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八十七讲 造反派红卫兵的崛起（一）

1966年9月15日，等待接见的红卫兵。

一、红一司与红二司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之前的那部分讲述中，我谈到了太多关于中共高层政治的问题。这一讲当中，我会回归到一个更值得探究的视角上，那就是文革中的社会。在1966年8—9月间，当中共高层各派狂争乱斗的时候，北京的红卫兵也逐步呈现出了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就是所谓的“保皇派”和“造反派”。在这里，首先要介绍当时北京的大学红卫兵中出现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三者被称为“红一司”、“红二司”和“红三司”。

红一司也就是“红卫兵第一司令部”，成立于1966年8月27日，正式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它的总指挥是北京轻工学院学生汪延群，此人是毛泽东的“大内总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女儿。红一司是个中共高干子弟一手主导的组织。在筹备成立时，红一司的发起者们“在要不要发展刘、邓的孩子参加‘一司’的问题上，开始有些分歧。有些人害怕刘、邓的孩子参加‘一司’，让人认为‘一司’保守。但多数人认为刘、邓虽然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有错误，但他们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对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家，他们的子弟理应参加红卫兵。方针已定，大家分头去联络。”在红一司的成立当晚，周恩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了红一司的代表，讲了这样一番话：

“首都大专院校成立红卫兵司令部是一件好事。我坚决支持。我向你们表示祝贺。我由于有事，没能出席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我派人参加了成立大会，我是支持你们的。你们都是革命的后代，要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革命小将要守纪律，听指挥。你们不但要自己做到，还要教育家里的弟弟妹妹，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就要保证中南海、人大会堂不受冲击。另外军事机关、公安机关、钓鱼台、京西宾馆、新华社、广播电台、机要档案部门、北京火车站、首都机场，都要动员我们的红卫兵加以保护。要爱护国家财产，不能搞打、砸、抢，只有加强纪律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央准备发一个文件，强调革命秩序，加强安全保卫。你们红卫兵司令部也可以广为宣传，要做到家喻户晓。”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有激进的中学干部子弟红卫兵认为，红色是革命的颜色，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并不合适。对此，周恩来对红一司的代表们进行了一番科普式劝说：“红色虽然是革命的象征，应用于信号灯，主要利用红色光波长，传播距离远，有利于司机采取刹车措施。红灯作为停止信号，有利交通安全，是有科学依据的，不变为好。你们要向弟弟、妹妹们解释清楚。”

（以上三段引文，引自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华夏文摘》增刊第654期，2008年6月23日出版）

由此可见，红一司实际上有着鲜明的“保皇派”特点。此后，在1966年9月5日，又有一批北京的大学红卫兵成立了“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总部”，被人称为“红二司”。红二司的总指挥名叫周太安，是中共的开国中将周希汉之子。红一司和红二司的办公地点都在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这里曾经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家庙，也就是太庙。现在，它的东配殿和西配殿分别成了红一司和红二司的办公场所。其中，声势更大的红一司“上下团结、朝气蓬勃，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在草垫子上和衣而卧。每天吃窝头、啃咸菜、喝白菜汤。多少天不洗脸、不洗澡。摸、爬、滚、打，连轴转，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办事效率极高。”可谓展现出了极其强烈的“革命狂热”。真不知道那些朱家和爱新觉罗家的皇帝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以上四段引文，引自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华夏文摘》增刊第654期，2008年6月23日出版）

尽管红一司当中有大量的中共高干子弟，但它声势十分浩大，在巅峰时期成员超过了7万（要知道，当时北京的高校学生一共也只有十几万人），其内部自然也是人员混杂，既有“保皇派”也有造反派。相对而言，规模较小的红二司则是更为纯粹的“保皇派”团体，其内部只有很少量的造反派团体，其中包括了日后大名鼎鼎的北航红旗。北航红旗之所以加入红二司这种“保皇派”团体，有种说法是因为它一开始没有加入红一司，因此想另起炉灶地打出一片自己的势力范围，就选择了造反派势力更为微弱的红二司，试图拉上一批“保皇派”作为自己的盟友——在文革的各种“群众组织”中，这种复杂的合纵连横关系反复出现，经常会发生在本校、本单位造反或“保皇”的团体出于现实政治考量，加入一个与自身立场相反的大联盟的情况。

（关于北航红旗当时的政治考量，参见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第一章，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二、红三司：造反派红卫兵的崛起

与立场相似的老红卫兵组织红一司、红二司不同的是，另一个红卫兵司令部红三司，是一个与前两者立场针锋相对的组织。红三司的正式名称叫做“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于1966年9月6日。光看它的名字中带着“造反”二字，就能感受到这个组织明确的政治立场。值得一体的是，红三司的总部也设在明清太庙，位于大殿前院的演讲室，而且红三司还设置了中学部，将其势力从大学伸入中学。红三司在成立之初仅有3000多人，其声势远远不如红一司。在红三司于其成立之后所发布的宣言当中，抛去当时任何派别都在使用的“毛左”式套话，有这样三段态度鲜明的话。其第一段是：

“目前，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作为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这是运动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对于这场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调和和折衷。”

这段话可以说是把“造反”这种行动摆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将它放在了文革运动的核心，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调和和折衷”。

第二段话是：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

这段指出，文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所谓“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说就是把主要矛头对准了中共的干部们。

第三段话是：

“我们红卫兵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首先是有成份论，其次是不唯成份论，而重在政治表现。我们坚决依靠革命左派，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共同战斗！”

这段话尽管也说“有成份论”，依然对毛时代的种姓制度采取支持的立场，但和老红卫兵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却有所不同，提到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并表示红三司会在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的基础之上“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

从红三司的宣言可以看出，红三司与力图保住中共高干们地位的老红卫兵很不一样，他们的主要进攻目标正是那些中共干部们。与红一司、红二司相比，红三司没有那种鲜明的高干子弟色彩，可以说是一个造反派组织。

 

三、旨在“造反”的红三司

事实上，就连在正式名称的命名上，红三司都颇有一番讲究。根据时为地质学院学生，在红三司担任过宣传部负责人和《首都红卫兵》主编的聂树人所说：

“就‘三司’的取名说，我们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12个字中，加上‘革命造反’，以示我们高举革命大旗的特色；在司令部前加上‘总’字，表示我们这个司令部不同于前两个司令部，而‘囊括’、‘涵盖’了前两个。”

可见，红三司尽管在成立之初只有3000多人，但却颇有一番一统红卫兵运动的抱负。

值得注意的是，在红三司于1966年9月6日召开于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成立大会上，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率领众人宣读了由聂树人起草的誓词：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

“我们是您最最忠实的红卫兵，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跟着您，革命造反是我们的天职！

“我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造反，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

“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这段誓词当中，自然也是充斥着许许多多的“毛左”式套话和表忠心口号，可以视之为无效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誓词当中充斥着“造反”这个词，可以说是把红三司的政治立场表述得非常明白了。然而，在当时由干部子弟主导的老红卫兵风头仍然极盛的情况下，红三司真的能在北京站稳吗？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接下来进行解答。事实上，在北京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中，红三司是最值得深入讲述的。在接下来的红三司历史中，我们会看到激烈的武斗，复杂的政治博弈，乃至奇异的爱情故事。而以红三司为代表的这股造反派势力，终将把天下搅成一团乱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大乱”，乃至“全面战争”。在之后的内容中，我们将会一点点地看着红三司点起的这把火烧得越来越旺，最终走向当时的人们谁也预料不到的局面当中。

感谢大家，这周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