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世界變得一團糟的四個人

沃爾特·李普曼在1947年普及了「冷戰」這個詞，用來定義當時蘇聯和美國之間正顯現的那場衝突，自打知道這件事後，我一直覺得能給一個歷史時期命名還是挺酷的。現在後冷戰時代已經終結，我們正在進入後後冷戰，急需給它取個名字。那我來吧：這是一個「本來沒打算這樣」的時代。

我知道，我知道這不怎麼順口——我也不指望它能流傳開來——但是這描述實在太到位了。我是在近日去烏克蘭的時候突然想到的。在和一位烏克蘭母親交談時，她說自開戰以來，她的社交生活已經只剩下偶爾和朋友吃個飯、孩子的生日派對「以及葬禮」。把她的話寫進我的專欄裡後，我加上了一句評語：「本來可沒打算這樣。」在去年開戰之前，烏克蘭青年享受著與歐盟更便利的往來，開始科技創業，考慮去哪裡上大學，要不要去義大利或西班牙度假。然後，俄羅斯的入侵就像一顆隕石，一夜之間讓他們的生活天翻地覆。

她不是特例。許多人的規劃——許多國家的規劃——現在都徹底亂了套。我們進入了一個後後冷戰時代，柏林牆倒塌後這30年的後冷戰時代帶來的繁榮、可預測性和新的可能性，現在不能指望太多了。

原因有多個，不過最重要的是四個關鍵領導人，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相信他們的領導是不可或缺的，只要能盡可能長久地保住權力，他們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我說的是弗拉基米爾·普丁、習近平、唐納德·川普和本雅明·納坦尼雅胡。這四人各有各的方式，但都是從自身利益而非人民利益出發，在自己的國家和其它國家造成嚴重的動盪，讓他們的國家在當下很難正常運轉，也無法為未來制定明智的計劃。

以普丁為例。他起初算是某種改革者，讓後葉爾辛時代的俄羅斯穩定下來，並靠著油價上漲，在其治下有了一場經濟騰飛。

然而接下來石油收入開始縮減，正如俄羅斯學者萊昂·阿隆在他即將出版的《騎虎——弗拉基米爾·普丁的俄羅斯和對戰爭的使用》一書中所說，普丁在2012年開始第三個總統任期時做出了一次重大轉向，在那之前，俄羅斯100座城市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普丁示威，國家的經濟也開始疲軟。阿隆告訴我，普丁的辦法是「將他的政權合法性根基從經濟進步轉移到軍事化的愛國主義上」，並且把一切問題歸咎於西方和北約擴張。

在這個過程中，普丁將俄羅斯變成了一座腹背受敵的堡壘，在他的意識和宣傳裡，只有他能保衛這座堡壘——因此就需要他永遠掌權。他從俄羅斯的收入分配者變身為尊嚴分配者，這尊嚴是在各種錯誤的地方以錯誤的方式贏得的。為了重建俄羅斯祖國的神話，入侵烏克蘭是勢在必行。

連中國近年都有一些頗為意外的變化。自1978年以來，中國穩步開放並放鬆內部控制，使其比現代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可預測、穩定和繁榮，但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經歷了幾乎180度的大轉彎：他取消了前任為防止出現另一個毛澤東而遵守的任期限制，無限期地讓自己擔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顯然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失去控制力，這導致腐敗泛濫，因此他在社會和商業的各個層面重新確立了自己的權力，同時也剷除了一切對手。

這使得中國比自毛澤東時代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封閉——伴隨著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的突然失蹤——並引發了我們可能已經看到中國經濟潛力「達峰」的說法，這將是全球經濟的一場地震。

關注了一輩子的以色列與外敵的鬥爭，最終我會寫下這樣的話——如今猶太民主的最大威脅是內部的敵人，納坦尼雅胡領導的司法政變正在分裂以色列的社會和軍隊——這顯然也不在我的計劃之內。

