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谈诺奖：国家为何失败？

文字版全文：

01:32 什么是制度经济学？
5:21 制度经济学是科学吗？
10:06 许成钢认为发展中国家演变成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
13:58 许成钢以英国为例解释何为路径依赖
21:09 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出在哪里？
26:54 如何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理解极权主义？
31:00 许成钢分析中共的制度基因
34:27 英国为何不会出现宪政危机？
38:40 中共有可能摆脱路径依赖吗？
43:20 许成钢新书如何谈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

袁莉: [00:00:03]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的经济都受到了战争的重创，三八线两边的民众生活都非常困苦。今天韩国的人均GDP大约是$35,000，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朝鲜的人均GDP只有$1,000出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这是为什么呢？

此外，同是大航海时期被发现的新大陆，为什么美国比拉丁美洲各国在经济上要繁荣很多？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研究制度与国家贫富关系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其中两位获奖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曾经合著过一本畅销书《国家为何失败》。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虽然经济制度在决定一个国家是贫穷还是富裕方面至关重要，但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

这次播客我们请来同为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许成钢教授，请他来讲一讲制度经济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最近几十年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什么取得了巨大发展，以及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解读中国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和制度建议？

许老师您好！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制度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它和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有什么异同呢？

许成钢: [00:01:40] 实际上经济学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亚当·斯密。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它叫政治经济学。它从产生起一直到整个十九世纪，经济学家讨论的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制度。所以那时没有人会用制度经济学这个词。人们所谓的古典经济学，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可以说就是制度经济学。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根本就是经济学的起源。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部教科书把十九世纪末经济学的一些发展概括到教科书里。它就造了一个词，叫经济学。这个词是造的。后来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就有意识地要这个界定这个学科是什么。在界定的时候就把它说成了是一个专门研究资源配置的学科。这下它就人为地把它和制度分开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制度经济学这个词才会产生。因为经济学的定义把制度给排出去了。但是实际上人们讨论经济现象，讨论人的行为时，它的背景是不可能离开制度的。

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它没有制度，并不是真的没有制度。只不过，它的研究是集中在市场经济里，所以管这个叫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以后在发展的时候，它实际上就会不断地遇到制度上的问题。

基本上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时候，就并行地有所谓的奥地利学派。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实际上它是沿袭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如果你去看奥地利学派的著作呢，它非常讲究亚当·斯密的传统。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人，就是米塞斯，还有哈耶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遵循亚当·斯密时代的传统的。

所以到了现在，所谓的新的制度经济学，它就是要和奥地利学派有所不同。其实它所有的不同，实际上主要是因为这个学科的发展一定要面对很多很多新的问题、新的现象、新的理论。所以，通常是从罗纳德·科斯的工作开始，人们把这些算作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有好几个了。就是从科斯、道格拉斯·诺斯、奥利弗·威廉姆森，人们通常没有把奥利弗·哈特归在里面，但实际上他是在里边的。然后现在刚刚授予诺贝尔奖的所有的这三位，统统都属于这个范围里。

人们发现了研究经济碰到的大量问题是离不开讨论制度的，哪怕是讨论发达经济。比如说美国、英国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逃不掉要讨论制度问题的。不看制度问题就没有办法解释金融危机。

袁莉: [00:05:21] 很长时间以来，有人说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不是科学。另一方面，又有这么多制度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您能说一下这是为什么吗？还有就是您刚才也提到，新制度经济学这几十年来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许成钢: [00:05:41] 首先提到它是不是科学，不要说制度经济学，就是整个经济学是不是科学，人们也认为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科学？先把这个弄清楚。

对什么是科学，其实人们存在很多误解，包括学者、科学家里都有很多误解。所谓科学，它要跟哲学区别开，要跟数学区别开。科学跟哲学跟数学怎么区别，公认的准则就是科学是以事实，以证据作为起点和终点。如果这个学科不是以事实，不是以证据为起点和为终点，那么这个讨论就不属于科学。比如说有人说奥地利学派是不关心证据的，是不验证的。这个是不是奥地利学派另说，但是这样去讨论的时候，你就自己把讨论的内容从科学分开了。所以讨论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起点是不是社会和经济和人的行为，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是不是从这里出发的。

科学的第二个基本特点，就是它不是单纯地只关心事实和证据。它关心的是事实和证据背后的规律性的现象。为了要抓住规律性的现象，它是一定需要抽象的。它的抽象的过程是要推理的。所谓的建模型等等，实际上就是一个寻找规律的办法。至于它用不用数学，用多少数学，那是另外一件事。有人把寻找规律性和使用数学混为一谈了。所以就有一种误解，说你用了数学就是科学，不用数学就不是科学，这完全是误解。比如说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的主体里是没有数学的，那当然是科学。它用DNA、RNA构造的逻辑是可以推理的，只是它的推理走得不是很远。但是这是一定有规律性的。

经济科学和讨论制度的经济科学是不是科学，它的关键就在这，就是它是不是在寻找规律，是不是从事实跟证据出发，寻找到的规律还要回到事实和证据中去验证。只要你是这样做的，那么这就是科学。

那么从1991年以来，诺贝尔奖已经给做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好多个奖。所有这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奖的学者们，他们当然是社会科学家，他们做的工作都完全满足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特点。这些人里边，有的学者更关心的是证据的问题，有的学者更关心的是理论的问题，所谓的理论就是怎么抓住从证据里来的规律性现象。也有的学者是两个都非常强，比如说这一次获奖的阿西莫格鲁，他就是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实证的科学家。

袁莉: [00:09:17] 大家好，我是袁莉。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地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bumingbai.net的捐赠页面。

