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6日星期二

易富贤: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源是独生子女政策

最近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访华时反复提及,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影响美国工人和企业。

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源,耶伦认为是中国政府的产业补贴。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认为是“低人权优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认为是中国“过高的储蓄率”。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的内需不足。

产能过剩起因内需不足

2018-2022年这五年,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54.7%(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38.2%),远低于美国的82.4%(居民消费占68.1%),也低于欧盟的73.5%(居民消费占52.2%)。就连文化和制度与中国类似的越南也有65.5%(居民消费占56%)。

以汽车为例,2023年中国生产3016万辆,国内外共销售3009万辆,其中出口522万辆。如果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能从38%提高到50%-60%的国际水平,那么国内市场就足以消化产量,不存在产能过剩。

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因此美国可以容纳一定的贸易逆差,而其他国家则需要贸易大致平衡。2015-2022年,货物出口与进口之比,美国为63%,拉美为99%,欧盟为104%,而中国却高达126%。

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比如2018年有92%来自美国,2023年依然有41%来自美国。2001-2023年中国向美国出口是从美国进口的4倍,而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向美国出口只是从美国进口的1.4倍。中国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如此严重的贸易不平衡,严重扭曲了国际贸易体系,尤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最大。

美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比例在1971-2000年稳定在13%,制造业从业人员稳定在1770万左右。但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中国廉价产品的冲击下,美国制造业出现雪崩,从业人员锐减到2010年的1150万,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到2022年的6%,而今年中国“两会”的主题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会加剧产能过剩,会碾压式摧毁美国很多产业(比如汽车产业)。在这种背景下,耶伦这次访华反复要求中国管控产能过剩。

内需不足皆因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

中国的内需不足又是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太低。有两种统计居民收入的指标:一种是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属于“自上而下”宏观收入分配核算的范畴;另一种是住户调查中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属于“自下而上”微观收入统计的范畴。

以2021年为例,《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表3-15资金流量表》显示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为68.2万亿元,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114.2万亿元的59.7%,而国际社会占80%以上。而根据《表6-1 全国居民人均收支情况》,全国居民人均收入为35,128元,中位数更是只有29,975元,分别只是81,370元人均GDP的43.2%、36.8%,而国际社会占60%-70%。二者的差别,一方面,是因为资金流量表包含了固定资产折旧,并且高估了劳动收入份额,从而严重高估了居民收入;另一方面, 是因为住户调查不包含固定资产折旧,是净收入的概念,并且可能未能取得对高收入群体的有效抽样。

这种统计差别在其他国家也存在。无论是用哪种标准,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都过低。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官员却将两种方法的数据混淆,将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与国际社会的住户调查数据相比,误以为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国际社会类似,从而否定中国出现产能过剩,或者将产能过剩归因于储蓄率过高。

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直线强正相关,这种相关性见于全国1978年到2022年的纵向比较,也见于2018-2022年各省的横向比较。

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

愿意为孩子花钱是父母的生物学本能。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而15-64岁劳动力占比则相反。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0-14岁儿童占比从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从而导致15-64岁劳动力占比从62%提高到2004-2023年的72-75%,而国际社会占64-66%。相对于内需市场,中国“额外过剩”了上亿劳动力,靠出口提供就业,这是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安全的。中美贸易战后,中国产品占美国进口的比例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3年的13.9%,也导致中国的就业难,尤其是青年失业率攀升。

由于家庭规模缩小减少了家庭刚需,加上劳动力“额外过剩”,造成了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2年的62%(国际正常标准)降至现在的43%。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太少,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因此中国政府有能力进行产业补贴。

独生子女的家长担心养老,于是减少消费、存钱养老。与此同时,政府、企业和富人也保持着高储蓄率。因此,2018-2022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5%(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而除中国外的世界作为整体只有23%,欧盟、美国分别只有25%、19%。

200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发表题为《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的论文,指出中国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将导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将爆发中美贸易战。我当时建议停止计划生育,将经济从依赖出口转向依赖内需,但中国当局却不采纳。

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3%,使得主流家庭连养一个孩子都有困难,加上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因此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可以说,中国是以断子绝孙的惨重代价摧毁了美国等国的制造业,对两国是双输。

结论:中国必须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正常水平,才能提升生育率、发展内需、改善与美国等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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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富贤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人口问题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2007年出版《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探究中国人口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与影响。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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