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铁生、马萧：“文革”印象：清华附中甘铁生访谈录

作者按：清华附中是“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最初发源地，作者通过调查、采访当年曾亲历过“文革”的清华附中老师、学生，借以还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及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生活体验，同时也希望当年的亲历者们能够坦陈自己的人生故事，给予后人以启示意义。

文章有删减。

受访人：甘铁生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时间：2015年3月16日

受访人简介：甘铁生：出生于1946年，北京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革”时期就读于清华附中。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

甘铁生(以下简称“甘”)：我的父亲是台湾人，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来在军阀齐燮元的部队里担任日文翻译官。中日战争期间，齐燮元的部队投靠了亲日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父亲因为在齐的部队里工作，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汉奸”。而我的母亲出生在老北平，毕业于当时的燕京大学音乐系。

1947年，已被民国政府收编的父亲，深感留在大陆已无前途可言，于是借口回台湾探望年迈的祖父祖母，只身返台。临行前，父亲说将来接我们全家迁往台湾，但后来由于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两岸从此隔绝。父亲和我们从此便音讯全无。父亲回台湾前，已经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

谈到我的家庭背景，我想不能不谈及到我的外祖父，外祖父叫甘云鹏，清朝的末代进士，1906年被清廷派往日本，入读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制以及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历史。1908年回国，曾经在清朝政府担任度支部(财政部)主事等职务，还被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聘请，讲授经学。民国初年，外祖父又先后担任吉林国税厅厅长，山西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清理官产处处长等职。1917年，外祖父因对当时的政局颇感失望，告老还家，隐居在北京的私人寓所“息园”，在此闭门读书著述，“息园”的藏书量达20万册。1918年，外祖父再次被选入国会众议院，1921年以后，外祖父彻底离开政坛，此后一直闭门专事撰著考据工作，直至1941年去世。1949年以后，由于外祖父曾经从事过“封建官僚”一类的工作，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被归列为残渣余孽的范畴，而我的外祖母等一干亲人自然就属于“封建遗老遗少”一类的人物了。

现在讨论最多的是1949年建政后对城市资本家和农村地主阶层的消灭，其实还有一个大的社会阶层被忽略了，这就是传统的士绅阶层，就是像我外祖父这一类人。外祖父属于那种传统的知识份子，注重修身、养性，一生钟爱读书、藏书、著书立说，家风、门风极严，对家人和子女的要求非常高。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见我们家桌上总是摆放着一本《甘氏家训》，这还是外公的父亲甘树椿留下来的家族遗训，以此训诫他的后人们。而这一传统的士绅阶层在1949年以后被当作“封建残余势力”一并被铲除了，实际上，这一士绅文化传统承袭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内涵，并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但现在的知识界并没有对这一社会阶层的消亡引起足够的思考。

因此，无论是从我父亲那里，还是我母亲那里，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我的家庭出身都是不光彩的，父亲属于“反动军官”，而母亲则是“封建遗少”的典型人物。1949年以后，共产党在核查家庭成份时，母亲在她的家庭背景一栏内写了个“离异”，相当于和父亲划清了界限。后来，母亲的成份被定为“职员”，意思是生活在城市、有文化的小知识份子，结合母亲的实际家庭情况，用党的话说，相当于她的家庭历史有问题，但没有历史罪恶和犯下血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马：您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能被发动起来，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甘：1966年，“文革”发动时，我就读于清华附中高三632班，我想从学生和学校教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够首先在青年学生中被煽动起来，与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长期一贯的“政治洗脑”的教育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自1949年以来，学校始终贯穿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主线，始终向学生灌输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忠诚，完全摒弃了自“五四”运动以来被中国知识界所推崇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现代教育理念。

就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初期，我们学校的校长万邦儒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现在看来，实在是一桩“冤案”。在我看来，万邦儒校长在教学实践和个人的政治倾向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左”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政治上始终是忠诚于共产党的，他也一直在学校的教学上贯彻党的阶级教育路线。我记得刚刚进入清华附中时，万邦儒校长便在清华大礼堂迎接新生的全校师生大会上，专门谈到基层党组织就是党在基层的化身，谈到“反右”运动的经验教训，他强调基层的共产党组织是不能反对的;他谈到学生的“家庭出身”、要求学生“又红又专”等问题时，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的是比我们高两届的一位高中毕业生，叫张明。记得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学生，上课总是玩，考试起来却总是得最高分，高考又得了高分，但却没有被录取，各个大学都不接收他，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跑到台湾去了，把他放在他叔叔——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寄养。你们想想，一个“反动”家庭出身的人，想上“无产阶级”的大学，怎么可能?因为他走的是“白专”的道路，所以学习成绩再好也没有用。他不懂这个，竟然还跑到高教部去闹事(甘：实际上是去讨说法)，结果被扣在那里。然后高教部通知我们学校去把他接回来，接回来又扣在学校里，最后被警察当作“反动”学生抓走。

1962年，张明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1978年才获得“平反”，被劳改了16年!回到北京之后，他被留在清华附中任教，并且也成为了一名作家。当时，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因此我对万邦儒校长的这番话记忆尤其深刻。一直以来，万邦儒校长对学生的教育实行的是严格的所谓“阶级路线”教育，教导学生“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要求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要“自觉革命，认识家庭，进而背叛家庭”，要以“革命接班人”的所谓“五条标准”去改造自己。

