of Hong Kong”. To placate the delegation, Premier Zhou Enlai dispatched his assistant Wu Dizhou, deputy head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group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ffice, an arm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to explain to them why the CCP was in no hurry to liberate Hong Kong. According to a “Top Secret” document entitled “Minutes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Wu Dizhou, deputy head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group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workers”, Wu Dizhou said, “The British wants to remain in Hong Kong…to obtain benefit therefrom, but we also have our interests in Hong Kong, which is why we have common ground in preserving the status quo…Their goal is to skim the cream in Hong Kong, to get a few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As for us, we aim to take the entire world.” This statement betrayed the CCP’s ambition to take the entire world from very early on.
How to take the entire world through Hong Kong? Wu Dizhou asked Hong Kong’s underground party to learn from the “spirit of the termites”. This so-called “spirit of the termites” was an invention of Zhou Enlai. According to Hong Kong Cable TV’s serial “Declassifying the Future after 30 years” (first episode, screened on August 11, 2014),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re was much confusion in the nation’s foreign policy, as well as in its internal ones; but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 there was never any deviation from their planned moves on this chessboard. Zhou Enlai proposed a “termite policy”. The TV serial cited an anonymous veteran CCP member thus: “This termite policy stemmed from an inspection visit Zhou Enlai made some years ago to Xishuangbanna. A member of a botanical research laboratory took him to observe a large tree, which fell with the mere flick of a finger. Premier Zhou was curious about this, and then he discovered that the insides of the entire tree had been completely hollowed out by termites, while looking completely normal on the outside. This prompted him to think of a “termite policy”, which meant that the underground CCP members should work like termites to penetrate a healthy structure, erode it until it fell. He termed this “termite policy”, and exhorted all CCP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s to learn from this “spirit of the termites”.
According to the aforementioned “Top Secret” document, Wu Dizhou asked the underground party members, “to emulate the termites in their work, noiselessly hollowing the entire structure from within. To learn from the spirit of the termites…..To achieve this, we must study Chairman Mao Zedong’s thought. To be like termites is not something I come up with, but words from the comrades of the CCP’s Central Committee…Your lives must be completely normal, you must work closely with the masses, and you must live frugally. The difficulties you face in your daily life is for the sake of world revolution, this might continue for ten or twenty years, or even your entire lives.”
(Source: Minutes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Wu Dizhou, deputy head of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group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delegat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workers. Taken from the documentary Vanished Archives website: bit.ly/2KS8YuK])
2.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rmites”?
The CCP proposed a “termites policy” to “take the entire world”, but what exactly are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rmite policy”? From my understanding, Zhou Enlai’s analogy wa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ermites:
- They are hidden: termites work in a hidden way, and a superficial look at a structure would not betray the fact that it had already been hollowed out.
- They have large quantities: termites work in enormous numbers, like the Cantonese saying, “many ants can subdue an elephant”. Any object, no matter how large, would eventually fall prey to the attack from countless number of foes.
- They work over a long time: termites do not work in a day, and that is why the underground party needs to have a long-term plan.
- They work silently: termites work noiselessly, undetectably, and would not be easily noticed.
- They are aggressive: termites work gradually, they would not cause the host structure to collapse overnight (this would attract attention) but would weaken it to the point that a slight breeze would lead to its collapse (no visible difference on the outside, but easily destroyable at the right time).
Zhou Enlai was the forefather of the CCP’s spy architecture. Long before the CCP seized power he had already devised the policy of “placing sleeping pawns on the chessboard” (in chess games, sleeping pawns are moves that seem unimportant initially but prove to be strategic later). The “Spirit of the Termite” tallied with his policy of “planting sleeping pawns”. Knowing how he “plant sleeping pawns” helps us understand his termite policy.
One famous sleeping pawn successfully planted by Zhou was Xiong Xianhui,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saving the CCP from military crackdown. As an insurgent force, the CCP posed a threat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n led by the Kuomintang (KMT) leader Chiang Kai-shek. Chiang sent a military junta Hu Zongnan to wipe out the CCP stronghold in Yanan. Xiang, a CCP mole planted by Zhou Enlai in Hu’s army, revealed the plan to the CCP, saving it from annihil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collections of Xiong Xianghui, a senior CCP leader Dong Biwu told him:
“Zhou Enlai has a wealth of experience, he always planned for rainy days, he always looked one step ahead and took all the initiatives. You are the sleeping pawn on Zhou Enlai’s grand plan”.
