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至8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强调，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不仅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而且用他自己的理论直接“武装”民众。
今年秋天新学期开学，中国300多所大学的学生们甚至要在英语课上学习习近平的“不忘初心”。习近平的这种做法被外界称为“洗脑”教育。 从中共建政时学习“毛主席万岁”到现在重点学习习近平的“不忘初心”，中国大学英语的“洗脑”课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
习近平语录走进英语教科书
学生们使用的是202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第3版）。据了解，这本教材收录了数十篇习近平的演讲和语录，以确保学生拥有“正确的世界观”。
这个教材的主编并不讳言编写这本教材的目的是为了“意识形态之战”。《金融时报》的报道援引该教科书主编、四川大学教授石坚的话说，“我们拿起任何一本西方主要刊物，标题全是中国、中国、中国，他们全都负面针对我们。中国与美国打的不仅是贸易、金融与科技战，也是意识形态之战”。
该教材的作者群在序言中表示，他们意图匡正“之前教科书仅聚焦英文文化的问题趋势”。该教材计划进一步更新。据了解，“明年将出版的最新版本，将收录习主席在20大会议中的语录；我们将跟上时事”。
2014年至201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黄意诚认为，习近平的语录以及共产党的“党话”出现在英语课本和课堂上，应该始于2017年，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这个时期舆论宣传和管控的力度加强。
黄意诚说，2014年他刚入读北大时，大学英语课本上并没有这些“党话”的出现，只是2018年在专门的翻译课上才接触到一些政治语言，不过，当时也没有到要翻译习近平语录的地步。
他说：“有这种一长段一长段的政治语言，需要练习把它们翻译成英语……”。他说，当时，他们被要求要会翻译中共的十七大、十八大的这个报告，并按照官方发布的翻译为标准。
黄意诚说，他迄今最记忆犹新的是一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因为这并不是英文中常用的短语，表达起来非常拗口。不过，这样的经历并没有让黄意诚成为高举中国共产党旗帜的棋手， 2022年，黄意诚参加了有高校学生发起的抗议中共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
黄意诚觉得这样的英语教学趋势很奇怪。 他说：“学习英语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但这些语言在实际和西方人交流的时候用不到。”
同样的趋势，他也在其他学科中感受到。他在本科期间一共需要学习六门政治课程，在刚入学时，这些课程的考试是开卷的。但是到2017年，习近平决定修改宪法之后，这些课程改成了闭卷的。“之前没上过这几门课的同学都很后悔”，他对记者说，“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说身边的一部分同学其实对学习这些带有政治宣传性质的内容不感兴趣，但是为了能够有好的绩点可以去申请国外的大学或者申请奖学金，也不得不适应这样的制度。
不仅英语课，习近平思想已融入从企管、物理到生物等许多大学学科中。在2020年最新发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中国教育部曾说，教科书应“有目的”的包含习主席倡导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确保学生拥有“正确的世界观”。
事实上，中共对年轻人在英语教学中的“洗脑”教育从未间断，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时期，并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改变而改变。
1970年代：最熟悉“毛主席万岁！”
周孝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生于1947年的周孝正自己也曾是被“洗脑”的年轻人。他现在居住在美国。1966年高中毕业时，周孝正刚好赶上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高考被取消，先前学俄语的他跟着从北京师范大学（现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的姐姐自学英语。
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学英语的经历。他说：“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教我们英语首先教歌，第一首歌《东方红》，第二首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周孝正告诉记者，文革期间的中国课本充斥着时任中共主席毛泽东的语录，他的头像被印在教科书封面上，无论学习哪门学科，都要先学习他的最高指示。对很多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最熟悉的英语句子是“毛主席万岁”。
文革结束后，1977年，周孝正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学的英语教材是当时很多中国人都熟悉《英语900句》和《新概念英语》，他说，当时的英语教材里已经没有语录歌了。
1980年代：“许国璋英语”大行其道
现在已经退休的陈进（化名）1980年入读了上海大学工程学院。在他进入大学的前一年，美中正式建交，邓小平赴美访问，“学校里关于美国的讨论很多，”陈进在电话采访中回忆道。他说，随着中美关系破冰，大学生学习英语很快提上了日程。因为“文革”已过，大学校园里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讨论逐渐变多，大家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也充满好奇。
陈进所就读的机械工程专业是当时很难考进的热门专业，也颇受到政府重视。他说，国家希望他们能够看懂英文文献，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
陈进记得他们当年用的教材是1961年由中国英语教育家，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文革”期间，学英语有“里通外敌”的嫌疑，会带来被批斗的可能。《英语》教材的编写者之一，知名学者俞大絪女士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侮辱后自杀身亡。
“文革”结束后，英语专业面临无大纲、无计划、无教材的局面，只能将这套教材修订后继续使用。这套教材仍然有不少60年代的政治印记，例如，在学习英语的一般过去时，会有“那时候人人过着穷苦艰难的生活，而现在劳动人民都在过幸福生活”这样的例句。“许国璋英语”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许国璋本人后来在采访时说，“许国璋英语”大行其道只表明英语界的落后。
“我们的课本上没有毛泽东语录，也不需要翻译那些政治性的讲话，”陈进告诉记者。他还记得当时高考英文并不是主科之一。，1977年恢复高考时，英文分数乘以10%后计入总分，之后占比重逐年增加，在陈进高考当年，英文成绩所占比重要乘以30%，直到1984年英语才被列入高考主要科目之一。
