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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吳靄儀等 7 名民主派人士就 2019 年 8 月 18 日「流水式集會案」上訴至終審法院，終院周一（12 日）裁定 7 人終極敗訴，維持各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定罪（詳見另稿）。7 人原審審訊後罪成，被判囚 8 至 18 個月，其中 3 人獲判緩刑。他們曾分別就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除原有一項「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在高等法院上訴得直，獲扣減部分刑期，參與集結罪的刑期則未有下調。
《公安條例》第 17A 條訂明，經公訴程序定罪，「未經批准集結」罪最高判監 5 年；循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判監 3 年。翻查資料，由 1997 年回歸後起計，至 2019 年 6 月反修例運動前，至少有 35 人次曾被起訴「未經批准集結」罪，未有任何人因此罪判監。
2019 年 6 月反修例運動後，案件刑罰明顯「加辣」，8 成半人被判監；撇除獲判緩刑者，平均刑期達 11 個月。翻查判詞，反修例後多案，包括 8.18 流水式集結案，均有引用 2019 年「6.21 包圍警總案」中上訴庭判詞，指考慮到 2019 年廣泛動盪局勢，法庭可借鏡「非法集結」罪判刑原則，處以阻嚇性刑罰。
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在 8.18 終極上訴判詞中，提及 8.18 遊行最終和平，在判刑上是明顯相關的因素，不過法律評論員黃啟暘指出，由於該部分屬少數及附帶意見，對日後同類案件判刑不具約束力。（詳見另稿）
1997 至 2019 年至少 35 人次被起訴
《法庭線》翻查報道統計，1997 年至 2019 年反修例運動前，至少有 35 人次被起訴「未經批准集結」罪，涉及 6 次遊行示威。
最早一宗是 2002 年梁國雄等人於中環遮打花園集會，被控「舉行未經批准公眾集會」等罪。此案最終上訴至終審法院（亦即後來常被引用的 2005 年「梁國雄案」），確立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合憲。
其他牽涉的遊行示威，包括 2002 年劉青山及陶君行示威聲援梁國雄等人、2006 年韓農「反世貿」示威、2011 年葉寶琳、朱凱迪等人於維園六四集會後遊行至中聯辦，2011 年反對財政預算案遊行、2011 年七一遊行等。
反修例前判守行為或罰款 同涉「非法集結」者部分獲緩刑
2019 年 6 月前案件，有 8 人次同時被起訴「未經批准集結」罪，以及《公安條例》第 18 條「非法集結」罪，其餘 27 人次僅涉「未經批准集結」。
27 個僅被控「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告人次當中，5 人次經審訊後定罪，2 人次認罪，1 人次罪名不成立。反世貿韓農案中 14 人獲撤控，另其他案件共有 5 人次獲不提證供起訴，簽保守行為處理。
罪成 7 人次當中，3 人被處自簽 500 元及守行為 3 個月；其餘被處罰款 500 元至 2000 元不等。同時涉「未經批准集結」及「非法集結」的 8 名被告，當中 4 人因「非法集結」罪獲判緩刑，「未經批准集結」罪均判罰款。
翻查 2019 年前有彙編的案例判詞，未見法庭曾考慮就「未經批准集結」判處即時監禁。
2019 年 6 月後：至少 75 人次被控 八成半入獄、平均囚11月
而在 2019 年反修例後，據《法庭線》統計，有至少 75 人次被控「未經批准集結」相關控罪。當中包括「煽惑未經批准集結」案件，例如鄒幸彤被控於 2021 年六四當天煽惑未經批准集結，相關集結最終未有發生。
75 被控人次當中，除潘浩超（人稱「佔旺畫家」）在包圍警總案中，同時被控刑事毀壞及多項襲警罪，以及譚得志同時被控多項煽動罪，其餘被告未有被起訴與暴力相關的罪行或非法集結罪。
除 2 人（羅冠聰、張崑陽）缺席聆訊，16 人次經審訊後罪成，57 人次認罪，定罪率達百分之百。8 成半、即 63 人次被處即時入獄；10 人獲處緩刑。撇除獲判緩刑者，刑期平均長達 11 個月。
反修例後刑罰「加辣」 多案引用「包圍警總案」判詞
2019 年反修例後，「未經批准集結」罪的刑罰明顯「加辣」，翻查多宗 2019 年後案例判詞，多案曾引用 2019 年「包圍警總案」中，上訴庭處理周庭保釋等候上訴申請的判詞。
周庭在該案原審中承認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罪，共判囚 10 個月。原審裁判官王詩麗在判刑理由中指，她借鏡 2018 年黃之鋒等人涉及的「公民廣場案」（該案控罪為非法集結），裁定「警總案」判刑上，法庭須考慮保護公眾、加諸懲罰、公開譴責和阻嚇罪行等因素，「而即時監禁是唯一合適的判刑選項。」
周庭不服刑期上訴，其代表律師爭議，王詩麗採納 「公民廣場案」判刑因素屬原則性出錯，王詩麗未有考慮「非法集結」及「未經批准集結」兩罪要旨（gravamen of offence）並不相同。