如果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来看，从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整个六亿中国人其实都生活在这种意识形态熏陶之下，这十七年间，各种政治运动，从所谓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到1957年“反右”，到1958年的“三面红旗”，再到所谓的“四清”运动，中国社会已经被这些严酷的政治运动整得诚惶诚恐，服服帖帖。因此，党的权威已经再没有人敢去质疑，更谈不上公开反对，在青少年学生中尤其是如此，通过日复一日的“洗脑教育”，对党的忠诚以及共产主义信仰在我们内心之中早已扎下了根。

记得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同班级的一些小朋友在北海公园玩“捉迷藏”的游戏，突然发现一位中年男子，那形像跟电影中塑造的国民党“特务”很像，于是我们也不“捉迷藏”了，几个小孩子偷偷商量着跟踪他，看这位“狗特务”要跟什么人接头，要搞什么破坏活动，还煞有其事地让一位同学赶紧去公园的派出所报案，我们认认真真地尾随那位中年男子，跟踪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摆脱我们为止。

现在听上去似乎有点荒诞不经，但我相信，这种“抓特务”的真实故事绝对不止发生在我们几个小学生身上。那时，我们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在《中国少年队队歌》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种革命教条的从小灌输使我们对陌生人保持异常警觉的态度。等到了清华附中上高中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在一次谈自己学习“两论”(即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说：“当我们党有一个战斗指令发出时，你没权力问：为什么要发这个指令?你只有这样的义务：党的号召犹如一道考试题，你只有埋头作答，得出符合党的要求的结果!难道在党的号召面前，还容你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吗?”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他特别有思想，有见识。

在“文革”前的一段时间，不时有“党内修正主义势力”、“资本主义试图复辟”、“有人架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此类传闻被流传出来，这些小道消息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显然是从他们的父母和社会关系处得知的这些内部消息。他们在酝酿成立红卫兵前，听到这些消息个个都是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有的同学甚至还抱头痛哭，血管里的血液都恨得痒痒的，因为受这十七年以来效忠于毛主席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洗脑”教育的熏陶，这些内部消息不吝于一记晴天霹雳，在干部子女年轻单纯的头脑里炸开了花。

所以，当1966年共产党的最高层发动“文革”，没人觉得荒唐，也不可能以为它违背生活常识，因为社会基础已经扎扎实实地打牢了!充其量是不懂。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学生们中间。具体针对清华附中而言，我就属于不懂的。只是在当时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学校本身的教学，还是万邦儒校长，抑或是我们632班的班主任，他们都在一如既往地在强调“阶级路线”的教育，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修正主义的了?这让我感到特别奇怪。

马：请谈一谈这种所谓的“亲不亲，阶级分”、“革命就是和一切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教育对您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

甘：在我15岁以前，也就是上小学、初中的那段日子，我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政治”，因为年龄小，当时的小学、初中的学校也没有强调学生要“认识家庭”，有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询问家庭出身或者填写什么表格之类的事情，我都是拿回家让母亲填写。结合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我自己的家庭出身，我只是感到很迷茫和沮丧，在潜意识里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本能地感到羞愧，但并没有上升到社会学和政治层面的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期间，我家里发生了几件事情，都和家庭成份或多或少有些关联，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有所触动，虽然当时我的年纪还小。一件事情是我的姨父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份子”。姨父是一位小学教员，1957年，共产党号召知识份子起来提意见，“帮党整风”，姨父其实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小知识份子，他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就他所在的学校丢失财物的问题向学校领导提意见，结果，姨父因为这件事情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农场去劳动改造。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我哥哥身上。一天深夜，警察把我哥哥抓走了，当时，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原因，当时我哥哥大概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他在一家工厂上班。事后，我们才知道是哥哥和同事聊天时谈到父亲的情况，我哥哥告诉同事，说我父亲在台湾。那人接下来问了一句：那你可见不着父亲吧。我哥哥接下话茬，说了句：这是早晚的事。本来这是一句随大流的话，但这句话传来传去，到最后演绎成我哥哥期盼父亲带着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哥哥遭到逮捕，虽然后来经过努力澄清，没多久他就被释放了，但他从此在工厂再也抬不起头来，而家里人受此事的影响，都吓得战战兢兢，深感周围危机四伏。

1963年我上考入清华附中后，“政治”才开始逐渐地渗透到我的头脑中。作为北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清华附中始终强调所谓“家庭出身”的政治教育，学校经常开大会，万邦儒校长作报告时都会强调学校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教育，告诫学生不能走“白专”的道路。他说，“只专不红”是一条危险的死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而每逢召开这种大会，学校都会请一些苦大仇深的典型人物来向学生们控诉血泪家史，借此提高学生们的思想和政治觉悟。这种报告的场面不时会被一些激昂的口号所打断，并进而推向更激昂的高潮。每次大会结束后，各个班级都会布置些讨论会，要求学生写“心得体会”或“思想汇报”，写得好的，老师就会当众公开宣读、表扬、鼓励，并动员全体学生向他(她)学习。

这种精神氛围对我个人成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完全是极端真诚的信奉共产党所说的一切。首先，这在我的脑海中确立了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认为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大救星，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理论就是真理，共产主义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等到这个方向确定下来以后，我要做的，就是要顺应历史，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不能再像小学、初中那样浑浑噩噩，继续虚度光阴，必须积极争取“进步”、“向党组织靠拢”，因此，我必须认识我的家庭，背叛亲情，和亲人划清界限，彻底与旧家庭决裂。

