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六四」35年与「改革话语」的中国困境（下）

「六四」之后中国经济的「奇迹增长」，提出了两个高度挑战性的问题，一个就是为甚么中国反民主、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权的体制，竟能实现这个超出所有人预料的经济增长？另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经济奇迹」的前景如何？在中国专制的政治环境和语境下，不难理解的是，那些维护人权和社会长远利益的声音遭到系统性打压，中国经济系统性地透支人民和国家的未来福利，推动了终将难以为继的经济增长，这是人所共见的基本事实。但为甚么能走这么远？中间有没有机会纠错？中国的语境不允许展开这样的深入探讨，而美国和西方也未能对中国经济的危险趋势，做出有效且及时的反应。

目前，中国危机全面爆发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明显，连拜登总统都公开表达了对中国经济极为悲观的判断。但是，对于中国未来危机将如何展开的各种可能性，不仅在中国内部难见认真的对话，而且，在海外的华语世界，除了大洪水理论之外，似乎也看不到系统性的分析。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思考，一场大革命，既包括上层的政治革命，也包括底层引爆的社会大革命，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如果21世纪的中国大革命不可避免，中国是否还会生灵涂炭？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21世纪的中国大革命必将终结大一统，但其中的主流人群也坚信，终结大一统的过程不免是一场大灾难，也就是说，中国不存在一种生命和社会代价较小的分权和分治路径。

作为多年主张分权和分治的学者，我完全理解为甚么有如此多理念相同的人，同时也相信这个过程必定发生大灾大难。这种信念来自中国人抹不掉的集体记忆。但是，我认为中国64后三十年深度卷入现代世界，是不曾有过的集体经验，这种经验以及这个过程形塑的世界格局，为中国人走上自我救赎的变革路径，提供了以前没有的可能性。黑暗的集体记忆还有可能把中国带入悲惨世界，但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新的可能性必须由新的变革话语来发现和推动，当今世界已经为中国创造新的变革话语提供了过去没有的条件。首先当然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达到了以前无法想像的程度，中国陷入内乱，是当今世界难以接受的，因此，世界必将以各种方式促成和加入中国构建新的变革话语，也就是说，中国若发生大规模失序，意味著世界大规模失序。其次，就华语世界而言，海外华人参与重建新的文明秩序（包括大陆秩序，也包括华人有重大影响的各种政治实体的秩序），有了前所没有的实力，也有了更为理性和开明的价值资源。海外华人不可避免成为重建中国内部秩序和世界秩序的积极有为的参与者。

最后，最新的技术革命，也就是「人工智能」对华人和国人走出当下「改革话语」的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这是因为，美国和西方限制中国开发军事化的AI应用，却不会限制中国大规模开发AI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应用。AI技术的发展对于提高社会服务的效率和公平，有巨大潜力，这不仅是中国所急需，也是全球所急需。革新话语游戏，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可能，从而看到中国有不同于改朝换代思维的另一种变革路径的可能。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