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30日星期二

易富贤:中国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三大原因


最近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相继访华,都提到中国的产能过剩。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产能过剩的?

独生子女政策破坏经济稳态

1980年的《公开信》认为人口增长“增加抚养费”,“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因此需要通过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减轻就业压力、降低总抚养比。总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及以上)与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的比值。

此后很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也认同这些理由,比如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宁要老龄化,也不要不充分就业”。其实“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论一样荒谬。

王丰、蔡昉等人口学家将计划生育减少儿童而降低总抚养比称为“人红利”,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15%,对人均GDP的增长贡献了26.8%。事实上,这种总抚养比下降不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因为破坏了经济稳态。

保持最佳血压和血氧含量至关重要,因为出现偏差会导致疾病甚至死亡。2500多年前,老子就提出了社会稳态的哲学概念:“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和泥制陶,正因为存在空腔,才有了陶器的作用。凿门窗造房屋,正因为留有较大的空间,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的功能要通过“无”来实现。

这种哲学用于描绘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再恰当不过:生产(“有”)为消费(“无”)服务是世界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

笔者在2004年的一篇9万多字的报告和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根据生物哲学的稳态原则指出,计划生育将长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近期因为总抚养比过低导致内需不足、劳动力“额外”过剩、产能过剩,远期导致劳动力不足和老人“额外”过剩。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过低

各国都强调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美国之所以是经济大国,不仅仅是因为是生产大国,更因为是消费大国。

居民消费通常占GDP的60%。比如,2013-2022年期间,高收入国家占59%,除中国外的中等收入国家占61%,印度占60%,越南占57%。为了维持这种消费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需要占GDP的60-70%。1983年,中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2%,家庭消费占53%,都大致正常。

儿童和老人不生产,但消费,尤其是儿童有巨大的消费力,因为愿意为孩子花钱是父母的本能。然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孩子数,从而导致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3%下降到2011年的33%,“额外”过剩上亿劳动力。总抚养比下降降低了家庭的刚需,导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降至2011年的40%,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降至35%。此后,由于老人数的增加,使得总抚养比上升,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也略有上升,但2023年仍只占GDP的44%、38%。

比如说,如果主流家庭有3个孩子,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需占GDP的60-70%才能维持收支平衡。但是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居民收入占GDP的40%就可以满足一家三口的刚需。过去四十年,中国家庭收入一直在增长,但增速低于GDP增速,于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知不觉中从1983年的62%下降到现在的44%。

(作者提供)
(作者提供)

由于中国的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使得服务业只能提供47%的就业,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提供70-80%的就业。将经济比作一座房子,在发达国家,“墙壁”(工农业生产)约占20%的空间,而“房间”(服务业)则占70-80%。而中国的“墙壁”占据了53%的空间,“房间”面积只占47%,不得不在“租住”其他国家的房间(即通过出口提供就业)。中国政府至今没有意识到需要扩大“房间”的空间,而是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以进一步加固“墙壁”。

中国内需不足的核心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太低,因此尽管中国政府在刺激消费上绞尽脑汁,但毫无效果。最滑稽的是,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忽悠下,中国竟然提出“内循环”理论,指望像其他国家一样靠内需推动经济。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内循环哪能循环得起来?

脆弱的社会保障网导致高储蓄率

脆弱的社会保障网加剧了中国的消费不足。以2022年为例,全国共有7.34亿就业人口,但只有2.38亿人参加了失业保险,2.91亿人参加了工伤保险。更糟糕的是,只有极少一部分失业或工伤人员能享受到福利。比如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6%,这意味着失业工人超过2500万。然而,只有620万失业工人领取了失业保险,平均每人9623元(1431美元),只是人均GDP的11%。由于失业率被低估,实际领取失业保险的失业人口比例肯定更低。

2022年,在3.01亿领取养老金的人员中,1.36亿(占45%)的城镇退休职工平均每月领取3606元(536美元);另外1.65亿(占55%,主要是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平均每月仅领取205元(30美元)。而独生子女一代显然无力赡养他们的父母。既缺乏社会保障,又缺乏家庭保障,百姓别无选择,只能减少消费,存钱养老,存钱应对各类社会风险。因此,2018-2022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高达45%,而世界其他国家作为整体仅为23%。

婚姻危机加剧消费不足

中国的婚姻危机也造成了消费不足。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消费能力远远高于男性,比如美国女性控制了85%的采购。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选择性堕胎,女性消费者不足,并正在引发严重的光棍危机。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初婚年龄(男性28-32岁,女性26-30岁)的性别比高达125,农村地区为134。很多有男孩的家庭根本不敢花钱,而是省吃俭用,存钱为儿子结婚买新房,支付巨额彩礼。中国甚至流传:“男人的消费能力不如狗”。

随着青年人口的减少,并且很多女性也因为生活压力和青年失业率高而选择不婚,因此新婚数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到2023年的768万对,导致消费下降。

结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总抚养比下降,进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过低和劳动力“额外”过剩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即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政府有财力提供产业补贴,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创新,国际投资者也赚的盆满钵满。脆弱的社保减少了消费,导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光棍危机进一步弱化了消费。所有这些共同导致了中国的内需不足、产能过剩。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内需不足使得今后增长难以为继。并且过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使得主流家庭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生育率只有1.0,面临人口崩溃。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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