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三讲 天下开始大乱（三）

一群上海的码头工人在批孔运动时，参加政治教育活动。

一、红卫兵挖掘孔氏墓地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在北师大造反派红卫兵负责人谭厚兰的带领下，北京的红卫兵们冲到曲阜，与当地的红卫兵们结合起来成立了“讨孔联络站”，并在1966年11月15日和28—29日两次召开大会，表达了与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誓不两立的态度。红卫兵们把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孔子像从当地孔庙大成殿里拖出来，放到解放牌大卡车上游街示众，一批曾参加过“孔子学术讨论会”的官员、学者则被一同游街，被打成了孔子的“孝子贤孙”，陪着孔子挨斗。接下来，一场极为疯狂，席卷了孔庙、孔府、孔林的毛式“革命行动”正式开始了。

这场所谓“革命行动”的发生日期，是1966年11月29日，当天的曲阜天气阴冷，似乎在呼应着这一场劫难。根据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刘亚伟的回忆，当时红卫兵们大举出动，对孔氏家族的墓地展开了掘墓活动。文革史研究者刘炎迅的文章中，引用了刘亚伟对当时情形的回忆：

“刘亚伟记得，那天吃完早饭，听说谭厚兰要带领北京来的红卫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帮孩子跑到孔林看热闹。他们赶到时，孔子墓周围已经挤满了人，挤不进去的便爬到树上和围墙上，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卫兵手挽手拉起了人墙。济宁地区和曲阜县的几位领导跟在谭厚兰后面，再往后，是一大串带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墓前，那块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们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

“高音喇叭响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

“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下这一破四旧的壮举。

“革命小将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刘亚伟亲眼看到了孔子的坟被炸开，坟冢上的黄土到处都是，刘亚伟站在那里，身上落满‘细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而眼前，红卫兵们正在往树上系绳子，然后将尸体吊起来，呼哧呼哧，这并不是件轻松的活儿。

“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便像撒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瘪下去’。”

（见刘炎迅：《捣毁中华文化命脉：孔子墓蒙难记》）

这里提到的孔祥珂和孔令贻，分别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世和第七十六世嫡孙，他们是已经过世多年的晚清、民国时代的人物，这下也不再能入土为安了。在被挖出来之后的几天，这对父子和他们妻妾的遗体被曝尸示众，任由人们围观。

 

二、与掘墓相伴随的大规模劫掠

值得注意的是，红卫兵的这个挖坟行动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根据刘炎迅的另一篇文章所述，在曲阜当地，大量趁火打劫的人也纷纷出动，趁机“大捞一票”。当时的情形是：

“当年，红卫兵挖墓后，这里的村民就开始疯抢墓里的陪葬品，紧挨孔林的林前村，当年流传着‘一夜挖出个拖拉机’的说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坟致富了。

“最为夸张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后来带头领着人去挖。

“红卫兵们这时曾想阻止挖坟的扩大化，但已经无力控制，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

“当时从大小孔家子孙的墓里挖出来的金银珠玉不计其数，银行来收金银，96元一两，前后收了30多万元。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因为不收购，所以立即被村民视为废品，被孩子们拿去，系上绳子，在路上甩着玩耍。”

（刘炎迅：《孔子墓蒙难记：红卫兵小将捣毁中华文化命脉》，中国新闻网，2010年3月18日）

这次挖坟行动的总体情况，实际上比上述记录所显示得还要大上很多。根据文革史研究者张顺清的记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挖谁的坟墓？流传的说法是挖前三代和后三代。实际上，挖的是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和孔祥珂、孔令贻后两代的坟墓，并拉倒砸毁了大批石碑、华表等物。

“因年代久远，在前三代的墓中，虽下挖了深深的坑穴，但既未见骸骨，也没出土任何文物之类的东西。在后两代衍圣公墓穴和棺椁中，挖出了不少东西。“讨孔联络站”主办的《讨孔战报》1966年11月30日登载：从孔令贻的坟墓中，取出黄金630克、碎银250克，银圆宝1000克，玛瑙玉器等84件。”

“孔令贻墓中出土的金银财宝，对亲眼见过的或虽没见到但听说过的某些人来说，成为一种很大的诱惑，激发了他们试图大发横财的欲望和行动。过去没有想或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过去没想干或不敢干的现在敢干了。‘向孔林进军’、‘一夜扒架拖拉机’，是孔林周围一些公社生产大队的行动口号和追求目标。还有的学校和单位，到孔林去建了农场，搞生产。