但是，这个“认识家庭”、“脱胎换骨”的过程并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在学校，争取进步的标志是要入团、入党，和其他同学一样，我也向班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班团支部委派一位同学作我的介绍人，我每一周都要写一份“思想汇报”，谈心得、体会，以此向党、团组织表明我认识家庭、靠拢组织的心路历程。这些所谓的“思想汇报”，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甚至是违反基本人伦和常识的，但在当时，却都是我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自我反省，主要内容是批判、检举、揭发我的母亲和我的整个家庭。即便如此，班团支部对我的“思想汇报”总是不满意，理由是“自觉革命是无止境的”，因此对于认识家庭的自我反思永远不会有尽头。

除了积极争取“入团”，写“思想汇报”这一关不容易过，甚至是永远也过不了而外，在日常生活层面，争取进步的难度就更大了，连我自己都感到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那些“落后”思想简直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我举个例子吧，有一天，我在麦田边的水渠旁阅读课外书籍，这是一本反映50年代大学生活的小说。正看着，班主任老师走过来，问我：看什么书?在我心目中，她始终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一直倍受我的尊敬。我告诉她是什么书。于是，她又问了问我对这本书的观感，接着又仿佛若无其事的问了问我的家庭状况，我下意识地向她介绍了和我朝夕相处的几位亲人，在那个交流的瞬间，我并没有将她提的这个问题当作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来对待。

谁知到了第二天，班主任老师就在班上不点名地公开批评我，说：班上有人爱抱着大部头的小说看，若是一个人连自己的家庭影响都不会分析、批判和抵制的话，小说中的封、资、修毒素就会和他的心灵遥相呼应起来。一番高论，掷地有声，针针见血，她把小说阅读和认识家庭富有哲理地连在一起教诲，短短几句话就把我对文学作品那种崇拜情绪彻底一扫而光，让我当场瞠目结舌，呆若木鸡。是啊，如果我对自己的家庭背景都如此缺乏警惕性，又怎么能够去辨别小说和社会上的封资修的毒素呢!还有更可怕的，她只是利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便试探出我的无产阶级嗅觉是如此迟钝!而那些还没有被她发现的呢?在她不在场的时候呢?想必我头脑中的“落后”思想是数不胜数呀!如此没有阶级觉悟，还争取“脱胎换骨”呢，想的这里，我真的被我的愚钝吓出了一身冷汗，是呀，我深感自己头脑中少了一根弦，太缺乏阶级警惕性了。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对于我们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来说，首先是要认识家庭。认识家庭，除了从家人口中去挖掘家庭过去的历史，还必须从家中的一草一木、一坛一缸中来得到证实。其实，那时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外祖父生前的藏书、生活器皿等，卖的卖了，毁得毁了。不过，相册还保留在那里，它是30代年的东西，我趁家人都在上班，外婆睡午觉的机会，翻开抽屉搜索那些相册：我那个“反动军官”的父亲身着军装，腰间挎着一把大洋刀，威风凛凛地骑在高头大马上，气度不凡地平视荒野的地方。就这么一张照片，足以证明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如果照片上的这个人哪一天真带着国民党的军队反攻大陆，怎么办?还有我的外祖父和母亲等家人的照片，其中有参加宴会的，有举办沙龙的，有旅游、游泳的，等等，显然，照片中的人们活得都挺滋润，散发出浓浓地封建士大夫的老朽遗风和资产阶级的奢靡气息，哪里有一点无产阶级艰苦朴素作风的影子?我当时就想，这些照片都和我母亲那个“职员”的家庭出身没有半点关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嘛。

于是，我开始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挖空心思编写“思想汇报”，但总是得不到班主任、团支部的肯定，过不了关，等到这些在我眼里有着重大历史问题的事情都“汇报”完了，我的想像力也就彻底枯竭了，但“思想汇报”还得继续，你必须把自己的心窝不断地往外掏啊掏啊，并且永远没有尽头。到最后，我甚至将母亲爱描眉、爱擦雪花膏，每天上班前总要擦一遍皮鞋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在我眼里，这也应该算是和资产阶级小姐的生活态度沾点边吧。这还不行，我又回忆出一件事情：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曾经养了几只母鸡，每当母鸡下完蛋后，她都会旋风般地冲进鸡窝，抓起尚有余热的鸡蛋对着镜子往自己脸上有皱纹的地方抹擦，母亲说这样可以熨平脸上的纹理。

像这种揭发亲人的事情在同学们中间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它是一个普遍的认识家庭的过程，有一位同学翻出了父亲的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内战连绵，妻小无以为炊，无奈翻箱倒柜，变卖大衣一件。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在大肆攻击伟大的“解放战争”吗?

