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七讲 天下开始大乱（七）

1、文革前上海工人的实际政治地位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随着两批北京红卫兵在1966年8月下旬和9月中旬抵达上海后，所引发的可怕的腥风血雨。由于这两批红卫兵都属于“保皇派”老红卫兵，因此他们把“恐怖的红八月”式的杀戮与破坏带到了上海。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后，还有第三波北京红卫兵抵达上海，而这波红卫兵的立场与前两者都有所不同。此前两波北京红卫兵带给上海的民众的观感，可以说是飞扬跋扈、残忍嗜血。第三波抵达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则是来自造反派的“红三司”，他们于1966年10月间陆续抵达了上海，人数众多，在上海设立了“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这一波红卫兵的兴趣，并不在于老红卫兵式的破坏活动，而是把矛头集中在批判所谓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以冲击中共干部为主，反对针对造反派红卫兵们的压制。

大量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来到上海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可以说是有一种天翻地覆的性质的。它如同俗语“卤水点豆腐”说的那样，把整个上海的局势带向了一个让上海当局始料未及的方向。但要讲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一看当时上海的民众有着怎样的想法。

自晚清以来，上海就是一座产业工人数量极其庞大的城市。仅仅在民国初年，上海的产业工人人数就已经有200万左右。到了中共建政后，这一数字更是膨胀到了大约300万。在中共建政后，虽然根据其意识形态的说法，工人属于地位最高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但实际上当然是共产党在管着一切，工人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政治权力。据文革史研究者李逊的文章所述，当时上海工人的实际政治地位是这样的：

“‘文革’前中共的一贯政策是在基层各级党和政府的委员会中安排工人代表。但‘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实权的工人出身的干部，都是在长期工作中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升上去的，长期的党务或行政工作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党的干部”，换言之，他们不能再算作底层工人的代表。因此，每次党代会、人代会都会安排一些底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代表，但这些代表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不脱产（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仍然是工人，并不担当任何领导实职，也没有相应的权力。 
    “‘文革’前历届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常委会中没有普通工人代表，所谓工人方面的代表实际上是上海市总工会的负责人，他们在1949年以前领导着中共地下党的工委系统。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常委和委员的席位中，只有一个委员名额是留给工会的。在上海市政府方面，1950年，33名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中，上海市总工会方面有4个名额，以后就越来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届人代会只剩下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一人算是工会方面的代表。虽然以工会负责人代表工人作为参政成员的做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例，但这些工会负责人一则脱离工厂已很长时间，二不是工人选举产生的，只是共产党委任的官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除此之外，“1949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

（见李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辑）

2、生活条件各不相同的工人

在生活条件方面，当时的工人内部也是分为不同等级的。根据文革史研究者、在文革时期曾对工人生活状况进行过调查的杨继绳所述，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国劳动者群体当中，处境最好的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他们被称为‘领导阶级’，工作十分稳定，住房、医疗有最低的保障。但是，这个社会群体经济地位低下，家徒四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恶劣，患有各种职业病的人很多。如果跟领导关系处理得不好，调工资、分配工种就会受到歧视。

“在劳动者队伍中还有一批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比国营工人低，这就是临时工、合同工。这是刘少奇提倡的，他在1964年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转正，我是反对的，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反对不了，还是转了。转了好啦，去年前年动员工人下乡，也算吃了苦头了。今后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大量地用临时工。劳动保险制度也要修改。’根据刘少奇这个指导思想，从1964年开始，各地招收了大量的临时工、合同工。刘少奇提倡临时工、合同工的出发点是想克服单一的、固定的用工制度的弊端，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国国有企业全面推行了合同工制度，上亿农民工都是临时工。但在文革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是联在一起的，即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是在就业单位里得到的，不是这个单位的固定职工，就没有社会保障，临时工、合同工生老病死无法得到解决，还有随时被辞退的危险。他们的工资也比正式工低很多，和固定工人同工不同酬。除了经济待遇，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比全民所有制的职工低。临时工、合同工不但不能参加工会，入党更是难上加难，他们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第十一章第一节）

3、差异很大的工人居住环境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当时工人待遇的差异。在上海，中共在1950年代曾经建设过供产业工人居住的“工人新村”，使60多万工人及其家属得以入住。这些“工人新村”住房一般是多层的砖混住宅，属于标准统一的“楼房”，且有不少景观装饰，其居住环境要比一般工人的要好。这种“工人新村”的入住者，在当时需要经过选拔。据学者杨辰的文章所述，这种选拔的情形是：

“新村住房的分配主要有两个阶段：（1）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对申请企业进行挑选；（2）入选企业对内部职工进行挑选。”

“在第二阶段，各单位参照政府指导意见，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标准和流程。以上海申新第九纺织厂为例，该厂在5926名职工中要先选出120名候选人，再通过评议决定新村居民28人。

“选拔依据四项原则：第一，根据车间人数按比例分配名额；第二，在工厂里从事技术创造发明，对生产有显著贡献者；第三，生产上一贯带头的优秀先进工作者；第四，工龄较长的老工人。

“选拔环节包括：利用劳保干部大会和职工政治学习进行动员；各车间召开车委大、小组长联席会议，提出候选人名单；车间群众大会报告，分组讨论并对候选人提出意见；集中全厂候选人名单，由工会按条件评选出最终候选人；开展新村住户座谈会；最后欢送入住。

“从选拔结果来看，最后入选的往往是各厂在思想政治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表现优异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在职业、年龄、收入、政治信仰方面具有高度同质性。新村居民的选择，实际是根据单位性质、业务能力和政治忠诚度，对工人群体进行的一次社会分层。”

杨辰的文章也提到，入住新村者会经历两次“身份建构”：

“如果说住房分配是第一次身份建构，那么政府、单位和公众对新村的持续关注则成为 ‘新村工人’身份的第二次建构。各单位都以住新村为荣，所谓‘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住房分配名单一经确认，企业要召开表彰大会，组织欢送队伍，敲锣打鼓送劳模进驻新村。

“新村建成之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工人家庭成为外国记者、政要，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参观对象。例如，曹杨新村从1955年至1990年代，持续接待了世界15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7209批，共10万多人次（平均每周有4-5批外宾）。”

（杨辰：《上海工人新村：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样本》，澎湃新闻，2018年4月4日）

可见，“工人新村”并非所有工人都能居住，甚至也无法代表那个时代工人的普遍居住环境。许多并非“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工人的居住环境要远更恶劣。杨继绳曾在1972年时对天津的工人生活状况进行过一番调查，描述过他亲眼所见的一番情况：

“1972年，笔者到天津钢丝绳厂调查得知，这个厂六至九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户，老少三代住一间房的有29户，婚后无房的有47户，无房结婚的8户，危房待修的7户。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觉。但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白天他们是无法睡觉的。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19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1980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1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摄氏39度。”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第三十章第五节）

从上述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当时工人内部的住房条件、工作待遇、生存状况差异很大。其中，颇有一些生活条件比其他工人高很多的人。明白了这个基本格局，我们就可以开始讲述当时上海工人面对文革的政治态度了。下一讲，我们将进入这个问题。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