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文：一座城市，將被青龍吞噬

余杰 / 風傳媒 20240521

天空就在頭頂，每個人都有，很公平。

──倪匡

如果不逃到香港，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

倪匡的父母在一九五○年都去了香港，父親在香港荷蘭好實洋行保險部當職員。七個兄弟姊妹中，有一半都留在中國。大哥倪亦方一九四九年考上燕京大學，與余英時是前後同學，為完成學業拒絕去懸掛英國旗的香港。倪亦方大學畢業後到鞍鋼工作，因為技術問題與蘇聯專家發生分歧，遭批判、被免職，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再算上「反對蘇聯專家」的舊帳，打成「現行反革命」，送到勞改農場關押一年。文革中，作為「老運動員」，又被整得死去活來。

倪匡來到哥哥家時，反右運動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哥哥讓倪匡住一個多月，但無法為其報戶口。倪匡決定：先去上海，再尋找機會偷渡到香港找父母。他勸哥哥一起逃亡，倪亦方斷然拒絕。兄弟倆分道揚鑣。倪匡反共立場十分堅定，曾寫下口號：「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他認為中共完全違反人類的歷史文明，「共產黨最可怕之處是要洗腦，控制別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產黨的制度裡只會變成完全服從的機械」，「沒有一個中共黨員是無辜的」。

倪匡坐船去上海，暫住舅公家。有一天，他得到消息，說有人可以幫忙去香港定居，他找上門一問，發現是幫人偷渡的「蛇頭」。收費很貴，會說廣東話的人，是一個價格；不會說廣東話的人，是另一個價格。坐小船的，是一個價格；坐大船的，是一個價格。他不會說廣東話，要求坐大船，需要付四百五十元人民幣，那時是一筆巨款。

接到啟程通知後，倪匡先是坐火車去廣州，三天後偷渡去澳門。在澳門住幾天，再由澳門偷渡到香港。他乘坐一艘運菜的船，與十幾人被塞進船下的暗艙，到了公海沒人巡邏時，才能上甲板休息。曾有人撰文說，倪匡在偷渡路上「吃棉花」、「吃老鼠」，倪匡說，全是胡編亂造，他們一路並未受太大的罪，到了九龍，就在一個碼頭偷偷上岸。

翌日，倪匡等一眾人被帶去政府機構辦身分證，填表，給一張照片。由此，他成了香港公民。此後六十多年，他再未再踏足過中國。他到香港第一次感受到自由，是到公園，躺在草地上，發現沒有人理睬他。

初到香港，倪匡沒有學歷，又不會講廣東話，只能去做體力活，什麼雜工都做，但他非常開心。三個月後，他看到一家報紙徵稿，用一個晚上時間寫了一篇一萬字的小說，題目為〈活埋〉，講述土改時一個地主婆抱著孫子被活埋的故事，其中有「土埋過胸口時，奶奶拍著孫子說，一會就好了，不悶了」的情節，驚心動魄。（多年後，武漢作家方方也寫了一篇土改題材的小說《軟埋》，很快被查禁。）他去報社領稿費，竟然是九十元！那時，他每天打工的工錢是三塊五，除去給工頭的六毛，只有兩塊九。一篇文章的稿費比一個月的工錢還高！他發現寫文章可以餬口，他的寫作生涯就這樣卑微地開始了。從此，他專心寫作，從未被退稿，再到後來，他的稿酬達到無人能及的天價。

倪匡創作力驚人，自稱全世界寫漢字最多和最快的人。他一天寫兩萬字，三、四天可寫好一套劇本，同時寫七、八篇連載小說，為十二家報紙提供稿件，從不拖稿，被譽為「天下第一快手」。他自學成才，天馬行空，曾為古龍做過槍手，曾在金庸出國期間代寫《天龍八部》連載，寫出代表作《衛斯理系列小說》等武俠和科幻作品，寫過四、五百套劇本，拍過超過三百套電影。在其創作巔峰時期，寫一個劇本的稿費就可買一個單位。當代華語作家，他大概是首富—而且，還是在他「封殺」中國龐大的市場之後。