回忆这些往事令人十分痛苦，现在回过头去看，觉得这像是在说一些荒谬绝伦的笑话，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无法理喻，但在当时那种“政治洗脑”的条件下，一切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对校党委、老师的话完全是深信不疑的，而他们认为自己对学生也是认真负责的。像对我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只有真正“认识了家庭”，才能拥有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生，革命的人生，否则，就是没有灵魂的人，变成一具空洞的行尸走肉，那么，整个生命从此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像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所承受的思想压力实际上比那些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子女要大上千百倍。他们已经走在革命队伍中等待“接班”了，而我们却还背负着家庭出身的原罪，还必须通过自觉革命，认识家庭，进而背叛家庭的不懈努力，才能拿到一张革命队伍的入场券。

每一次将这样的“思想汇报”递交上去，都希望能听到肯定的、表扬的声音，但事实上，表扬的声音在“自觉革命”的认识征途中犹如春天的甘霖一样吝啬。后来，班里还专门就这个问题开会专题讨论“自觉革命和认识家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了批判，“认识家庭的目的怎么能急于受到表扬呢?自觉革命的目的也太不明确了!太功利了!”这个结论一下来，大家都不敢吭声了，如果谁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对家庭的认识已经清楚了，说“自觉革命”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这恰好证明你和“自觉革命还有距离”!辩证法就是这么神奇。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将一份“思想汇报”的材料交给班主任的时候，她眼神中那种冷漠和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没有支持，没有同情，没有惊讶，更谈不上信任和表扬，她只是冷冰冰地看着我，仿佛我是她捕蝇器里又一只死不足惜的苍蝇，而这是当时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学校生活的大致缩影。

显然，争取进步的表现不仅仅体现在“思想汇报”上，还必须落实在行动上，根据当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1964年秋收的时候，我们全校师生都下到农村去“支农”，这也是惯例，全校师生都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意气风发地步行到郊区的“人民公社”，并且越接近目的地大家心里就越激情澎湃，我在初中时最喜欢这种和大自然、和农村融为一体的感觉，但这一次“支农”的心态却完全不同，我不得不开始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对待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

等到达目的地后，站在泥泞道路两旁的贫下中农们咧开黄板牙、舒展着布满皱纹的黑脸傻呵呵的笑着，拍着粗糙的大手掌欢迎我们，在一个院子的空地上，生产队队长扯着嗓子吼话，仿佛不如此粗旷便表现不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你们来俺们这里接受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的三大革命的锻炼，俺们全体贫下中农表示热烈的欢迎!”接下来，又是一通“阶级斗争”的教育，然后就是开“斗争会”，村里的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齐刷刷地排成一排，他们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寒酸的倒霉味，穿着乞丐般的破败衣服，个个蔫头耷脑的站在那里，听任革命群众们的揭批，还有一些贫下中农们在那个用破沙篙、脚手板拼凑起来的批斗台上哭诉自己的苦难家史，为“斗争会”添油加醋。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些学生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这些“黑五类”们竟然如朽木般无动于衷，我们中一些阶级感情强烈的同学甚至还跳上台去揪打那些“黑五类”份子，每逢这个时候，台上台下就会吼成一片，而这些被挨打的“黑五类”份子，依然无动于衷，仿佛站在那里的不是人，而是一段毫无生命力的朽木。我站在批斗台下，一边喊着口号，努力表现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边却心惊肉跳地感受着这种恐怖的斗争场面，仿佛那些被赶上台接受批斗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这种社会气氛越接近“文革”就越狂热，在学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东西，是功课以外的内容。这段时间，“脱胎换骨”成为最响亮的口号，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压力——能否进入大学不再是根据你的学习成绩，而在于你的政治表现，如果你没有什么出彩的政治表现，那么，“家庭出身”就是你唯一的高考入场券。因此，学校和班上对“认识家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弄得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无所适从，最后，我们被称之为“狗崽子”，毫无例外地成为“文革”中“走资派”天然的社会基础，就这样，鬼使神差的把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和学校的校长、班主任、老师们归属在同一个阶级阵营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荒唐滑稽的事情。

马：请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

甘：我完全是目瞪口呆地眼睁睁看着这场大风暴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种场面。首先，我不可能去“造反”，我的家庭出身注定我就是一个被“造反”的革命对象，而那些被“红卫兵”战将们批斗的“走资派”，都是平时教导我们要“自觉革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校长、班主任、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共产党在学校的化身，如果我去造他们的“反”，那岂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吗?!那时，整个世界仿佛在我的头脑中完全被倒转过来了。其次，我也不可能去“保”那些学校领导、老师，还不说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始终在学校被打入另册，被学校领导、老师另眼相待，受到歧视，没有那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所谓“阶级感情”，光说那些走向前台的“红卫兵”同学，他们立场坚定，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学校领导、老师是“走资派”，咬定学校整个儿就是“黑党支部”，他们个个都“根正苗红”，就凭我的家庭出身和思想觉悟，怎么敢去和这些已经红了眼的“红卫兵”战将们去一较高下?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是支持他们的呀。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卷过来，一切都是那些自诩为“天之骄子”的“红卫兵”战将们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我就像一片凋零的落叶，立刻被刮到一边去了。

于是，我就在这场风暴眼里漫无目的地流浪，上午去清华，下午去北大，明天去地质学院，后天去北航，“革命派”和“保皇派”相互撕杀，斗的如火如荼，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放下了手中的功课，像蚂蚁一样挤在各学校的大字报区，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喘息声，汗臭味，火辣辣的太阳，相互倾轧着揉成一团，以往的教学秩序瞬间土崩瓦解了。

连外国人也不甘寂寞，淌进这个风暴眼里凑热闹，我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看到大名鼎鼎的美国学者李敦白在演讲，鼓动和支持红卫兵们的“造反”行动，获得阵阵掌声，很快，他又被打成“大特务”，被关进监狱。我还看到一位长得挺漂亮、身穿瘦腿裤的女同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群红卫兵团团包围，三下五除二地将她的瘦腿裤撕个粉碎。

在社会上，我体会到空前浓郁的“革命”气氛：公交车内有中学生率众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大街小巷闪现着身穿褪色军装的红卫兵身影;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的“黑帮份子”怪声怪调地唱着“黑帮歌”，荒诞而又诡异——“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就把我砸烂!砸烂!砸烂!”

