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今年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三十五周年。四月中旬以来，进入政治舆论的热季，许多持续多年的争论再次浮上水面，其中争论之一就是如何评价胡耀邦和赵紫阳。
胡赵都曾是中共党魁，如果人们要否定中共制度，是不是也要否定一切中共领导人物呢？胡赵一度能够登上中共高位，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和此前此后的那些中共掌权者们一样也是罪行累累呢？胡赵最终都是中共权力舞台上的失败者，这是不是说明，即使他们提出过什么有益于民众的政策，那也不值得讨论，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够实现这些政策？胡赵年代以改革为特点，纪念胡赵是不是就意味着仍然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中共领导层出现所谓改革派呢？
本文回答不了这些巨大的问题，但是愿意就此做一些思考。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有历史意识
第一点思考是：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历史上的人物，对于他们的评价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看。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第一项事态发展是：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立即引发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展开悼念活动。为什么悼念他，这可以有不同的解说，但是，大学生悼念胡耀邦而开启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的历史真实。
同样，正是在是否允许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问题上，赵紫阳与李鹏、邓小平等出现了对立：赵认为学生有权利悼念胡耀邦，李和邓却认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是在挑战邓小平的权威。赵紫阳为什么持这样的立场，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说，包括完全将之看作政治阴谋——李鹏当时就是这么看的。但是，即使李鹏也不能否认，赵紫阳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立场。
胡耀邦、赵紫阳曾是中共党魁，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和也曾是中共党魁的毛泽东、江泽民、习近平等都是一样的政治人物呢？如果这个逻辑成立，则要么35年前的这个时候不会有万千大学生和市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也就不会有1989年的民主抗议运动，要么这场运动本身就是中共内部权争的某种形式，不值得人们纪念。前一个假设没有意义，因为运动当年就是那样发生的；后一个假设就很有意味了，因为它可以釜底抽薪地帮助中共消除来自纪念天安门运动的威胁。如果主张把胡赵与毛习同等看待的论者并不想帮助中共，那你的论述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走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呢？
只是把胡赵作为中共党魁来看，看不到他们当年的想法、政策和作为对共产党基本制度的削弱、挑战乃至颠覆，这或者是过于简单化的认知，或者是以党划线的党派偏见。共产党思维的一大特点就是以党划线，即所谓党性高于一切；他们也最喜欢人们只有简单化的认知，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舆论欺骗与专制统治。脱离历史地空谈什么宏观视野和深刻思辨力，其实很容易陷入共产党这种舆论欺骗的陷阱：人类历史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的对立，无比宏观也貌似深刻，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个人可以完全被忽略、被模糊、被掩盖、被抹杀。这样以所谓深刻和宏观来抽离历史，现实意涵其实也很清楚：既然胡赵与习近平没有区别，你也不用讨厌习近平了，其实中共天下从来如此；从胡赵到天安门抗议，也都是中共圈内的游戏，咱谁也不用掺合那玩意儿了——如此那般听上去恶狠狠仇恨中共的言论，效用却是消除人们反抗中共的意愿与勇气。
只有全称判断的思考是深刻的吗？
貌似公允中立或看似激烈反共的思考，还往往宣称胡赵有历史劣迹而全盘否定他们在1980年代推动的变革，或者直接宣称胡赵根本无意改革中共政治制度，不过是在和中共元老派争夺权力，只不过没有邓小平的本事大而被邓干掉而已。这种评判容易契合流行的以一句“狗咬狗”来否定政治实质分歧的犬儒思维方式。你恨毛泽东、习近平，他就把胡赵与毛习打在一堆；你恨邓小平、陈云，他就说胡赵和邓陈是一路货色。当然，如果你热爱邓小平，那就更好说了：胡赵为了个人权力而挑战邓，怎能不死有余辜呢？
我不敢说胡赵二人一生没做过一件坏事。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做过的好事也等同于坏事呢？至于胡赵有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在简中世界之外既有坚实的历史记录，也有多年的舆论公论：他们的改革肯定有局限，但他们的改革对于中共政治制度的挑战也是不需要什么“宏观视野”和“深刻思辨力”就能认识到的。至于他们推动政治改革的主观意愿是不是为了和邓小平们争夺权力，这是那种具有不看事实就能阅读别人心思的超自然能力拥有者喜欢提出的问题。简中圈的神奇在于，有这种能力的人似乎不少。不过，这唬人的本事并不难得到，我现在照猫画虎就可以说他们做这种判断的主观意愿就是维护天安门镇压。如果读者认为这样的判断没有根据也不能服人，那很好，咱们就思考方法达成了共识。
胡赵的变革失败了，天安门民主运动也失败了，这是中国的悲剧。但是，失败了，并不是没有存在过，更不是因此没有价值。要走出悲剧，起码条件之一，是具备健康的思考能力，不是热衷于判断别人主观意愿，也不是以动辄做出全称判断而作深刻状。
至于纪念胡耀邦赵紫阳是不是就在寄希望于中共领导层出现所谓改革派呢？就我个人来说，至迟自2002年我提出“改革的终结”以来，种种言论记录在案，读者可以明判。但是，否定中共垄断权力的政治安排，否定今天中共还有政治改革的可能，既不意味着否定中共在1980年代出现过主张政治改革的领导人，也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必须与全部的一亿共产党员为敌。十四亿人中找出一亿人即百分之七的敌人，这比毛泽东总是把总人口中的百分之五确定为敌人的打击面还要大，从实际政治来说也是很不明智的。就认识方法而言，中共内部没有了改革派，不意味着其内部就没有了矛盾、分裂和斗争。当人们讨论中国政治变革的时候，有人总在言辞凿凿地说中共其实铁板一块，其主观意愿也好，客观效果也好，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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