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4日星期日

蘇暁康:晓波,中國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會放過你


【按:2023年秋,我新寫的一本書《梨花春帶雨》殺青,卻至今未能付梓,不料竟遇上劉曉波罹難七週年,令我甚感憂傷,因為此書六章,結尾於「三個迷思」:曉波迷思、辛亥迷思、「六四」迷思,總之是中國變革與前景的迷茫,她經歷了殘暴的毛時代之後,接續的鄧時代曾有中興之望,不料落幕於血泊之中;再來的三十年起飛、暴富,又將她推進貪腐、污染、貧富撕裂的泥潭,末了竟在一個色厲內荏的「太子黨」手中蛻變成邪惡帝國。總之,中國志士仁人的努力和犧牲統統落空,其中也包括曉波。值此,我也只有拿「曉波迷思」這段文字,來告慰海裡的他⋯⋯。】

劉曉波的「非暴力抗爭」理念,無疑既是自由主義的,也是溫和保守的,雖然中共待他「如臨大敵」、決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間卻恨他還要「美化中共」,這樣的尷尬,卻是超過了胡適他們當年的。總之,將個人當作一種不可化約價值的那種環境,在中國尚為遙遠,所以我想,劉曉波的寂寞將不會短暫。據說這次在奧斯陸有一本紀念冊等著劉霞的邀請者留言,但我沒遇到它,否則我會這麼寫:
『曉波,你是沒有敵人,但是大眾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會放過你。』(《寂寞的德拉瓦灣》)
十三年前那个场合仿佛就在昨天。那天我们都哭得一塌糊涂,大家的伤心皆與典禮頗不相稱;曉波獲得這頂桂冠,就跟中國殘暴、偏激、銅臭的現實,更不相稱;
「幾幾後」的中國青年,已不知他為何人;
『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離中國更加遙遠……。
從諾貝爾和平獎的單純視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長、高腐敗、高壓制,不期然地打壓出一位「長期非暴力抗爭」(諾獎公告)的和平獎得主;與此同時,民間抗暴運動伴以強烈的造反意識,已呈星火燎原之勢,而漸進、溫和、對話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們棄之敝屣。
據公安部的數據,一九九三年全國抗議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萬起。此暴漲的情勢,一方面使中共「維穩」的財政支出與國防開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則使民間從期盼「陳勝吳廣」,轉而直接呼喚「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張「和平轉型」的人,一概被斥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會氛圍下出籠的「零八憲章」倍受攻擊,被扣上「投降主義思想路線」的帽子。劉曉波榮膺大獎之際,也面臨了更艱難的使命。(《把激進煎熬成溫和》)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劉曉波撒手人間,中國和平轉型的路徑從此關閉。
他是清晨離世的,美國這裡大概九點多鐘才獲得證實,當時我正在美國之音的「時事大家談」採訪中,主持人鄭裕文打斷我,插播進來噩耗,我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緒,最後終於沒能控制得住,對著鏡頭抽噎一聲:
『我們不要難過,我們要繼承他……』
然而世間的冷漠、苟歡、偷情、微醉,都在暗暗鋪墊著可怕的崩潰。
據悉,諾獎頒發後,中共就有決策:絕不讓劉曉波活出監獄,抗拒整個國際社會不放他出國治療;
後事處理強令火化,骨灰海葬,叫做「死無葬身之地」,對他之決絕,皆因諾獎而起,而國際社會是看不懂的,但是對中國而言,「和平轉型」由此終結,中國的革命因劉曉波的殉難而獲得合法性;
中國只剩下一途:血流成河,溫和被阻斷,代之而起的暴力便尤其凶險。
其中尚有的晦暗含義,是諾獎授予劉,演化成中共與國際力量的博弈,拿他做了犧牲;
而在更大的視野底下,從八九以來,歐美對中共是綏靖主義當道,這裡面的交易是,鄧小平以「開放」政策,拿中國廉價勞力和市場,交換西方的貿易、技術和姑息,西方則因衰退而放棄圍堵。這種國際環境,令中國異議者猶如戰斗在地獄中——國內一派冷漠,民眾皆為看客,國際社會流於抗議式聲援,人權成「交換籌碼」,劉曉波完全是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所以我在華盛頓民眾公祭中說:
『劉曉波的骨灰裝在一個壇子裡沉入海底,中國的善良和光明,也隨同他一道沉入海底。』
然而,真正挑战「温和」理念的,是中共暴力。鄧小平改革遇阻學生上街,他從一開始就準備了野戰軍進城這一手,反正屠殺了,往後還有什麼手段不敢使?