回到清华附中，每天都上演着令人眼花缭乱、心惊胆颤的事情。昔日的老师们有的被剃了阴阳头，有被吐口水的，被拳打脚踢的，有的被挂上“黑帮”牌，这些还算是轻的，重则动用酷刑，被打得皮开肉绽，一些据说受到他们“蒙蔽”的师生们此时正痛哭流涕的悔过，争相揭发他们的“反党”罪行，我心惊肉跳地站在围观者的最后面，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当初拼命“保”校领导、老师的同学，特别是其中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隔三差五就被勒令到学校操场上去受训，女同学被剃了阴阳头，男同学挨揍，这成了家常便饭。罚他们在操场上挖野草，羞辱他们，每个人身边都围着看热闹的男女革命小将，谁挖得不好就招致拳打脚踢。而那些低年级的小同学甚至别出心裁，抓起一把泥土，或捉到一条小虫子，往被批斗的老师、同学的脑袋或脖子里塞，捉弄他们。他们不敢反抗，谁反抗，谁灭亡。

更糟糕的是，他们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权力。凡遭批斗的同学和老师，被勒令不允许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些同学可以忍受无数次在操场上、在教室里的暴力殴打，可以忍受难以启齿的人身攻击和污辱，但是却无法忍受被剥夺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权力，这让他们痛不欲生，生不如死，这种“政治洗脑”和灌输教育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的尊严如草芥般的无情践踏，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保皇派”同学，虽然能免遭毒打和羞辱，但却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话语权，从此抬不起头来。因此，为了表示自己的悔过自新、将功补过，他们中间有些人表现得往往比先前那些红卫兵战将们更抢眼、更激进。在631班，有一位姓王的同学，他的家庭出身好，在“文革”初期是校党委的铁杆捍卫者，等到学校“党委”被定性为“黑帮”、“走资派”，被打倒之后，为了突出自已，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在对那些先前同他一样的“保皇派”同学，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进行施暴时，那种残酷、残忍的程度比那些“红卫兵”战将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曾经亲眼目睹过631班组织的这种批斗会，连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吓得腿都直打哆嗦，抖个不停。

马：请谈一谈您在“文革”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两件事情。

甘：“文革”初期对我们班班主任老师的批斗，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就在先前班上组织的春节联欢，我们班一些同学还抱着班主任的小孩亲热，逗笑，到了1966年8月份，还是这些同学，突然拉黑了脸，抄了班主任老师的家，据说，抄家的时候，班主任只说了一句话，说：家你们可以抄，别吓着孩子。

我们班的“红卫兵”还在教室里组织对她的批斗，我们班的情况比较特殊，干部子弟比较少，而在“文革”初期，红卫兵主要是由干部子弟构成，因此，在我们班，“红卫兵”核心小组的成员相对弱势，没有太大的号召力，组织不起来像模像样的“批斗会”。于是，在批斗班主任老师的时候，这些干部子弟就拉来家长助阵，还请过来一些贫下中农的老头、老太太陪斗助威。当时，班主任老师跪在教室的讲台上，有一个抽旱烟的老太太，用特朴素的阶级语言揭批她，说：你把我们的孩子往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引，安的是什么心!边批边不时用旱烟枪头朝老师脑袋瓜子上敲一敲，这个场面令我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家的邻居们身上，我们家原本住的是个大院落，“公私合营”后，私人房产充公了，我们这个院落搬进来很多住户，人员构成也变得很复杂，有一位在澡堂子里搓澡的女工人，她出身于“红五类”家庭，在“文革”期间，她表现得非常积极，带上红臂章，逐门挨户的警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院里本来还住着一户“右派”家庭，这户家庭的父母被流放到黑龙江劳改去了，只剩下一对还没有上学的小姐妹，这位女搓澡工硬是强迫这两个孩子坐上火车去东北找父母。“文革”中，像这种人在北京的老胡同巷子里有很多，我们院子后头的一条胡同巷子住着一位姓林的老太太，她的家庭成份是“地主”，丈夫在先前的政治运动中被共产党给“镇压”了，但是，她依然保留了先前的某些生活习惯，穿戴干干净净，平时保养得比较好，还经常爱搓点麻将，总之，生活方式很前卫。结果，在“文革”中，这种“地主婆”式的生活态度很快被邻居们检举揭发了。这样，凡是和这位老太太有过往来、有牵连的人无一漏网，一一被集中到她家接受陪斗，我外婆因为曾经和她一块摸过几把麻将牌，因此也没能幸免，她被“红卫兵”战将们押往这位林太太家，被勒令揭发交往过程中她的“反动”言行。为了表现和林太太划清界限，这些与林太太有过交往的老人们被迫纷纷检举、揭发她。这位60来岁的林太太遭到轮番鞭打，而鞭打她的人，正是她唯一的独生子，此时，林太太的儿子正在念中学，生得高高大大。至于那些“红卫兵”战将们，则站在一边，监督对这位阶级敌人采取的专政行动。那位林太太就在当天晚上因拷打伤势过重去世了。我外婆魂飞魄散地亲历了这一幕，回到家后，筛糠不止地悄悄换洗衣裤，她被吓得当场排泄失禁。而且，外婆本来一直患有抑郁的摇头症，此后便越发严重，即使在睡梦中，她的下巴额也会不由自主的左右摇摆个不停。

