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兆达：社会资源分配不公 隐藏更大的政治权力不公

香港乐施会发表新最报告，揭示香港社会贫富差距严重恶化，数字增幅十分惊人。报告显示，现时香港最新贫穷人口是139万人，贫穷率达到20%。即是说，现在每五个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之下。过去五年间，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住户的入息差距，更是急剧飙升，由2019年相差34.4倍扩大至今年的81.9倍。

香港出现「愈穷愈见鬼」现象

每当主事官员吹捧国安立法时，例必将今后可消除政治争拗、「专注经济改善民生」挂在嘴边。但结果是，作为改善民生重要指标的扶贫工作，不单未见好转，贫富差距相较国安法立法之前，更是出现急剧恶化。从报告可见，十等分住户过去五年的收入中位数，最低收入的三成住户入收入全线下跌，而且愈贫穷跌幅愈严重，正是「愈穷愈见鬼」。至于第四、第五等份，收入虽有轻微增幅，也只是大约1至2%。换言之，社会上有一半人口，在社会「由治及兴」之下，经历的却是生活倒退或停滞的状态。

政府偏袒富有阶层、刻薄基层

贫富两极化较疫情前更趋严重，其中一个原因，可追溯政府的抗疫政策失误——偏袒富有阶层、刻薄基层，其后遗症一直留存至今。于疫情期间，政府一方面毫花逾千亿巨额公帑补助企业财团，另一方面却冻结最弱势工人领取的最低工资，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两年一检的机制下，冻结一次最低工资，相等于连续四年无人工加。即使2023年最低工资增加至时薪40元，实质工资购买力仍然未能回复冻薪前水平。将2019年及2024第二季数据作比较，倚靠最低工资维生的低薪族，其工资增幅更是落后整体工资增长差不多一半。 

政治高压必然会削弱工人谈判能力

除了疫情因素外，自国安法立法后，香港的公民权利急剧恶化，有组织的工人力量被瓦解，亦不利于收窄社会的贫富差距。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于2022年发表的调查指出，从多个国家的经验可见，集体谈判机制是缩减贫富差距的有效工具。在香港，虽然一直没有集体谈判法例，但以往亦不乏争取加薪的工潮行动，并且往往可以促成劳资谈判改善薪酬。但是，在国安法立法之后，政权肆意打击有组织的工会力量，收紧对公众集会游行控制，令很多工人对参与集体行动心存顾忌，大型抗争工潮在香港亦绝迹多时。一些雇主见高压政治形势有利打压工会，更单方面宣布终止与工会行之有效的薪酬谈判机制。例如，国泰空中服务员及扎铁业工人工会，均被资方告知，以后不会参与劳资薪酬谈判。由此可见，政治上对集会及结社自由所施加的高压政策，必然会大大削弱工人谈判薪酬条件的议价能力。

为了拢络商界强行实施扩大输入外劳

进一步来说，由于政权认受性低落，为了拢络商界换取支持，强行实施扩大输入外劳政策，亦对基层的薪酬带来冲击。新计划不单大幅增加建造、运输及安老等行业的输入外劳数目，更扩展至饮食、清洁、零售及运输等各个基层工种。坊间已有不少报导，发现现行输入外劳所用的行业工资中位数，远低于雇主聘请本地工人的市价，令工资水平出现下调压力。当劳工市场相对紧张，本来是工人改善待遇的大好时机，政府却为配合商界利益输打赢要，以扩大输入外劳压抑工资增长。这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以往要推行必会遇上阻力，现在却在「完善议会」及「爱国者治港」之下，得以轻易出台。

由此可见，贫富收入差距严重恶化的问题，除了反映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背后其实隐藏了更大的政治权力不公。

- 蒙兆达（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