倪匡是頑童，是徹徹底底的玩樂派，一邊寫作，一邊玩養熱帶魚、收藏貝殼、造木工家具，都成了專家。

一九八○年代，中共駐香港最高官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邀請倪匡回中國訪問。倪匡說，他一個人回去不行，要組一個團。許家屯答應了。他又說，要組織香港作家協會中的反共作家，以「香港反共作家訪問團」的名義去。對方就沒有下文了。二○○七年，倪匡離開中國五十年時，《亞洲週刊》曾為他策劃回鄉之行，他斷然拒絕說，當年是從公安叛逃偷渡來香港的，回去要被共產黨抓。他的好友、與他並列「香港四大才子」的金庸回去享受紅地毯待遇，倪匡罵道：「一點知識分子的氣節都沒有，沒有風骨……」他深知：「如果不從內地來到香港，非但沒有機會寫作，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反右』我肯定過不了關，『文革』也挨不過。幸虧來了香港……」他將所有的成就都歸結為香港的自由環境，感激香港，也以身為香港人為榮。

我絕不住在中國人當皇帝的地方

一九九二年，倪匡離開居住三十五年的香港，移居美國舊金山。他擔心中共九七年後接管香港、剝奪香港的自由。在他口述回憶錄裡說：「一九九七這個數字在倪匡眼裡，無疑是恐怖的象徵。他從不諱言，離開香港，遠涉重洋，是因為『驚（怕）九七』，他十多歲的時候，中共執政，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後就一兩年，整個上海就變化了，香港也肯定如此，他受不了，唯有一個字：逃。」他離開香港時說：「我絕不住在中國人當皇帝的地方。」、「共產黨不死光，我不會回來」。

倪匡在舊金山的豪宅，從窗口就可以眺望到金門大橋。他的客廳上方的天窗，有自動按鈕可以打開，讓陽光直接照進來。晚上還可以觀看滿天繁星，他說：「坐在這裡看天，真是名副其實的井底之蛙。」他告別了香港的萬丈紅塵，安於美國的平靜寂寞，除了去唐人街吃廣東早茶，他很少出門，真個是：「秋鐘盡後殘陽暝，門掩松邊雨夜燈。」

後來，因太太多病且不適應美國生活，倪匡又於二○○七年舉家回港，自嘲說：「我晚節不保就是了！兒女情長一定英雄氣短。」

香港的赤化和沉淪，果不出倪匡所料。一九八三年，他寫過一部具寓言性的科幻小說《追龍》，故事說東方有一個城市將會滅亡：

一個大城市，即使是在世界經濟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大城市，一樣可以遭到同樣的命運。不必摧毀這個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這個大城市中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樣，但是只要令這個大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這個大城市毀滅、死亡。而這樣做，可以只出自幾個人愚蠢的言語和行動。僅僅只是幾個人狂悖無知的決定，就可以令得一個大城市徹底被毀，它可以仍然存在地圖上，但只是一具軀殼，不再是有生命的一座城市。

多年後，倪匡在一次訪談中坦言故事中的城市就是香港：「香港的優點是自由，當自由消失了，將導致這城市毀滅。言論自由是所有自由之母。現在有立法會議員說的話不中聽，就被取消議員資格，這完全是違背自由社會的原則。」

香港作家陶傑說，倪匡不止是敏銳的人性觀察家，還是穿越煉獄的過來人。倪匡強調：「我十六歲去當公安，到二十三歲逃離大陸。那七年的情形，讓我知道人是如何在一個環境中生活，人可以委屈、卑微到一個什麼程度。人應該有生存的基本權利，這個基本權利是不可以被剝奪的。」他見到過中共最幽暗的真相，不相信中共會變得民主：「很多有錢的朋友都勸我去大陸走走，說現在共產黨不同了。我說共產黨是和以往不一樣，就是從非洲的食人部落，派很多子弟去英美留學，哈佛、牛津等，然後回到非洲……現在的共產黨用刀叉吃羊肉，它的本質是不變的。」