不过，我的家庭出身虽然有问题，但在“文革”期间却没有受到过批斗，没有挨过整。因为老师平素对我并不待见，所以我在班上本来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政治表现，在“文革”期间，这反而变成了一件好事，既不惹人嫉妒，也让别人感受不到我有什么威胁，因此没有被卷入到各个派系的斗争之中。另外，我较为瘦小，我的外号叫“干鸡”，平时少言寡语，一直以来，我都是属于不怎么惹人关注、被忽略的那一类人，因此，也没有人想到要来批斗我。

我被这场运动远远地抛在后头，但即便在此时，我依然积极主动地争取思想上的“进步”，那时，我一直虔诚地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在我眼里，在那段“红海洋”的日子里，像张志新、林昭、遇罗克那样优秀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即便是那些遭受过虐待和迫害，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的人们，大多数也都和我一样，虔诚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当这些人临终之时，还有人强烈地希冀“加入中国共产党”，足以见意识形态灌输对人们思想影响的程度达到了何种地步!

“红卫兵”们不允许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闹“革命”，于是，我就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进行“自我革命”，我甚至还一度自认为自己的革命嗅觉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比如，我和一些家庭出身类同的同学窝在宿舍里，专门研究《欧阳海之歌》的封面上是否有反动标语，在“回力”牌运动鞋的鞋底纹路上寻找国民党党徽，逐字逐句地推敲校长、班主任、老师们的讲课笔记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

不仅如此，我还继续在“认识家庭”的征途上越走越远，学校掌权的红卫兵战将们除重点抄家外，更是动员“自觉革命”的同学自行抄家，我当然不甘落后，把我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那本相册，从家里抄来交给学校红卫兵。有一次，我回宿舍时看到学校医务室的门敞开着，里面散乱地堆放着同学们从各自家中抄来的物品，其中就有从我家抄来的相册，至于那些相片则散落一地，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锦缎戏装、绣花小脚鞋、高跟鞋、玻璃丝袜、古玩器具，等等。看到这些，我突然感到有一种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心理危机，觉得自己从家里抄来的东西太寒碜了。那一刻，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从家里抄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我心里琢磨着，我那个作为“封建官僚”的外祖父曾经当过清政府巡抚一类的大官，一定有什么传家宝留下来，只是我不知道家里人藏匿在什么地方;还有，我那个人在台湾的父亲，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干过，而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他就没有从中聚敛几个“国宝”之类的东西?我甚至还鬼迷心窍地幻想家里的地窖里藏有成吨的金条。

当然一切都子虚乌有，但我并没在“认识家庭”的征途上因此而停下脚步。于是我干了一件令我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

就在“文革”初期，母亲偏偏和一位男士交往起来。这位男士大我母亲十来岁，看上去是位知识份子，生着一副清癯、睿智的脸面，戴着一幅金丝边的眼镜，穿着浅灰色、带着格子纹路的西服，每次来我家，他的皮鞋都擦得锃亮锃亮的，还拄着一根文明棍。母亲和他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每次他们在一起，母亲就很开心。我感到非常不满，“文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居然还有人置身事外!这不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典型表现吗?但这种情绪只是在我心里慢慢地积蓄着，并没有表现在脸上。

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回家，刚进院子，就看见一些“红卫兵”小将们正在揪斗那个西服革履、拄文明棍的老者，邻居们都在围观，而母亲、姐姐、哥哥也一声不吭在旁边看着，我心里打了一个颤，有点尴尬，有点慌张，也有点激动。这些“红卫兵”小将们将这位老者团团围在中间，问他到这个院子里来找谁。老人吱吱唔唔着不肯说。显然，他们并不了解底细。于是，“红卫兵”小将们便开始揪他的领带、批判他的那幅行头。这时，我头脑一热，冲着这群“红卫兵”小将，大声喊道：“他找她——我妈!”我指着站在院子我家台阶前靠着廊柱的母亲，紧接着，我的嘴里就像机关枪扫射一样嘟嘟嘟嘟往外吐个不停，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自己说过的那些揭发、批判母亲的话：“你们看，我妈多爱美，看她的拖鞋，还是花的!绣得是大花!”

整个热闹非凡的批斗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些“红卫兵”小将都穿着褪色的军装，但显然大都是低年级的孩子，看见我这个大哥哥如此言辞激烈的批判、抨击自己的母亲，竟然一下子都呆住了，居然不知怎么应对接下来的场面!也并没因此扑上来批斗我母亲!接下来，他们只是喝令老人脱了西装、摘下领带，让他从这个院子里“滚蛋”——我们院里这场批斗大戏就这样戏剧性地落下帷幕。后来，我再也没有见那位老知识份子出现过。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这个场面却不时地浮现在我脑海中。每当我想起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想起故去的母亲，想起她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姐弟几人拉扯大，那么不容易，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件事成为我终生悔恨不已的一件事情，同时也成为我痛恨灵魂被操控，痛恨谎言和欺骗、还有所谓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原因之一。

马：在“文革”期间，您的家人有没有受过迫害或遭到不公正对待?

