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正史”，邓小平被封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自然坐上“改革派”的头把交椅。然而，1978年，当赵紫阳在四川、万里在安徽，率先大胆尝试“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邓小平还曾心神不定地对他们说：是你们自己要试一试，千万要注意，不要弄出问题来。彼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魂未散，“包产到户”仍然是“资本主义尾巴”，被毛泽东整怕了的邓小平，依然心有余悸。
“联产承包”的试验很快见效，四川、安徽两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迅速获得温饱。“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顿时传为天下美谈。随后，四川、安徽的经验推广到全国，短短几年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几十年没有解决的中国农民温饱问题。显然，这是赵紫阳，也包括万里，对改革开放事业，立下的头一桩功劳。而且，他们的开创，在邓小平之前。
至于政治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首功当推胡耀邦。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抓了“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向华国锋举荐了胡耀邦，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接着又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任期间，大力排除干扰，高效开展工作，平反昭雪冤假错案不留余地。对照之下，邓小平却大有保留，例如邓小平说：对五七年“反右”，我并不完全否定，对有些右派，还是应该反的。
198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那一年，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1981年2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整个八十年代，邓小平虽在幕后，却拥有核心权力，掌控军队。邓小平与其说是凭籍新功劳，不如说是仰仗老资格。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持中共中央的党务工作和日常经济工作。邓小平本人，除了把握大政方针，基本上处于“颐养天年”的状态，抱孙子，打桥牌，冬眠上海滩，夏游北戴河。
胡耀邦和赵紫阳，实际担当了改革开放的重任，成为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继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后，1984年，又开启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党政分家，政企分离，也是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迅速推动的一项赋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工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推动，胡耀邦、赵紫阳受命领导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政治体制改革。后期赵紫阳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由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
早在1979年1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次会议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和预备会议。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千多名代表对文革和毛泽东提出了尖锐批判。有些发言明确指出，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是文革和毛泽东个人独断专横所造成的。时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严家其作了“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从制度改革方面来总结文革的教训。当时，社会上讨论民主的浪潮汹涌，民主墙上的言论激烈。在民主墙初起时，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曾经明确支持民主墙。但是随着民主墙上出现直接批判一党专政，甚至出现针对邓小平本人的言论时，就下令关闭了民主墙，抓捕了民主墙的主将。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抛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给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划了一道红线。
同样又是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74岁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痛陈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邓小平直言： “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当年，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艰巨性也有清醒认识，坦承“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
六四之后被高墙圈禁的赵紫阳，深入思考过这个阶段邓小平犹豫的原因。他在改革历程一书中指出：“邓小平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还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小平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小平坚决拒绝的”。赵紫阳晚年的这个判断非常准确。
当然邓小平对共产党制度本身的弊端是有过思考的，他认识到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国家长治久安，可以让好人做好事，坏人无法横行。他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话，说像斯大林那样任意破坏法制，在美英法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出现。所以，邓小平对什么是好制度有一种潜意识的认同，只是他生前完全不能接受中中朝着好制度推进。
当年供取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吴伟曾经回忆过一段往事，在一次邓与胡耀邦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谈到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还提出了“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等等。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这次谈话，后来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
当时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就是谈权力过度集中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想分华国锋的权力，当时华国锋一人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总揽党政军大权。邓小平操纵分权，也是为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做铺垫，邓小平坚持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不宜过多，党政必须分开，不能以党代政。撇开他的直接政治目的，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那个“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大胆否定，邓小平呼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并且邓小平确实做到了，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任期制，党内也在他的带领下搞了隔代接班人两届任期制。
邓小平多次强调：“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了彻底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方案，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提出一个方案，被称作“中国庚申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主张，全国人大改为两院制，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由各级政府独立负责处理，这实际上是让党退出行政机构，同时建立独立工会、独立农会，其领导人完全由工人、农民自由选举产生。司法彻底独立，新闻报道彻底独立，开放报禁，党的机构实行分权制衡。这个设想相当大胆，已经向民主宪政迈出了一大步。
此时波兰爆发团结工会运动，高层元老立即有了唇亡齿寒的感觉，当时主持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立即封杀了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保守势力有了一个着力点，就是自由工会对共产政权的威胁。邓小平这个时候和保守势力的关系又变得一致了，于是也不再提政治制度改革，转谈经济体制改革。从那时起，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在坚持现有政治制度之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几年下来，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处处阻挠，邓小平看到经济改革深入不下去，于是从1986年上半年又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6月2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 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当时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开始，邓小平认识到列宁式的政治体制维持不下去了。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吴国光撰写的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中说“人民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些在宪法中有庄严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但1986年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关注党政分开、简政放权，淡化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问题。
1986年冬，中国各地高校爆发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学潮，胡耀邦因同情学生，于1987年初，遭党内保守派围攻，并被赶下台。在保守派的气焰稍事收敛后，赵紫阳临危受命，接任总书记，成为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赵紫阳1987年1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向邓小平请教，称自己只懂经济工作，不知道总书记应该做什么，邓小平明确告诉他，政治制度改革，于是，赵紫阳启用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智囊，准备大刀阔斧推进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那个时期，各省市纷纷推出党政领导差额选举，导致中央确定的候选人落选，包括习近平在厦门市市长选举中大比分落败，这意味着政治制度改革，中共就会失去了控制权，到1988年下半年，政治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摆状态。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赵紫阳的一系列建树包括：在物价改革中，稳步实行“放调结合”，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宏观新思维，为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打下基础，埋下伏笔；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化解了改革中姓资姓社的困惑；在农村推行基层民主选举，开创了中国民主的试验田……
赵紫阳的这些崭新思维与举措，影响和延续至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胡锦涛、温家宝等人曾经是胡耀邦、赵紫阳的部下，受过胡赵的直接提拔或栽培。
1989年，胡耀邦逝世，引发全国性民主政治运动。作为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拒绝把枪口朝向人民，宁愿抛弃高官厚禄，不惜失去余生自由。1989年5月19日凌晨四时许，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以后，赵紫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并且发表了一番动情的讲话，从而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在天安门广场的这番话，也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历史上留下的一个绝唱！而邓小平却执意于动用军队向学生开枪，枪声一响，也就意味着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彻底终结了，至于后期邓小平南巡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只不过是中共元老们集体合谋，把这个国家巨量的财富转移到权贵家族手中，江泽民起初不明白，后来也悟出了闷声发大财的道理，允许亲信打着改革旗号创造财富掠夺财富，改革也是为了更多的掠夺和占有社会财富。
权贵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 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权贵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权贵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权贵利益集团相互勾结起来，利用各种手 段影响政府决策，甚至影响立法进程。
中国的社会财富不知不觉中被权贵利益集团所掠夺和瓜分，所谓的“利益博弈”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如果仅仅是“利益博弈”还要讲规则讲程序，还要讲公平讲公开。然而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权贵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立。
改革于是变成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纯粹的机会主义游戏；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社会基础以及历史推动力。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 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无能为力。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感到无奈和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使 人民艰于呼吸！
而习近平的上台，正好迎合了一股潮流，通过反腐把中国强拉回毛泽东的时代，这是历史的宿命，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文章来源：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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