由于物质匮乏，录音机、收音机很少见，学校里基本没有什么英语视听资料，更别说有外教来教口语了。陈进说自己学的是“哑巴英语”，在“机床”“齿轮”这些单词旁边注上中文读音，然后死记硬背下来。有时候遇到语法和阅读理解上的问题去问老师，老师也不一定能讲得明白。他说：“后来学校里来了一名留学生，是刚果一位政要的儿子，来我们学院学工程，就属他英文说得最好。”
1990年代：西方文化的流行和“新东方”的出现
1993年，许国璋花费六年，将《英语》改编为《新编许国璋英语》。他在自序中提到了这一版本的修订顺应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陈规到改革”的变化，“以传播文化信息为重”。不过，中国人学英语的渠道却不仅仅局限于“许国璋英语”了。
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加深，学英语成为了一种潮流，学英语的中国人的数量呈几何数级增长，想出国留学的人数也在增加。1993年，有“留学教父”之称的俞敏洪在北京创立了最早专营托福（TOEFL)、GRE等出国留学所需的考试的培训机构新东方学校。1994年，因为英语出色而获得关注的李阳创办了李阳疯狂英语教育集团。
1997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访问美国，他在哈佛大学用英文演讲，并用英文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的专访。1986年，江泽民在安抚参加学生运动“86学潮”的学生时，在被问到是否知道“民有、民治、民享”时，他当众用英文背诵美国第16人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的《葛底斯堡演说》。
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和欣赏影响到了大学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教授伍国于90年初期在北京语言大学就读英语系。他说，当时学校里已经有大量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教师。口语课上，学生会在英美籍教师的带领下，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并不断纠正发音，还会学习俚语和俗语。除此以外，几乎所有学生都会听VOA和BBC的英文广播。
伍国告诉美国之音：“教材本身的影响其实不如电影、新闻报道、小说、或者外教个人等等因素”。他说：“教材只是起到一种比较机械的训练的效果”。
伍国当时喜欢看《与狼共舞》《小鬼当家》等美国电影，并感觉到了“异国文化的独特和新奇” ，他在大学里也自由阅读着《纽约时报》等美国的报刊。学校的教学紧跟西方国家的时事政治，在美国大选期间，会放美国总统电视辩论，并组织学生们展开模拟的新闻发布会。
他告诉记者：“当时的社会气氛和教学对西方都是非常正面的。很多人都在试图出国留学，同学的父母中有驻外外交官，或者在美国访问的学者，还是让人觉得很厉害吧。”他当年的校友中，有不少人如他这般在留学后定居于当地。留在中国的同学因为会英语，职业发展也相当不错，有不少现在活跃在中国的外交圈，“包括一些驻外大使，总领事”。
他表示，大家对于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普遍有好感。作为英语专业学生，他需要学会“中英联合声明”这样特定词汇的英文翻译，但并没有其他意识形态内容。
2000-2020年代：雅思（IELTS)、托福培训，出国成潮
2011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社会科学专业的Sam Sun告诉记者，当他入学时，已经有好些同学早就做好了留学的准备，他们会在课余时间上雅思、托福的培训课程，大学的英语课程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大学英语教材的选择也多了很多，“都是自己学校选择的，北京的高校也不一定用一样的教材，”Sam说道。当时使用较广的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但也有不少高校使用自编教材。
“第一年英语是必修，上课前有个年级摸底考试，所以是水平差不多的人一个班，阅读一门，写作一门，听说一门。但是第二年就是选修了，在不同的主题里选一个，都是外教开的课，”他告诉记者。他在大学一年级就考过了四六级，之后就忙着考托福，考GRE，和申请美国大学，周围的不少同学也主要靠课外培训班学习英语。
在他的记忆中，英语教材并没有包含什么政治内容，作文主题大多是讲述西方国家的风土和人文的。同学中也并没有特别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绪，相反，大家对于西方国家的资讯都很有兴趣，周围的外教和外国同学也不少。
他回忆道：“我不记得有让我很反感的东西”，整个大学四年里，他也没有感受到很多的“思想教育”。唯一和宣传沾点边的内容，是写作关于中国举办亚运会等国际盛会的报道，在当时，中国正塑造着一个欢迎其他国家来做朋友的好客形象，并没有着力煽动对其他国家的仇恨。
2021年到2023年：“去英语化”和“润”美
在加强英语教学中的习近平思想的同时，中国近几年也一直在推进“去英语化”。上个月，中国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上星期发布通知，表示不再将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与本科生毕业和学士学位挂钩，引发了媒体和网络的不少争议。
不过，虽然政府在推行“去英语化”，但是很多年轻人还是选择自己学习英语。中国的中产家庭也选择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和西方。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美国海外各使领馆签赴美签证数量报告显示，2023年一季度，共有5413名中国大陆籍学生获得赴美留学F1学生签证，人数已经超过了2019年和2018年第一季度获得美国F1学生签证的人数。
还会“洗”回来？
面对中国政府日渐加强的舆论管控和宣传，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了三十多年书的周孝正表示并不担忧。他说：“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可能被洗脑，但是可能很快就洗回来。”
他这样解释说：“当时江泽民作为总书记，他定性说，中美两国是面向21世纪的富有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胡锦涛一上台，（说中美两国是）全面合作伙伴。这个习近平12年刚当老大的时候也这么说嘛，我们中国有一千条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说的比我还极端呢，一个是战略伙伴，一个是全面合作伙伴，一个是‘千条理由’。现在怎么着了？你想从12年习近平上台到现在掌权还不到11年呢，这不就变了吗？”
有意思的是，习近平似乎又变了回来。星期一（10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会晤了到访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率领的一个两党参议员代表团时再提“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美两国如何相处，这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我也多次讲过，跟几任（美国）总统都讲过，我说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新的时期推动中美关系能够稳下来，好起来”。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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