“Never mind If you remain seemingly cool and idle, in this state you would do no harm to the entire situation. Once you are activated, it means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beneficial to us. This is a very special mission, one that w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Dong said.
“Accordingly, Zhou Enlai wants you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se three points: Firstly, do not be too eager to look for the party (i.e., maintaining close party relations). For now, only Zhou Enlai, Jiang Nanxiang and myself know about your special mission. We will be observing the movement of Hu Zongnan, and find ways to contact you. This would require some time. However long it takes, you must patiently wait, and not be anxious. Until contact is made, you must not leave Hu Zongnan’s troop, you must work around this special mission, and address any problem independently. Even once contact is made, you might not have to do anything nor take any effective action. You must not be anxious, and you must willingly be an idle pawn.”
“Secondly, conceal your true identity, try not to develop new party members, try not to take part in any leadership work. Do not be right– or left-leaning, just give people an impression of you as a patriot seeking to better the motherland. Be ready to join the KMT, and to echo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motto that “Dr. Sun Yat-Sen’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is paramount to the needs of China today”. Try to use this motto to direct Hu Zongnan and his forces to counter the Japanese army (and not against the CCP). Any action you take must come out naturally, and you must not be impatient to expect results. If Hu Zongnan act against the communists, you must stand with him, at lease on the surface – like a Tianjin radish, white on the outside, but red inside. Even if you face misunderstanding and harsh words from your progressive friends, do not feel losing face and reveal your true identity; be patient, be tough”.
“Thirdly, within the KMT, you can show a bit of arrogance toward others, do not be overly humble, as undue humility would only invite disrespect,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you to be effective, but do not be too overbearing. The situation within the KMT is complex, join them but do not carry out their actions, and you must remain spotless even when mired in dirt. Wherever and whenever, do not attract attention in you, because arrogance would lead to carelessness and therefore problems, you must be prudent in whatever you do. To be prudent is not to be cringing in a corner. A revolutionary must be courageous, but never be careless in thoughts or actions. This would require you to draw on your intellect, your attention to details, and your adaptability”, said Dong.
In the summer of 1941, as a sleep pawn laid down by Zhou Enlai two and a half year ago, I have not been idle, because Hu Zongnan had already followed Chiang Kai Shek in his anti-communist campaign. My “special assignment” now gradually becomes clear, and that is: to collect intelligence. Zhou Enlai is indeed the pioneer and founder of the CCP’s intelligence work.
(See Xiong Xianghui’s Zhou Enlai’s Charisma and Zhou Enlai’s Career as Prime Minister, Secret History of Today’s China series 2, Hong Kong Wen Wei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page 35).
From this revelation of Xiong Xianghui, by placing sleeping pawns, the CCP eventually seized power. After 1949, Zhou’s “sleeping pawn” strategy morphed into his “termite policy” as part of the CCPs’ ambition and conspiracy to “take the entire world”.
3. Where are the “termites” from?
For the “termite policy” to be successful, the number of “termites” must be sufficiently large. Where does the CCP get all these “termites” to carry out their infiltration? The CCP has a tradition of “waging the people’s war”. In a battlefield fought with real firearms, they were able to mobilize the crowds to take part in actions, not to mention a cold war of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ccording to my understanding, the CCP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a tradition of “combining the experts and the masses” – the “experts” are the professionals with special training in tradecraft, and the “masses” are those amateur intelligence workers without any professional training. Their differences are summarized below.
Professional versus Non-Professional Intelligence Workers
Comparison | Professionals | Non-professionals (mass) |
Tradecraft training | Yes | No |
Establishment | Formal paid staff of an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Many of them have military ranks. | Non-member of any formal organization, no pay, no rank. Main incentive comes from patriotism and United Front benefits |
Assignment(s) | To obtain by any means highly classified intelligence, including government decisions & policies, information on officials,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crucial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 To collect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information, latest movements of celebrities, significant social and economic trends. They are not meant for classified info but not ruling out those who were capable of obtaining classified info. |
Operation | Hidden | Open |
Legality | Illegal (from host nations’ point of view) because the info was classified | Legal (most activities are within bounds of law),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the host country to arrest or prosecute them |
Secrecy | Highly secretive, assets worked in single-line communications. Some are deep-seated moles in host government | Operates openly, many recruits are from pro-CCP organizations in the host countries |
I heard about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ng the Professional and the Mass in intelligence work when I worked for Wen Wei Po, Beijing’s mouthpiece in Hong Kong in 1974. Wen Wei Po’s Chief Editor Liao Aiwen was a division chief of Guangdong province’s Public Security Bureau, charged with collecting intelligence on Hongkong. To facilitate his work, he was transferred to Hong Kong and took up Chief Editorship of Wen Wei Po. To conceal his identity, he was pretty much hands-on in the newspaper, including inspecting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newspaper before it went to print. He told me that “our (meaning the CCP) intelligence work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experts and the masses”, with ‘experts’ being the specially trained professional intelligence workers, while the ‘masses’ being those ordinary people. He stressed that this w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ty’s mass line in its intelligence work”.
