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叙述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变化,从势不可挡的巨无霸变成了可怜无助的巨人。这是怎么发生的?
我的感觉是,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过于强调近期的事件和政策。没错,习近平是一位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但中国的经济问题由来已久。习近平未能充分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反映了他个人的局限性,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执政党内部一些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
让我们从长远角度出发。
1978年邓小平掌权并推行市场化改革后的30年间,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七倍多。平心而论,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飞跃,完全是因为中国一开始技术落后,可以通过采用国外已开发的技术,迅速提高生产率。但中国的融合速度是惊人的。
然而,自2000年代末以来,中国似乎失去了很多活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的增速仅为10年前的一半。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这样的估计,但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明显放缓。
此外,中国的人口结构也不再能够支撑高速增长:其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下降。
许多分析人士将中国失去活力归咎于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与前任相比,他一直对私营企业持敌视态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过于轻率。当然,习近平对国家控制的重视和独断专行对事态没有帮助。但中国的经济放缓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总的来说,没有人能很好地解释长期增长率。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出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有一句著名的俏皮话: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慢的时候,到最后永远就是“一通业余社会学咆哮”。中国不能像2008年以前那样继续增长,可能有深层次的原因。
无论如何,中国显然无法维持过去那样的高增长率。
然而,增长放缓并不一定会转化为经济危机。正如我所指出的,即使是经常被视为终极警示故事的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放缓以来,也表现得相当不错。为什么中国的情况看起来如此不妙?
从根本上说,中国正遭受节俭悖论的困扰——如果消费者试图储蓄太多,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企业不愿意借钱,然后把消费者试图储蓄的钱全部用于投资,那么结果就是经济衰退。这样的经济衰退很可能会减少企业愿意投资的金额,因此试图增加储蓄实际上会减少投资。
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对原因是否有共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认为,最大的驱动因素是低出生率,导致人们觉得不能依靠子女来支持退休后的生活——还有不充分的社会保障网络,导致人们觉得不能依靠公共支持度过退休后的生活。
只要经济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企业就会找到有用的方式来投资所有这些储蓄。但现在这种增长已成为过去。
其结果是,中国拥有大量储蓄,但却没有好的去处。而中国的政策则是越来越不遗余力地掩盖这一问题。有一段时间,中国通过巨额贸易顺差维持了需求,但这有可能引发保护主义反弹。然后,中国将过剩的储蓄投入到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中,但这个泡沫现在正在破裂。
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刺激消费者支出。让国有企业与工人分享更多利润。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期内,政府可以直接给人们发钱——像美国那样发支票。
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几份报告指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不会采取这样显而易见的行动。据我所知,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对私营部门有着奇怪的敌意(让人们有能力花更多的钱就会削弱党的控制);不切实际的野心(中国应该投资未来,而不是享受现在的生活);还有一种对强大社会保障的清教徒式反对意见——习近平谴责“福利主义”可能会侵蚀勤劳的美德。
其结果是政策失灵,中国只能半心半意地推行过去那种以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政策。
我们应该彻底不再把中国当回事吗?当然不应该。中国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有巨大的能力来协调行动。它可能迟早会摆脱那些目前正在破坏其政策反应的偏见。
但未来几年可能会相当糟糕。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时报的专栏作家。他也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杰出教授。克鲁格曼因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方面的成就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PaulKrugma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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