以色列國防部前總幹事丹·哈雷爾上週在特拉維夫的一次民主集會上表示，「我從未見過我們的國家安全處於如此糟糕的狀態，」而且「以色列國防軍至關重要的預備役部隊已經受損，戰備狀態和行動能力已經下降」。

這對美國來說是個不小的問題。過去50年裡，以色列既是一個重要的盟友，實際上也是美國在該地區的一個前沿基地，美國通過它得以在不使用美軍的情況下投射力量。以色列將伊拉克和敘利亞成為核大國的夢想扼殺在搖籃中。今天，以色列是遏制伊朗勢力在整個地區擴張的主要平衡力量。

但是，這個極端的納坦尼雅胡政府渴望吞併約旦河西岸，並以類似種族隔離的制度治理那裡的巴勒斯坦人，這個政府再執政三年，以色列可能會成為該地區不穩定——而不是穩定——的主要根源，成為一個更不確定的盟友——更像土耳其，而不像過去的以色列。

為什麼？在《紐約時報》最近一篇關於「比比」（納坦尼雅胡的暱稱——編注）的報導中，露絲·瑪加利特援引了曾在納坦尼雅胡內閣任部長的利庫德黨人澤耶夫·埃爾金的話，他這樣形容納坦尼雅胡：「他一開始的世界觀是，『我是以色列目前最好的領導人。』而後慢慢演變成了『以色列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不再領導它，因此我為了撐下去做任何事都天經地義。』」

看著川普在2021年1月6日煽動一群暴徒洗劫國會大廈，試圖推翻我們2020年的選舉，然後看到這個人又成為2024年的主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讓我們的下一次選舉成為我們有史以來最重要的選舉之一——關乎這會不會是我們的最後一次選舉。不用說，這也不是在計劃內的事。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四位領導人有一個共性，那就是他們都在自己國內違反了自己的遊戲規則——普丁還在國外發動了戰爭——而這一切都出於一個再熟悉不過的原因：繼續掌握權力。而他們的本國體制——俄羅斯精英、中國共產黨、以色列選民和共和黨——都未能有效地或完全地約束他們。

但這四個國家之間也存在著重要的差異。納坦尼雅胡和川普在各自的民主國家都面臨阻力，選民可能會將他們趕下台或阻止他們——而且他們都沒有發動戰爭。習近平是一位獨裁者，但他確實有改善人民生活的議程，也有主導21世紀從生物技術到人工智慧等主要產業的計劃。但他日益強硬的統治可能正是阻礙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這引發了人才流失。

普丁只不過是一個偽裝成總統的黑手黨老大。他將被人們銘記，因為他把俄羅斯從一個科學強國——1957年將第一顆衛星送入軌道——變成了一個製造不出俄羅斯以外的人會買的汽車、手錶或烤麵包機的國家。普丁不得不為他在烏克蘭被痛打的軍隊向朝鮮尋求援助。

歸根結底，川普是這四個人中最危險的一個——原因很簡單：當世界變得如此混亂，這些關鍵國家偏離計劃時，世界其它國家就會依靠美國帶頭遏制麻煩，反對麻煩製造者。

但川普寧願無視麻煩，並讚揚包括普丁在內的麻煩製造者。正因為這樣，川普再次當選總統的前景才會如此可怕、如此混亂、如此令人難以理解。

因為美國仍然是世界的支柱。我們在支撐世界的時候不見得總是有智慧，但如果我們完全停止這樣做——那就要小心了。考慮到其它三個重要國家已經發生的情況，如果我們搖擺不定，就會產生一個沒有人能夠制定任何計劃的世界。

這個時代有一個簡單的名字：混亂時代。

本文最初發表於2023年10月3日。

湯馬斯·L·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務方面的專欄作者。他1981年加入時報，曾三次獲得普立茲獎。他著有七本書，包括贏得國家圖書獎的《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歡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關注他。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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