甘：严格来说，在“文革”中，我们家并没有受到红卫兵的严重冲击。我哥哥在工厂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二级工，而姐姐当时在工艺美术学校还没毕业。母亲在单位曾经被勒令写过“思想检查”，要求她向党组织坦白交待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台湾人。不过，在被勒令反省的那几天，她像先前一样，照常地上班下班，我并没有感觉出母亲背负有多么大的心理压力。一天晚上，她还让我替她写一份“检查”材料，而这恰好是我的长项，在学校，我写过不计其数的“认识家庭”的反省材料，我一挥而就。但母亲看完我写的材料后就那么随手一扔，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说：还有这么写东西的哪!又很是鄙夷地说：“瞧你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呀!有这么糟践自己的吗?算啦，还是我自己写吧。”我不知道母亲最终写没写。但此后我们家依然平安无事。

我认为，我们家之所以没有受到当时“红卫兵”的冲击，全有赖于母亲在1949年时刚建立个人和家庭档案的时候，她所做的，她在自己的婚姻一栏内填写“离异”两字，而我们姐弟几人也都改随母姓，这相当于和我的父亲彻底地划清了阶级界限，因此后来母亲才被定了“职员”而不是“反革命家属”的成份，在那个注重“阶级成份”的年代，这对于个人和家庭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我们家就孤儿寡母几个人，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被边缘化的家庭，不惹眼，不招人嫉恨，就像我自己在班上的表现一样默默无闻，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应该说，我们家在“文革”中的危机主要是来自家庭内部——来自我这个“叛逆”。在当时的年代里，任何人都会被那种疯狂的社会氛围所感染，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真实和顺理成章，什么叫不可抗拒，什么叫“历史潮流”，什么叫“革命”和“进步”，你只有身处其中才明白其真实内涵。你只能跟着那些“红卫兵”、“造反派”们一齐起哄，否则你就是“阶级立场”不稳，“阶级感情”不深，“阶级觉悟”不高。而那些挨打的都是“黑五类”，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所以抄家、打人就变得那么地合理和顺乎自然，并且这被认为是力求“上进”的表现。

我记得我们学校的一位姓宋的干部子弟，他是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发起人之一。他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将军服、匕首等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的恨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

而这位姓宋的同学在当时竟然还算得上是一位“理智”、“温和”的“红卫兵”，因此可以想像，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多恐怖。而在当时，“恐怖”这个概念并不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它是合法的，是一种荣耀，经常被“红卫兵”们挂在嘴边，就叫“红色恐怖”。

还有一位叫张明(与被流放到新疆劳改的张明同名)的干部子弟，是我们632班“红卫兵”创始人之一。我听说张明在“知青”下放临行前，特地找到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位叫戴建中的同学，发表临别赠言，这是两人自1966年“文革”发动以来的唯一一次交谈，张明对戴建中说：“你们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我们是工农革干。二十年后见”。然后，张明坚定不移地走出了教室。这种以“阶级立场”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并没有得彻底地清算，并且一直若隐若现地存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和人际交往之中。

到今天为止，官方对“文革”中的受难人数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有民间学者统计，在“文革”期间遇难的受害者至少达数百万之巨，而他们的家庭肯定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苦难。相比之下，我们家还算平安的，我认为，“文革”的危害，除了拷打、虐待、流放和死亡，更严重的是，对整个社会道德人伦的摧残和精神的毁灭。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剥削有两种，一种是血汗压榨和肉体消灭所造和成的个体磨难和痛苦，另外一种，是对精神的欺骗和榨取，后者的性质应该是更恶劣的，直到今天，这个民族都没有真正地反思、反省过“文化大革命”，这恰恰是由于对人们的精神欺骗和榨取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马：请您谈一谈对“文革”中的生活体验以及对“文革”的看法。

甘：凡是当年大专院校的学生或是中学生，亲身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都心知肚明：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自觉自愿地投身在这场运动之中。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否认这一点，是不诚实的。意识形态领域盛行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阶级斗争”理论、“培养革命接班人五项标准”，等等，再加上鼓吹历史发展“五阶段”的所谓“进步论”。作为未经世事、思想幼稚的学生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辩别和抵制。在当时，无论是大人、还是学生，都是共产党号召什么，责无旁贷地响应什么，用党的语言来说，每个人都必须紧跟形势，如果跟不上形势，就会被历史淘汰。

