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反右运动中自杀的几名北大学生

1957年的反右运动，北大学生由于在鸣放期间异常活跃，成为受整肃的重点。严酷的运动气氛，导致几名学生自杀，有的就此弃世，有的未遂幸存，笔者对几位自杀学生，做了采访调查，了解到如下一些情况，这几位学生的命运，凸显出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

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56级1班女生周云霞

周云霞，上海人，北大中文系55级校友陈丹晨是周云霞的邻居，周云霞的哥哥周云飞与陈丹晨是中小学同学，因此陈学长对周家有一定了解。他回忆说，周云霞的父亲曾是上海著名的餐馆新雅饭店的领班，但周云霞母亲早逝，后来父亲也去世了，一家人星散。周云霞自小内敛，不爱说话，比较倔强。后来周云霞考到北大和在北大读书期间的情况，陈学长因在建国之初参加工作离家，与周家没有往来，就不再了解了。

笔者采访到周云霞的同班同学房其敏、董士海、张永魁、李慧陵、孙曾彪、刘济熙等，他们谈到周云霞的大概情况是：调干生，平时不爱说话，因该班女生应届生多，故周云霞平时跟其他女生没什么来往。

数学系56级2班的王东华（后被打成右派）在接受采访时说，对周云霞印象很深，她很文静，戴眼镜，衣着朴素，有时穿的补丁衣服。很用功，常在图书馆见到她。

至于周云霞打成右派的原因，几位同学均回忆说，周云霞比较欣赏谭天荣，在日记里记了一些相关内容，反右时，把日记交了出来，便成为划右派的材料。

对周云霞自杀的细节，同班同学似乎都不清楚。有一位当年的学生干部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还说：这周云霞心眼也太小了，还没批判她，她就自杀了。

王东华回忆，他在1979年回北大落实政策，数学系负责这项工作的杨连杰老师跟他说起周云霞自杀的情况，周云霞是在58年2月初听了校领导关于处理右派的报告，预感到自己前途无望，报告没听完就跑回宿舍，从三楼跳下自杀。当时因为是白天，招来一些人围观，围观的人中有物理系54级张云鹗（被划为右派），张云鹗的妻子楼遂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张云鹗看到，周云霞当时并没有死，围观的人有人用脚踢她，张云鹗看到很气愤，斥责说：她都这样了，你们还这么对待她！结果，这又成为张云鹗的一个罪名——同情自杀右派。

因周云霞父母早逝，家人星散，以至落实政策时遇到困难，杨连杰老师对王东华说，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周云霞的哥哥，将改正通知交给了他。

西语系英语专业55级女生阮季霆

阮季霆，广东籍上海人。她原是南京大学天文系学生，因患严重神经衰弱，难以继续学业，转学到北大西语系。她中学即学英语，基础较好，学业能够胜任。阮季霆性格比较敏感脆弱。1957年反右时，眼看身边的同学一个个成为右派，她非常紧张。特别是她的好友，同是上海人的女生周静梓在58年初反右补课时也被打成右派，更使她感到惊恐。

周静梓回忆说：我被打成右派让阮季霆感到特别紧张，我当时跟她不住在一个寝室，听他们寝室的同学说，她晚上睡觉会突然惊叫。后来，与阮季霆互有好感的男同学陈玉麟也被打成右派，团支部负责人马同学找阮季霆谈话，让她揭发陈玉麟，同班同学周云汉回忆“应该是马某某话说得比较厉害，有威胁性。结果阮季霆觉得压力太大，当天晚上就在北京大同酒家卫生间喝来苏水自杀了。阮季霆自杀了，我感觉马某某有些懊悔，但是也晚了。”像阮季霆这样没有被打成右派，而因为环境残酷而恐惧自杀的，在北大仅此一例。

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3班吴志诚

关于吴志诚的情况，笔者采访了他的同班同学王敏中。王敏中回忆说：反右时，我们班本来没有右派，但是系领导找到我们班班干部，说你们班怎么没右派？应该有啊！后来班干部一琢磨，觉得吴志诚这个人上海人，像个小开，他平时穿着比较讲究，跟别人不一样，就把他划成了右派，处分是留校察看。

1958年春夏之际，我们同学都下乡劳动去了，他是右派，没去。结果他跑到动物园附近的铁道上卧轨自杀了。有人觉得他是因为打成右派，觉得没希望了，还有人说，他正在谈恋爱，觉得自己影响了女方，对不起人家，就自杀了。我们同学对他的死都非常惋惜，后来聚会时也会提起这事，觉得真是个悲剧。