周庭一方又引終院在 2013 年「周諾恆案」判詞指，集會自由只保障非暴力遊行，換言之「未經批准集結」仍受《基本法》下集會自由所保障。
律政司一方反駁，引述上訴庭在另一宗 2019 年後涉「非法集結」的「鍾嘉豪案」裁決，指法庭應視乎案件實際情況，從而決定應否處以懲罰性及阻嚇性刑罰，認為原審「借鏡」「公民廣場案」並無不妥。
高院原訟庭最終確立律政司一方看法， 指雖然「非法集結」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行元素不同，但兩罪均涉群眾聚集、公眾秩序、人身安全等問題，認同原審「借鏡」非法集結案判刑因素的做法。
「非法集結」須證擾亂秩序或行為具威嚇性等
根據現行《公安條例》，「未經批准集結」及「非法集結」屬不同罪行。港大首席講師張達明曾接受電台訪問稱，「包圍警總案」中 3 名被告遭控「未經批准集結」，性質是和平集結，與「非法集結」不同，控罪與刑罰相稱與否值得商榷。
《公安條例》第 18 條訂明，「非法集結」罪行元素，包括須證有 3 人或多於 3 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並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集結者會破壞社會安寧，或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未經批准集結」毋須證明相關元素，《公安條例》第 17A (a) 條訂明，任何人在無合法權限或無合理辯解下，明知而參與、舉行、組織未經批准集結，例如超過 30 人而未獲發不反對通知書的公眾遊行，即屬犯罪。兩罪最高刑罰同為 5 年監禁。
8.18 案原審判刑引警總案 官：考慮 2019 年情況須處阻嚇性刑罰
而在「8.18 流水式集結案」中，原審判刑理由引述被告一方指，案發當日遊行和平，沒有暴力或衝突發生，道路擠塞情況不全然由遊行引起，建議以罰款作為刑罰。不過原審法官胡雅文指，雖然法庭同意過往大部分類似案件以自簽守行為或罰款處理，那些案件「沒有一宗是由類似 2019 年的社會動盪或類似情況引發的」。
胡雅文又指，參考「包圍警總案」判詞，以及 2019 年社會動盪的整體情況，認為雖然 8.18 案牽涉「未經批准集結」而非「非法集結」，仍能考慮「非法集結」的判刑原則；又引述「公民廣場案」判詞第 172 段指，可以理解被告渴望表達主張，但若任意牴觸法律「還自我感覺良好」，「這種行為卻不容法庭以任何理由過於寬鬆處理」。
黎智英等 7 人其後上訴定罪及判刑。上訴庭認同，胡雅文在原審中以 12 個月監禁作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量刑起點、再考慮個別被告罪責，做法正確；又拒絕接納上訴方引用的歐洲案例，認為與香港 2019 年特殊情況不同，裁定原審判刑並無不妥，但由於 7 人「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上訴得直，相關刑期撤銷。
廖柏嘉指判刑須考慮集結和平 黃啟暘：對日後案件無約束力
終審法院主體判詞未再著墨判囚是否過重，惟首席法官張舉能及常任法官李義指，被告方提出集結完全和平、時間相對短、警方毋須發出警告或採取執法行動等因素，充其量屬求情因素；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在其判詞中則提到，雖然集結最終和平不足以構成合理辯解，但在判刑問題上「是明顯而潛在相關的」（obviously potentially relevant）。
不過法律評論員黃啟暘指，廖柏嘉的看法屬少數及附帶意見，對日後同類案件判刑恐怕無約束力。（詳見另稿）
除「8.18 流水式集結案」外，「10.1 港島遊行案」、「2020年六四維園集會案」及「2020年七一遊行案」等亦有引用「包圍警總案」或「公民廣場案」量刑原則。
「公民廣場案」終院認同涉暴力非法集結可判囚
「公民廣場案」沿於 2014 年 9 月佔領運動開初，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等多名學民思潮及學聯成員闖入俗稱「公民廣場」政府總部東翼前地，3 人事後被控「參與非法集結」等罪成，分別判社會服務令及緩刑，律政司刑期覆核後被判入獄 6 至 8 個月。
上訴庭在判詞強調，在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判刑的主要考慮是懲罰及阻嚇性，以儆效尤；被告的個人情況，或「無論犯罪動機或原因是他們自認為多麼崇高」等，一般並非求情或輕判理由。
終院其後裁定 3 人上訴得直，恢復原審判刑，即他們毋須入獄，但判詞指認同上訴庭對案件的分析，對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案件，應考慮判阻嚇性刑罰。只是因為上訴庭的判刑指引在「公民廣場案」發生後才發出，故不宜應用在該案。
文章来源：法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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