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镇反”、像“反右”、像“三面红旗”、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地能够在中国运动起来，它绝对不是凭空产生的。像在“放卫星”期间，一些报纸上报道的某某地方“亩产粮食上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些明显违反生活常识的谎言都能够大行其道，并在人们的观念中被接受，因此，后来出现的“文革”中一个家庭相互为敌、四分五裂、必欲置亲人于死地而后快的荒诞事情，其实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们来说，追求“上进”的唯一表现就是听从党的召唤，不仅仅对我本人是这样，时刻敦促自己“认识家庭”和“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当时，又有多少追求“上进”的同学将自己每日写下的日记交给学校的党、团组织呀!结果，在“文革”期间，那些真实地记录下自己和家庭琐事的日记，成为自己思想反动的“反革命”证据，从此再也没有翻身的日子。我身边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他将自己的日记上缴了，结果不但自己被划为“右派”学生，而且还因此将家人卷入进来。我十分庆幸自己那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否则我肯定会全部上缴的，现在想起这些事情都觉得后背发凉。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本质有所认识是在1971年林彪一家人坠亡蒙古温都尔汗之后。在此之前，我满怀激情地奔赴山西太行山的一个只有九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落户”。当最初的激情过去，冷静下来的我发现，在这个小山村里接触到的人和事，完全和党的政治宣传沾不上边，但我此时还徘徊在真相的边缘，心里只是有些疑惑。在修“大寨田”运动中，我充当突击队员，在生产队里抢修和开发新的“大寨田”，这是重体力活。有一次，突击队的队长，一位老共产党员，对我说：“你们插队的学生哪里知道，共产党厉害呀，比小日本厉害多了!”他指的是1958年“大跃进”吃“大锅饭”的事情，家家户户不允许在自己家里开伙，不允许私自藏匿粮食。但是，农民家里祖祖辈辈都有家里存隔夜粮的习惯，因此，公社的干部们便让村里的共产党员带队，挨家挨户搜粮食。“日本人占领时也搜过粮食，汉奸带着，可他们就是搜不着哦，但共产党一搜，没有一家能躲过去，全被搜了个底儿掉!”

等到下放的“知青”返城过春节，一些闲不住的、活跃的、平时关系处得不错的学生们就聚在一起，交换信息、谈心得体会、聊奇闻轶事，讨论政治运动的走向，互相“跑书”，这很重要，互相之间开拓眼界、彼此启发，这时，同学们的思维不再像被圈禁在学校里那样了，创作“地下”歌曲，收听“敌台”，一些活跃的学生还组建了一些沙龙，我们那个中学生沙龙被其他沙龙的同学戏称为“二流社”。我逐渐开始反思“插队”本身的问题，这在现实中哪里像是党所讲的那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五四”道路，这完全是瞎扯蛋嘛，连马克思都说“粗糙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改变世界。”这句话被我抄在笔记本上。

而在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在我们去之后第三年才通上电，农民们世世代代都是在山里头靠肩挑背扛糊口度日，这是他们的真实生活，难道靠“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创造出一片新天地?问题是，从1949年开始，都移了二十多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这里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农民实际上也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过得多么幸福，甚至连那些老共产党员都对“文革”牢骚满腹，怨声载道。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头脑中就不由得浮现出那几年高音喇叭里没日没夜都在播放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这首歌，这时回味起来，意味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似乎听出了别的东西，这就像跟小孩子斗气似的，你说“文化大革命”不好，我就偏偏说好!

这些真实的生活体验给我完成一个自我救赎和自我启蒙铺垫了一个心理基础，后来，毛泽东针对郭沫若发表《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自这首诗发表以后，又掀起了“批孔”的政治运动，这时，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既然“百代都行秦政法”，那么，我们先前所受的教育，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这些崇高的理想事业那不都是胡扯吗?既然“百代都行秦政法”，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展的“与传统决裂”、“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都是哄我们这些学生瞎起哄架秧子哪!折腾来折腾去，原来还是在行“秦政法”呢!还有什么“反修”、“防修”，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闹了半天都是瞎掰，到了这个阶段，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深深地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不过，正因为如此，我也看透了许多以前感到迷惑、总是让心里添堵的事情，既然如此，我还跟着起什么哄?于是，我就把一直悬吊着的心情整个儿给放松下来，并且认为自己已经从恐怖的红色泥潭中脱身而出了。

话虽如此，但这么多年来接受的政治教育，要求我们学生关心政治形势的习惯却改不了，不过，我学会了在舆论封锁中巧读“两报一刊”和《参考消息》，从它们的只言片语中筛选出真实资讯的本领，比如，我从党对柬埔寨“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的吹捧中，意识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红色恐怖”和种族灭绝的迹向。1974年，波尔布特来到北京，受到毛的接见，毛向波尔布特推荐了姚文元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在中国期间，波尔布特还见识了“大跃进”、“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而在朝鲜，他又见识了“千里马运动”，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结合柬埔寨的“国情”推行柬埔寨特色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等到了1975年，当波尔布特再次来到北京时，毛盛赞波尔布特“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由此，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今天，柬埔寨“红色高棉”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正在一一被昭示出来。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文化大革命”，他们无疑都是这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是，我认为仅有这一点认识是不够的，正是他们，成就了这尊“神”不可撼动的神圣地位，也正是他们，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当今这种畸形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或多或少地扮演了某种不光彩的角色，哪怕像我这种家庭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又是台湾人的年轻学生，都主动卷入到揭发和批判亲人的行列之中，更惶论其他人，我认为，反思历史的时候不能把自己排除在其外，不能用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今天，很多问题都很清楚了，只要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进化论理论依然被视为颠仆不破的真理，人类被一种魔幻般的意识形态所吞噬，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在其中被视作一种纯粹功能性的存在，被抛掷于伟大的历史进程的高歌猛进之中，只要它依然被视作一条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进化道路，那么，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抑或别的什么更动听的名义，都不会对我们的境况从根本上有所改观，这是由它的意识形态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我这么多年思考下来得出的一个结论。

(全文完)

作者注：因年代久远，受访人可能在记忆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或模糊，敬请当年的“文革”亲历者或参与者提出补充、修正以及各种反馈意见。此外，如有“文革”亲历的读者希望向外界坦陈当年的人生经历，请发送邮件至wengeyixiang@gmail.com，作者将代为编辑，并发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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