很久中國異議階層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依然採取正常的抗爭模式,當然也包括「和平非暴力」模式,去跟一個殺人政權爭取權力,所以像高智晟這樣的民間維權律師,就是一個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王荔蕻、屠夫、滕彪等等,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高智晟生死不明,人間蒸發,這樣的人權義士,中國還有多少?而中共不管身後洪水滔天的酷政,也給中國民間出了難題:革命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非暴力主義雖是印度甘地的首創,其支援意識未知來自佛教還是西方理性主義?
但是所謂「不抵抗主義」,顯然與其有相同的脈絡,據說當年胡適在美國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年爆發),德國侵佔比利時和盧森堡,比利時抵抗而遭屠戮,盧森堡投降而保全,胡適從中悟出「不抵抗主義」(non-resistance),其中有老莊的以柔克剛哲理,並引申為「不抵抗的道德」和「有效的抵抗」。
我在第一章《雨煙雪鹽》中,已經觸及「和平非暴力」模式,那卻是來自西藏:
『我在溫暖乾燥的冬季曼谷,碰到一個「西藏流亡社區的異議分子」盧卡,跟我講西藏罕見的另一側面,緣起我問他藏人自焚情形,他說藏人對生命的態度特殊,獻生意識很尋常,但是特定時期受社會政治環境影響,有其特殊含義,這一次的特點是,互相模仿色彩濃烈,各地攀比,「你們那裡才燒幾個人?有什麼資格說話」,達賴喇嘛不願說話制止,怕說了不管用,而降低權威的因素很大。
『支持「溫和」理念的,是另一種理念「非暴力」,可能來自佛教?但是在藏傳佛教的西藏,已經出現所謂「激進化」,面對強悍霸道的中共體制,達賴喇嘛的智慧反而變成天真、無力感——這是荒誕,還是嚴酷真相?「中間道路」遭遇中共拒絕而無效,引發一個視死如歸的信仰民族,以一百四十多人自焚抗議的慘劇,國際社會並不比關注中東自殺炸彈更關注藏人自焚,這個世道以強凌弱到此地步,以致人的惻隱之心都看不下去達賴喇嘛「心如鐵堅」似的要跟中共媾合;他那種出世的佛教智慧,對決中共精進的馬基雅維利式冷酷伎倆,已超出凡人的理解。』
《壹周刊》記者房慧真曾訪問盧卡(李科先):
『你說過達賴喇嘛是「賣國賊」?
『我沒有說達賴喇嘛賣國呀,是放棄國家利益。像達賴喇嘛這樣的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擁有者,他代表我們國家人民,(1950 年中共軍隊入侵時)他輕易地投降了,當了人大常務委員的委員長,簽了「十七條協議」;達賴喇嘛把我們的主權矮化了,放棄老百姓唯一要站起來反抗的權利,歷史是這麼說的,這不是憑我的感情用事說話。』
另外,在強調「權力」的後現代論說中,為什麼沒有以印度甘地為源頭的「非暴力主義」的地位?資本主義取得全盛地位後的文化反抗,採取迂迴策略才達至更深度的解構能力,如女性主義、文化批判皆如此,一切仍然是「權力」的消長,難道「非暴力」在第一現場就放棄了「權力」嗎?劉曉波的「無敵論」發生在中共極其血腥的黑暗時期,未免陷入同樣的尷尬。
盧卡在曼谷就跟我說:『我們需要中間道路之外的思考和方案』,為此他成為「西藏流亡社區的異議分子」。
聽他講西藏種種,才明白我們漢人的誤會有多大,完全茫然於這個神權社會。他說靈童制度,實質上是一個財產繼承制度,達賴身後乃是一個龐大而豐厚的金融集團,,每一世代的達賴喇嘛,須明確身後靈童才能維繫這個巨大財富的繼承,否則就會崩盤。這個制度也是西藏寺院經濟(精神、信仰和財政中心)的集中模式。在政治層面,達賴這個財團是以「中間道路」作為它的核心政策,而得以在流亡形式下存活於國際間,捨此它便喪失各種「合法性」,而這種政策早已跟西藏內地的整個政治安排、前景、出路毫無關係,亦不能挽救藏傳佛教之衰亡。
盧卡更指出,以達賴為中心兼及流亡政府已成一個利益集團,其政策本質唯有向北京妥協一個面向,而絕對放棄反抗和鬥爭,甘地「非暴力主義」也被他們充分加以利用,更何況還有佛教之忍讓妥協的充分資源做後援,這種政治取向毋寧是北京所樂見的,他說達賴上層分子們早已從北京得到各種好處(如親友可以在大陸經商牟利)。至於政教合一,盧卡說西藏原本是政教分離的,七百年前蒙古佔領西藏時改為政教合一,以便統治;今日中共何嘗不如此,維繫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有利於漢人佔領西藏。
一個更深刻的疑問是:歷史逼視。
事緣國內朋友出來跟我商議,在美國為劉曉波建「先賢寺」,以及研究以劉為「道統」的中國新價值體系,這就一下子過早提出中國民間產生的諾貝爾桂冠者(Nobel Laureate)的身後建構,而帶來一大堆爭議,廣而言之,這裡有更寬泛的文化歧義:
1、以諾貝爾的普世價值「和平」、「沒有敵人」(無仇),定義一個中國政治異議者,在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反而不易落實;
2、以美國或西歐之「國父」、「先賢」等概念,建構中國「民主建國」話語,也很難從現代中國語境中找到基點,中國仍然只有救星、領袖、民族英雄之類的概念;
3、先賢寺與紀念堂、皇陵的衝突在哪裡?海外流亡境地「築陵」,未來難道還要「移陵」不成?
摘自《梨花春帶雨》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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