“就这样，一场后续的大破坏再次降临孔林了。

“曲阜市的统计资料指出：在占地3000亩的孔林里，10万余座坟墓，被挖了2000余座；42000多株树木，伐了万余株；4000多通墓碑，被拉倒的近千块。

“实际上，扒坟之事并不限于孔林。曲阜境内的孟母林、梁公林、少昊陵、东西颜林等，都遭到严重破坏。”

由此可见，此次挖坟行动，实际上是一次超大规模的破坏和劫掠。进行劫掠的绝不只是许多想趁机“捞一票”的个人，它的背后有不少公社和生产队，是一种集体行动。

 

三、骇人的曲阜被毁文物清单

除了大规模毁坏和劫掠坟墓之外，这场毛式“革命行动”也对其它种类的文物展开了大规模破坏。当时，“红卫兵们高呼着口号：‘彻底捣毁孔家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把从孔府、孔庙拉来的孔子塑像、‘至圣先师’巨匾、古代字画书籍、对联牌匾等‘反动’文物投进熊熊大火，火舌吞噬，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一片片黑色的纸灰和一缕缕黑色的灰尘，被西北风托浮着上旋，冲上高空，飘向四外荒凉的原野。”

（参见《1966:谭厚兰火烧孔家店》，微信公众号“近现代史研究通讯”，2020年11月24日）

这场大破坏行动从1966年11月9日一直持续到了12月7日，进行了几乎一个月。在此，有必要列出这场大规模破坏所造成的文物损失清单，以提醒各位听众，这是一场何等巨大的破坏行为。仅仅根据初步调查，被毁坏的文物就包括：

“烧掉各种古书籍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二十九件，照片七百五十六张（本），烧掉、撕毁丢失和处理各种服装二千一百余件，烧掉和丢失碑帖五十二件，各种古瓷器砸坏三百八十四件，景泰蓝丢失十一件，木雕刻砸烂、丢失三十八件，玉翠丢失十五件，历代石碑拉倒砸毁两千多通（其中孔庙、孔府、周公庙一百四十七通），汉画像石刻砸毁八块，谱牒资料卖掉三万二千二百三十二本，计重一万零七百七十八点五斤，档案丢失二十八卷，各种铜器卖掉及砸毁一百四十九件，铜佛卖掉三百二十个，锡佛九个，佛楼烛台一千一百四十二斤，历代各种青铜钱卖掉一千三百七十九斤，红铜币二百五十四斤，木器家具砸烂和丢失七百三十四件，古笔墨砚台丢失二十九件，印章丢失一百二十三件，銮架仪仗毁掉一百余件，车辇轿毁掉五件，神龛毁掉七十六座，供案桌七十九张，各种匾额毁掉六十九块（其中大型雕刻匾二十三块），木对联毁掉十八副……”

（见曲阜市文管会：《关于“讨孔联络站”破坏文物情况的汇报》，1973年）

事实上，这份详细的统计清单还有很长，我读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限于时间和篇幅关系，我不可能将这份清单完整地读出来。这些巨大的数字，如同一个个巨大的感叹号一样，提醒着人们这场大破坏的规模之巨、之恐怖。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上述的这些文物，仅仅只是文革中被毁坏的文物的极小一部分。

值得追问的是，这些红卫兵如此疯狂地破坏孔府、孔庙、孔林，真的仅仅是因为他们全都疯了吗？如我们在此前曾经多次讲过的那样，文革当中人们的疯狂行为，固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当时中共极端的意识形态宣传，但这绝不是唯一原因。事实上，在文革当中，许多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都有它的一套内在政治逻辑。从表面上看，在曲阜大搞破坏的领头人物是谭厚兰。然而，仅仅是一个谭厚兰，实际上是无法擅自进行这种规模的行动的。在谭厚兰的背后，还有一股更大的、更高层的、热衷于推动天下大乱的势力在进行着策动和指挥，这股势力就是中共高层当中的毛派。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共毛派中究竟是谁在推动、授意谭厚兰这样做，今天的记录中却有不止一种说法。这种情况的背后，实际上所反映的是文革史在各种各样的叙事的叠加之下，所带有的迷雾重重的特点。在下一讲当中，我们就会再进行一番推理，看一看究竟是谁，隐藏在这场大破坏的黑幕之后。

感谢大家，由于时间关系，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