This tradition of “integrating the experts with the masses” in “fighting the people’s war”, was recently emphasized further. On August 1, 2023, the National Security Ministry said in a piece in WeChat that, “Anti-espionage requires mobilization of the masses!”, highlighting that work in anti-espionage, “Requires not only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s carrying out their specialized functions, but also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within society, to join in preventing spying and espionage, thereby upholding national security.”
The same piece emphasizes that “anti-espionage requires ‘an amalgamation of those who work in the open as well as those who work in secret’,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experts and the masses’; …… it is clear that, “All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and military personnel, people from a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the duty to prevent and curb any espionage activity, and to uphold 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it states that, “national security bodies, in their anti-espionage work, must rely on the support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people, to build up a resistance to prevent and to arrest any espionage activity.”
Although the piece only stress anti-espionage work, it is obvious that infiltration and espionage work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also operates on the same principle of “experts – masses integration”.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of “experts —- masses” integration in China’s intelligence work, we can now understand the sources of the “termites”. From my own contacts, the “termites”, or “intelligence workers from the masses” come from these general categories of people:
- Businessmen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Taiwan, as well as other countries)
- Chinese going overseas for various reasons
- Overseas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 Media personnel dispatched by the CCP
- Local pro-China media outlets
- Upper social class of target nations
- Business owners and employees in target nations
- White collar workers in target nations
- Socially active figures in target nations
- Figures from the underworld of target nations
From my own social contacts, I can identify these various sources. Naturally, there could still be others that I am not aware of.
The intelligence they gather are largely non-classified, for instance:
-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trends,
- Social affairs, public opinions,
- Important personnel changes or appointments in governments and significant organizations,
- The latest news of key figures in society, their family,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 Significant social movements, their specific demands, details of their leaders or instigators,
-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or innovations in various countries/sectors
The advantages of making use of the mass in gathering intelligence are manifold: firstly the mass are numerous spreading all over the host country; secondly, different people has different professions or jobs so that almost all sectors of the host country are adequately covered. These two factors made for a wide network covering the host country both in geographical and sectoral sense, leaving no blind spot. Moreover, they are well concealed, as they are not required to get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safe (in the sense that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the host country to prosecute them in case of untoward incidents).
4. Where are the hideouts for these “termites”?
The horde of “termites” must have their hideouts, so were they? From Hong kong’s example, I’ll try to locate these hideouts.
4.1 Hidden underground party organizations
After the CCP seized power in 1949, it developed a “four lines” approach to infiltrate Hong Kong, then a British colony. According to the plans laid down by Ye Jianying, then govern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se “four lines” are:
- First line: also called “red line”, these are organizations openly pro-CCP like trade unions, schools, newspapers, bookstores, movie studios, Chinese emporiums, banks, businesses, and transportation bodies;
- Second line: also called “grey lines”, these are organizations which, though not openly pro-CCP, served as fronts of the CCP;
- Third line: these are individuals hidden in different non-CCP organizations in various sector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n the surface, these people have no political affiliations but pro-CCP at heart. To borrow the CCP jargon, these are people who were “white on the outside, but red inside”; they could be secretive CCP party members disguised as “non-party members”;
- Fourth line: highly concealed, deeply hidden within key organizations or bodies, with only single-lin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CP. These individuals are few in numbers and are precisely the “sleeping pawns” referred to by Zhou Enlai.
(Source: Lu Di, “Ye Jianying’s affection for Hong Kong and Macao”, Guangdong Ye Jianying Research Society, cited in the author’s Beginning and End of Hong Kong’s 1967 Riots, page 11 – the original essay can no longer be found on the internet).