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死了，《明報》發表社論哀悼，副刊的林燕妮說「周恩來先生」如何有風度，只有倪匡在專欄中對周恩來抨擊深切。倪匡認為，一黨專政行不通，權力無限擴張，沒有監督力量，中共必然腐化；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官僚資本主義國家，企業掌握在高幹子弟手中，官僚資本主義是最無情的資本主義，他們不會同情老百姓。鄧小平說「先讓部分人富起來」，之後就是「富起來的人加倍壓迫窮人」。中國形成中產階級後，這些有資產的階級卻不要求國家民主，反而更加投靠極權政黨，冀望得到更多利益。

因倪匡自我定位為「反共作家」，他的書被中國政府禁止出版，但各種盜版層出不窮，官方出版社也明目張膽地盜版，大發橫財。有朋友建議他向北京低頭，謀求著作在中國正式出版，一定可以拿到天價版稅。但倪匡不為所動，他說了八個字：置之不理，鞭長莫及。後來，他還說：「因為是共產黨，擺明要共你的產。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說到明是共產。」

談到「一國兩制」，倪匡說：「香港被中共統治後，共產黨有自己的統治原則，現在人們討論一國兩制被破壞，我聽了不禁失笑，我說他們很天真……我根本不相信有一國兩制這回事，有什麼破壞不破壞？不存在這個問題嘛，共產黨說了算，有什麼一國兩制？共產黨說的，幾時靠得住過？」

對於習近平宣揚的「中國夢」，倪匡表示：「聽共產黨提出來的口號便覺得很滑稽，實現中國夢？何謂中國夢？整天叫人發夢，你說奇不奇怪？坊間流傳一句倪匡的話說：『妓女比共產黨更可信。』這句話實在太冤枉了，我從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的，這句話對妓女很侮辱。」

二○一四年，香港發生「占中」運動，倪匡公開支持抗爭者：「一百萬人上街，這個是世界奇蹟，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沒有過有人為了反對一件事有這麼多人遊行。」他批評香港警察只敢對示威者「勇武」，已淪為極權工具。他說，自己為了走避共產黨才逃到香港，相比年少時的自己，他更佩服現在的年輕人：「我逃走不算數，現在的年輕人沒選擇逃，而選擇對抗，我很佩服他們……打壓愈大，反抗愈大。」他表示永遠站在年輕人一方，「以我個人立場，無論什麼情況，我都站在年輕人立場」。

倪匡外貌看上去如同笑口常開的彌勒佛，內心卻敏感而悲涼，他看多了專制之惡與人性之惡，對未來從不抱膚淺的幻想。二○一九年四月七日的港臺節目「時代的紀錄：鏗鏘說」中，主持人希望倪匡對香港年輕人說些鼓勵的話，他卻悲觀地表示：「共產黨管治的地方怎麼會有希望？沒有希望的，（香港）等於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城市一樣。因此作用愈來愈小，就剩下共產黨的貪官要在這裡匯錢到西方世界，不然還有什麼作用？」

陶傑形容倪匡是「全球華人世界七十年來，大腦最清醒的人」，而倪匡謙卑地用一副對聯概括一生：「七八十年皓皓粼粼無為日，五六千萬炎炎詹詹荒唐言。」他始終保持對萬物好奇而探索的童真，遇到有趣的人和事，喜歡說「真好玩」。

二○二二年七月三日，倪匡在睡夢中安詳離世，享年八十七歲。他曾提過，一生寫過最好的文章是給摯友古龍的訃告，只有三百來字。「很多人看了，爭著要我為他們寫訃告。哈哈……」訃告有這麼一段：「『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今擺脫了一切羈絆，自此人欠欠人，一了百了，再無拘束，自由翱翔於我們無法了解的另一空間。他的作品留在人世，讓世人知道曾有那麼出色的一個人，寫出那麼多好看之極的小說。」這也是倪匡為自己寫的墓誌銘。

《活著就要RUN》書封。（印刻）

＊作者為旅美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活著就要RUN》（印刻）

文章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