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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中，原訟庭 3 名法官裁斷「五大訴求」不可能達成，政府拒絕回應將成被告無差別否決預算案的「藉口」（見另稿）。而以無差別否決逼使特首對「五大訴求」讓步，雖然不涉武力、本身不構成犯罪，法官仍裁定屬於顛覆罪條文中的「非法手段」。
裁決理據引用人大的「說明」與「決定」，指出《國安法》立法目的是針對「任何」危害國安活動、須健全國安法制，並引「針對禍害原則」詮釋，指「非法手段」的定義既不限於與使用武力相關，亦不限於構成刑事罪行的行為。
官並引本案起訴後生效的《釋義條例》條文，裁定無差別否決足以構成濫用權力，違反《基本法》規定，故屬非法手段，辯方的法律爭議全部被駁回。官亦進一步裁定，控方毋須證明被告知悉行為屬於「非法手段」，指「否則被告即可基於自己對法律無知，提出辯解理由」。
判詞分析1｜初選被指違法的核心 原訟庭3法官：五大訴求不可能達成
47人案追蹤專頁
判詞：《國安法》目的針對「任何」行為
本案罪名是《國安法》第 22 條顛覆國家政權罪，法庭需詮釋由人大常委會制訂的條文。控方原本指被告「以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嚴重干擾政府履職，但開案前刪去「威脅使用武力」，僅餘「其他非法手段」。
據指定法官陳慶偉、李運騰及陳仲衡撰寫的裁決理據，他們引用 2020 年 5 月 22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說明」，以及全國人大同月 28 日通過制定《國安法》的「決定」，指均提及立法目的是針對「任何」危害國安的活動。
辯方曾爭議，應採用普通法「同類原則」詮釋，即顛覆罪的「其他非法手段」應承接前段脈絡，定義是限於與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相關。
法官反駁指，若如辯方狹獈地詮釋，將會有違《國安法》立法目的，又指不難預見可透過不涉武力的方式癱瘓立法機關，例如攻擊資訊系統、立會人員亦會受生化或放射性物質攻擊影響。
對於辯方指，上述例子的行為受《國安法》其他罪行，例如恐怖活動罪規管，法官再反駁指該罪與顛覆罪目的截然不同，前者是針對脅逼政府，後者是保護根本制度、政權機關。官最後引「針對禍害的原則」（mischief rule），指「非法行為」不限於與使用武力相關，否則「是不合情理、不合邏輯且有違《國安法》目的」。
判詞引《國安法》第一條 須健全國安法制
法官接着處理「非法」的定義，引《國安法》第一、三及六條，指須健全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香港特區負有維護國安責任，以及香港居民不得從事危害國安的行為和活動，故所有旨在顛覆的行為，「不論其形式及方法，均不可能視為可接受或可容忍的。」
對於辯方爭議「非法手段」必然指可構成刑事罪行的行為，否則會造成顛覆罪過於廣泛和有欠肯定，例如民事過失都會被涵蓋，法官反駁指人大在條文沒使用「犯罪手段」（criminal means）字眼，而選擇「非法手段」，用意明顯與辯方的說法相反。至於民事過失是否足以構成「非法手段」，法官認為毋須在本案表達肯定意見。
法官亦分析《國安法》第三章，指「非法」一詞在不同罪行的條文總共出現 5 次，綜合理解可包括違憲、違法，或不符正當程序的行為，構成一般意義的「非法」（unlawful in a general sense）。
官續指，「正確地詮釋」第三章的條文後，結論是顛覆罪的「其他非法手段」，不限於刑事行為，目的是要建立健全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以及防範顛覆罪。
在審訊中，控方提出「非法手段」有兩個層面，其一是「公職行為失當」罪。辯方反對，並指該罪與顛覆罪完全不同，而控方中途提出做法極其不公。法官在裁決理據未有提及控方主張「公職行為失當」罪一事，亦未有作裁斷。
判詞：無差別否決足以構成濫權
在裁定「非法手段」不限於為刑事行為，並可包括違憲後，法官進一步裁斷，案中以無差別否決預算案逼使特首對「五大訴求」讓步，足以構成濫權，違反《基本法》規定。
判詞指在《基本法》下，立法會議員「顯然集體肩負憲制責任，在需要時依據財政預算案的利弊，對之審核和通過」，又指《基本法》亦要求立會議員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
法官接續指，因此「不予區別地否決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公共開支，以迫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向來都違反《基本法》第 73 和 104 條內擁護《基本法》的規定」。
審訊時，控方提出「非法手段」的第二個層面是濫用職權。辯方多人爭議，例如陳志全代表大狀馬維騉稱議員沒被禁止否決任何議案，包括不顧優劣地否決預算案；何桂藍代表大狀 Trevor Beel 稱，《基本法》沒限制立法會如何運用審核預算權力。李予信的代表大狀關文渭則稱，若被告因預算案內容沒回應「五大訴求」而否決，就不能指控他們沒有審核內容。
法官在判詞中未有逐一反駁，指立法會雖然不應「自動、機械式地」通過政府的預算案，但認為大多數議員不論內容優劣地蓄意否決，是「明顯違反《基本法》第 73 條及《國安法》第三條」，足以構成（would amount to）濫權。官另反駁辯方，指被告是在當選前達成協議等，故議會特權不適用。
官引起訴後生效《釋例》 指支持濫權闡釋
法官另引用《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3AA 條，指訂明「無差別地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議案」，意圖以此逼使特首下台及推翻政府等行為，不屬擁護《基本法》。官指，該部分支持他們對被告行為可構成濫權，從而屬「非法運用立法會權力」（unlawful use of the power of the Legco）的闡釋。
不過辯方在審訊時爭議，該條文是在 2021 年 5 月，即被告在本案被起訴後才生效，對本案沒追溯力。控方當時指，該條文是將既有的定義訂為法例，又指被告的行為從常識而言不會是合法。
法官在判詞接納控方的說法，指該條文雖沒追溯力，但只是清晰解釋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律要求，鞏固過去的原則，「沒有添加新事項或概念」。
官續說出結論，重申無差別否決預算案或公共開支，以逼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向來都違反」《基本法》的規定，又指「若此等行為具有嚴重破壞政府或行政長官權力和權威的意圖，更不在話下」。
官裁定毋須證被告知手段是非法
辯方亦爭議，控方必須證明被告在案發時，知道涉案行為屬「非法手段」，才能達致定罪。而多名被告都供稱，相信戴耀廷稱否決預算案屬《基本法》賦予的權力；亦有被告引述行會成員葉劉淑儀、資深大狀湯家驊等曾稱初選不違法。
法官在判詞駁回辯方，指「非法」一詞，「明顯是形容罪行中的犯罪行為」，而非犯罪意圖，「否則，被告即可基於自己對法律無知，提出辯解理由」。官最後裁定，控方只須證明被告知悉涉案行為會造成嚴重干擾政府履職，而毋須證明被告知悉涉案的手段是非法。
官又指，顛覆罪不是「絕對法律責任」罪行（即毋須證明犯罪意圖，法律 101 文章），而是「帶有特定意圖的罪行」（an offence of specific intent），故此，控方除了須證明被告有意圖落實涉案手段外，亦須證明被告作出涉案行為時，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否則不能定罪。
HCCC69/2022
文章来源：法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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