I must stress that when Lu’s essay was published, it only referred to “four lines”, without clearly explaining details of each line. The interpretation of each of the lines is solely my own, based on my own contact and knowledge. That said, I am not making unfounded guesses but based on some solid facts. These four lines, laid down in Hong Kong from as early as 1949 became exposed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1967 leftist riots, thanks to the ultra-leftist influence at the time. This exposure of the CCP’s secret operation in Hong Kong forced Zhou Enlai to order a stop to all such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Wu Dizhou, Premier Zhou’s aid in Hongkong affairs, Zhou issued three directives:
- This (anti-British) struggle must be carried out over the long term, do not expose all your strengths, and do not expose or utilize the strengths of the third front.
- We have already penetrated the vulnerable parts of British-Hong Kong, do not involved those already placed, for example, within the airport or around the governor.
- Those who are already placed within American organizations or ships, we do not mobilize them………
(see “Hong Kong 1967,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June 7, 1967” compiled by Wu Hui, daughter of Wu Dizhou, cited in my book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Hong Kong’s 1967 Riots, page 335).
From this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Zhou urged not to expose the Third Line, and not to mobilize those already taking up key positions in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s in Hongkong, which presumably referred to the Fourth Line moles already deployed deep inside the enemy.
From this “four lines” architecture in intelligence network aimed at infiltrating Hong Kong, it would not be surprising that the CCP would have construct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nations multi-layered infiltration structures.
Following the “four lines”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one could infer on China’s infiltration structur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First line: overtly pro-CCP organizations (directly organized by the CCP and its sympathizers, organizations or media outlets brazenly flying the red flag).
- Second line: various “Sino-American” friendship societies, using its “American identity” to dilute its pro-CCP colorations (equivalent to Hong Kong’s “grey line” organizations).
- Third line: “China-friendly” politicians within the corridors of power (senators and congressmen from both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pro-China think tanks, leaders and administrator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ina-friendly” businesspersons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s of Wall Street, Hollywood, Silicon Valley, Boeing, and so forth.
- Fourth line: those who have penetrated the highest echelons of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only single-lin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CP.
As for the fourth line,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revelation of an academic from China who obviously got carried away with his success. According to Di Dongsheng, Vice Dean and Professor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a public address on November 28, 2020, Chinese officials have, in the past decades, made use of “old friends from the highest corridors of power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to influence American politics as well as its stance toward China. Di’s own words prove that the CCP have plante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very powerful figures that belong to this fourth line. Di’s speech is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lin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R-ykPkJhU
4.2 Social Organizations, Scholarly or Artistic Organizations
While the four–lines could well be the nests for the termites, the majority of the termites are really hidden within vari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Hong Kong’s experience, the CCP has been us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the lethal weapon of infiltration into Hong Kong.
4.2.1 Proliferation of pro-CCP social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n the eve of the handover in 1997, the number of societies registered with the government was 8695. In 2017, this figure exploded to 52386, a sixfold increase. In other words, in Hong Kong’s 150 years under British administration, there were less than 9000 social organizations, whereupon since the “handover”, with only 20 years under communist rule, there was such a stee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y were mostly pro-CCP and helped the CCP to secure a firm foundation in Hong Kong.
How can we tell that almost all of these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pro-China? We can compare the rate of growth of such social organizations before and after 1997. The real boom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began after World War II, in 1945. Within the fifty years from 1945 to 1995, there were 8695 social organizations, an average rate of 174 per year, indicating that this was a natural trend as Hong Kong society naturally evolved. However, from 1997 to 2017, within a period of 20 years, the yearly growth in number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ballooned to an average of 2200 per year, far exceeding the natural rate of evolution of the decades before 1997, and this novel augmentation in number must be a result of “assistance” from the CCP.
4.2.2 They cover every aspect of life
Th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very diverse but cover almost all aspect of life. I have tried to categorize them into “six commonalities”: common place of origin, common surname and family origin, common alma mater, common profession, common interest, common area of residence, along with those that defy categorization. Please see the following table:
Association of people having some common features |
|
Place of Origin in China | There are national, provincial, district, county and village level organizations linking up people with the same place of origin |
Surnames & ancestors | These are societies that bound those sharing a common family name (surname) |
Alma Mater | These are societies that bound graduates from vari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
Profession & Trades | These are bodies that reached out to those in the same trade or profession |
Interest, hobbies, sports | Interest groups for those sharing the same interests |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that provide very localized service to its residents |
Others | Think tanks, research institutes, cadets, clubs |
|
The CCP’s criterion for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
4.2.3 The CCP aims to foster th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into an extra-institutional political battle group that can “response when summoned, fights upon arriving, and fights for sure victory”. These groups are expected to fight on behalf of the CCP its enemy in Hong Kong, namely the pan-Democrats.