以上三名北大学生都在反右中死于非命，成为悲惨的牺牲者。还有两个学生则自杀未遂，但半生的坎坷也自此开始。

图书馆系56级甲班学生李修宇

关于李修宇，笔者采访到他的同年级同学陈源蒸、卢子博、孙圣薇、戴淑娟、楼肇明、曾仕任、夏允中，他们都提供了一些回忆，综合如下：

李修宇，山东德平人，1933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加入华东军政大学二团。曾参加抗美援朝，担任过志愿军空军领航员。停战后转业，因家庭出身问题，在部队肃反时曾受过冲击。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因是调干生，入学后担任班长。

1957年，李修宇因把北大鸣放的情况写信告知在开封师范学院就读的老同学，在信中也发表了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等观点，该校反右时，此信函材料被反馈给北大，另在鸣放动员大会上，李修宇也对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赫鲁晓夫报告等发表了一些看法，由此被打成极右分子。当时就已布置了同学对他进行监视，班上的支部书记黄同学也找他谈话，宣布他被打成右派的结论。

在被宣布为右派之后的57年6月（或7月初），李修宇在被看管的30斋四层宿舍，趁看管同学不备，跳楼自杀。因恰好落在楼下的煤灰堆上（因当天下雨，煤灰堆比较湿软），没有受致命伤，但致使脊椎留下终身痼疾。他住院时，他曾追求过的女生戴淑娟被党支部指派去医院看望，戴淑娟批评了李修宇的自杀行为，并从医院带回了李修宇的悔过书。但戴淑娟因此莫名被指为包庇右派，与右派订立攻守同盟等，被撤销预备党员资格。

笔者为戴淑娟蒙受的不白之冤采访一位当年的学生干部时，问道，既然是组织派戴淑娟去看望李修宇，为何回来又处分她？这位学生干部说：派戴淑娟去看李修宇是想考验她，她就不应该去，去了就是没经受住考验。

物理系56级学生12班学生顾根涛

顾根涛毕业于上海中学，195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1957年鸣放中，北大西语系的同学在5月25日组织了著名的“办公楼控诉会”，西语系学生顾文选、周铎讲述了自己在肃反中被无辜整肃的经历，在场的北大师生都非常震惊。顾根涛和同班几个同学一起去参加了控诉会，听了顾文选等人的控诉，顾根涛对他们的遭遇很同情，与同学有一些议论。由此，顾根涛和一起去参加控诉会的几个同学都被打成右派。

顾根涛的同学陈运鸿回忆说：顾根涛对自己的遭遇无法接受，于是去人民大学找一位自己的中学同学诉说，但这个同学自己也正在因为同情林希翎等问题承受压力，就让顾根涛回去好好检讨。顾根涛失望之余，跑到天安门午门，从城墙上跳下自杀，未死，经抢救康复，但留下终身残疾。

顾根涛在医院时，江隆基校长曾去看望。班里的左派同学极力想将自杀的责任推到顾身上，让看护顾的同学注意记录顾在昏迷时的呓语，以作为其反动证据。

李修宇和顾根涛的自杀未遂，在当时是叛党、自绝于人民的行为，罪上加罪，他们均受到严厉的批判，被迫写出悔过书，并受到更重的处罚。他们都被处以劳动考察。顾根涛被发配到北京无线电器材厂劳动，始终没有能够返校，直至1979年改正。李修宇则被发配门头沟农村劳动了两年后，回校插班到本系59级复读。59级同学肖自力回忆说：李修宇插班到我们班，同学都不敢理他，只有我跟他聊得来。我们班干部还找我谈过，让我注意跟他划清界限，我没听。李修宇毕业后分到黑龙江图书馆，我们一直关系很好。

李修宇和顾根涛文革后均获得改正平反，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踔厉奋发，开拓进取，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李修宇成为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他一手创办了黑龙江大学图书情报学系，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专业造诣赢得了众多学生的爱戴和尊敬。顾根涛后来就职于牡丹电视机厂，成为技术方面的专家。

对于过往的遭遇，李修宇和顾根涛都选择了不纠结，尽量向前看。顾根涛多次参加同学聚会，同学们对他的行动不便也尽力体贴照顾。李修宇性格开朗豁达，他曾主动联系多位同学，出差到外地，也会主动去探望在当地的同学，这让同学很感动和赞许。但他也曾遭到莫名的冷遇。肖自力回忆说，李修宇很希望与所有同学和解，他曾主动到北大寻找当年的支部书记黄同学，到黄同学家登门看望。没想到黄同学态度冷淡，毫无歉意的表示，这令李修宇感到心寒。

如今，李修宇和顾根涛都已作古，周云霞、阮季霆和吴志诚则早已消逝在历史的云烟中。他们的遭遇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北京大学和我们民族的悲剧，我们不应该忘记。

   （郭力，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北大校史研究者）

文章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