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国和西方大国的民主政治出现的复杂局面,让我不禁想到,在美国和西方的这个困难时刻,习近平若能利用中国国力,全面支持乌克兰,迫使普京接受战败的现实,岂不是既维护了正义,又帮助中国走出严重的经济困境?当然,直觉告诉我,习近平不会做这样的选择。问题是,为什麽习不会做出这样明显符合道义也符合「理性」的选择,而偏要选择与「天下」为敌,与正义为敌呢?
简单化的解释就是,习近平要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当年就不会被中共选为接班人,或者,他若真选择正义,很快就会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被赶下台。我接受这个逻辑,但问题是,这个逻辑背后的逻辑又是什麽呢?这是当下许多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我注意到,曾经对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过尖锐批评的英国学者格雷(John Gray),近年发表了不少著作和演讲,对全球反动潮流涌动的人性和文化背景,有比较犀利的剖析。最近,我更看到了他与福山的一场精彩辩论。
格雷的基本观点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当一致,也就是说,他认为西方把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做了过于「普适」的解读,特别是福山代表的倾向,即认为「新自由主义」将终结历史的论断,存在严重的认知缺陷。因此,今日西方文明和世界秩序面临的严重危机,与西方文明的认知错误是有关系的:没有西方文明的天真和自负,今天的世界或许不至于这麽危险。
格雷劝告西方文明要准备打核战
格雷对自由的西方文明提出忠告,一方面要准备接受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制度安排,同时,也要准备应对包括打核战争这样的对抗和灾难。也就是说,自由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放弃自由主义,而这必然意味著冲突乃至灾难。在这个背景下,辩论主持者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文明冲突)最好的可能性是什麽?这是格雷无法回答的问题。他只是含蓄地指出,核武器的存在,是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的风险。
事实上,习近平的中国作何选择,对全球地缘政治可能的风险,是最大的变数。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正在超过毛泽东,成为世界最知名的中国政治人物。而我们知道,如果毛泽东拥有今日中国的实力,是不怕死人的。那习近平呢?我相信习近平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今年已经反覆向美国和西方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他不会打台湾。这或许与他没有毛那麽「心狠」有关,但也与他治国无能有关。人们看到,他已经放弃了重振经济,并继续清洗不忠诚于他的高级将领,不惜令全军都无心作战。
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关头,习近平的无能给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自我调整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可能不会太长,因为中国的内部危机是否会失控,谁也无法预料。但这个「窗口期」对于美国和整个西方民主政治重建共识,重拾信心,非常宝贵。西方民主能稳住阵脚,第三世界的经济就能继续成长。这既减少了中国经济彻底崩溃的风险,也减少了整个世界地缘政治冲突恶化的风险。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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