As a non-institutional force of the CCP, th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helped the CCP in various ways:
-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y would give away free meals or other benefits to help the CCP to sink its roots deeper in society, and to compete with opposition parties in clamoring public support;
- When it comes time to policy issues, they would either support or oppose a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of the CCP;
- In election times, they would mobilize all the resources to support CCP-preferred candidates;
- When there is political dispute or turmoil, they would declare unequivocal support for a pro-CCP stance;
- When there is violent struggle, they would act on behalf of the CCP, using threats, intimidation, or outright violence, like taking part in street fights on behalf on the CCP.
These experiences of Hong Kong also manifest themsel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e witnesses also a proliferation of pro-CCP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recent years, encompassing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each with a strong readiness to work at the behest of the CCP. These organizations are perfect breeding grounds for the termites as well as their hide-outs, wherefrom they carry out their work to erode the mainstream society.
When speaking of the termites’ infiltration strategies, we must also bear in mind the CCP’s underground party structure.
In 1949, the CCP placed within Hong Kong two unrelated organizations, one is the semi-open CCP Hong Kong Working Group (CCP-HKWG, which exists as the Hongkong Bureau of Xinhua News Agency), and another CCP-Hong Kong City Working Goup (CCP-HKCWG, totally secretive). As a semi-open organization, the CCP-HKWG directs the CCP’s many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and run China’s “external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mainly liaising with the British-Hong Kong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consulates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Hong Kong), but the role of the CCP-HKCWG is to lay the groundwork in preparation for any sudden takeover of Hong Kong (even though the CCP had in 1949 decided not to take back Hong Kong yet, they nevertheless made all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in case such a need suddenly arises, forcing them to take over Hong Kong prematurely). Because of the utter secrecy of the latter body, outsiders only know of the CCP-HKWG, but none of the CCP-HKCWG. I leant of it only after I dug into the notes jotted down by Wu Dizhou (see my book Beginning and End of Hong Kong’s 1967 Riots, page 300, where there was a first mention of the two bodies;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please see Chapter 4 of the book that provid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both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collections of Martin Lee, leader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after the June 4 massacre in Beijing, he worried that the British would withdraw from Hongkong before 1997 and there would be chaos in Hong Kong. Xu Jiatun, then Director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s number one man in Hongkong, asked him not to worry because the CCP could take over Hongkong at any time (and preserve law and order). According to Lee,
“Once, we were having lunch, and he (Xu) told me not to worry too much. Beijing had already planted about 50,000 in Hong Kong, with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s well as different profession bodies. If the British do leave before the handover date, he said that these 50,000 individuals would immediately take up positions left by the British.”
Xu’s disclosure proved that the CCP-HKCWG had actually been preparing for a sudden take-over if conditions called for. It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CCP-HKCWG would exist right up to 1997. Whether or not this body continues to exist after 1997 is something I have no knowledge of.
Drawing experience from Hongkong, has the CCP built an underground party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can confidently say “yes”, although I don’t have much knowledge of it. In fact, some of the CCP’s “party cells” within American university campuses have already been exposed. So, how many such “party cells” exist in American campuses? Let us make an educated guess.
The total number of CCP, close to 100 million in a nation of 1.4 billion means that the CCP makes up 7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 CCP has 300,000 overseas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we assume the same ratio of 7% holds for party member/total student population, then there should be roughly 21,000 CCP members residing in the US. According to the CCP’s party constitution, every 3 members could form a party cell, then 21,000 party members could potentially form 7000 party cells. Assuming a more reasonable size of 10 members per cell, the total number of 21,000 party members could still yield about 2000 party cells.
This is a logical approximation of the number of party cell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campus,
there are other party cells outside the campus that I have no way of knowing, for instance, many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d branches in the US, there could also be party cells there, and the number of CCP party cells in the US would be much larger. All such party cells would become the nests of the termites.
In conclusion, to prevent China’s infiltration tactic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r other western nations, we must be highly vigilant against these ubiquitous termites.
（ Ipkmedia.com | 文章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光传媒首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