您在一篇文章中说，经济学关心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是：世界上为什么存在不发达国家？为什么在过去100年里能从发展中经济体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屈指可数？这个问题确实特别有意思，您能稍微地跟我们展开说一下吗？

许成钢: [00:10:25] 这里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发达国家？这不是个学术问题，这是个实际问题。在实际中，不同的机构分别给了一些划分标准，比如说联合国、世界银行、IMF等等都有过一些标准。按照通常的标准，我们可以看一看，过去100年里从不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如果我们排除掉产石油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我们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就是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在欧洲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过去在共产党统治下它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现在又变成发达国家了。波罗的海三国现在变成发达国家了，波兰变成发达国家了，斯洛文尼亚过去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发达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这些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所有的没有一个例外的，都是民主宪政制度。这是个共同规律。所以当我们讲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从事实和证据出发，然后寻找它的规律，然后从规律再回到事实去验证。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强的规律性。

那么为什么有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这个为什么是个问题？其实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理论，或者说经济学里边有一个领域是讨论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理论，它写出来了很漂亮的数学模型。它把制度问题排除开，就是如果没有制度问题的话，按照这个很漂亮的数学模型，这个理论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如果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的话，只要你开放了贸易，只要让他们有分工，那么长远地说，几十年之后所有的国家最后都会趋同，经济发展的状态会趋同。如果不趋同，这理论就失败了。现实就是他们并不趋同，这个理论是失败的。

所以这回到了经济科学如果是科学，就必须面对事实。事实挑战了这个理论，你就要寻找解释，寻找解释就回到了只有用制度去解释才能解释。当然，也有人试图不用制度，有人试图用地理、用气候去解释。比如说北朝鲜和韩国，东德跟西德，用地理和气候是无法解释，甚至文化都无法解释。这就非常清楚是制度切割之后，两个不同制度造成了差别。所以，如果经济科学是科学，那就不得不面对制度带来的挑战。

袁莉: [00:13:57] 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在制度演变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中不同制度的演变和过去的制度相关，进而可以分析过去的制度在什么意义上会决定后来演变成什么样子。《国家为何失败》的作者们也认为，当今不同的制度模式深深植根于历史，因为一旦社会按照某种特定方式组织起来，这种模式往往会持续下去。您能举一两个例子帮我们的听众理解这个说法吗？

许成钢: [00:14:35] 实际上今年获得诺贝尔奖这三位，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在诺思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的探索。他们其实属于同一个思路。首先提出来的是诺斯，然后他们再进一步的朝这个方向推动，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首先是诺斯的时代，他的证据是什么？因为近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宪政政权的是英国。正式的建立宪政制度就是所谓的光荣革命。诺斯的工作就是他解释为什么光荣革命能在英国取得成功。他的解释是，实际上早在光荣革命之前已经有三四百年的时间，英国就一直在朝这个方向演进。在演进的过程中，就是在光荣革命三四百年之前，英国就不存在一个绝对君主。英国的君主非常受贵族形成的联盟对他的限制。所谓的宪政实际上就是对政府的限制。所以诺斯就说，最后能不能形成宪政，实际上是取决于原来是不是有这个路径，这个制度上是不是原来就有这个因素。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这三位，就是今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工作就是进一步去看其他的一些证据。其他证据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殖民时期的的殖民地是怎么统治的，殖民地是怎么形成的？比如尤其突出的是西班牙殖民地，实际上大量法国殖民地也有这些特点。他们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其目的就是为了去掠夺。所以那些殖民地建立的是一种掠夺性质的制度。当掠夺性的制度被建立时，这个殖民地里就形成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因为这个基本特点，路径依赖就使得这些殖民地的制度后来朝着宪政方向的演变很困难。突出的就是拉丁美洲。因为拉丁美洲的主体就是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相似的。

另一方面就是大量的英国殖民地。我们可以看看到今天世界上变成发达国家的，除了英国自己，基本都是前英国殖民地，大量地是前英国殖民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刚才我们提到香港、新加坡，这都是前英国殖民地。为什么前英国殖民地会不一样？他们找到历史的证据。在历史上，当年殖民地建立的时候，它的目的不是以掠夺为目的，是他们自己移民移到那，他要自己在那开垦，自己在那建设，自己在那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地原本的制度里就带着自治的成分。这就是他们的证据。

袁莉: [00:18:15] 我最近又在重新看《国家为何失败》这本书。我觉得我以前都没有看得特别明白，或者记得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但是这次看我就觉得真是太有意思了。英国殖民地，也有像比如说缅甸也是英国殖民地，还有像尼日利亚这些，但是他们最后没有成为民主国家。您能再稍微讲讲，其实是同是英国殖民地，它针对当地的资源，各方面的历史条件也有不同的统治模式，您说一下。

许成钢: [00:18:49] 甚至包括整个印巴次大陆。很多反对民主的人会拿印度作为一个反例，说印度是民主，为什么它不发达。实际上什么是民主，这实际上是需要详细讨论的。

当我们讨论民主制度的时候，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须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必须是社区自治的，是在基层有民主自治，然后再往上逐渐建立的。但是印度不是，印度是在国家的层次，州的层次是民主制度，但是它的基层是名义上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它是大量的印度历史上留下来的制度。印度历史上留下来的旧制度和后来建的制度混在一起，所以它的基层没有发展成完善的民主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经济发展是受阻碍的。

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三位，他们就没有简单的划分是英国的殖民地还是法国、西班牙殖民地，而是研究当初开发殖民地的时候，这些殖民者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环境。他们说，如果殖民者来到的环境，对他们自身的生存不是太恶劣，他们自己就打算在那个地方努力地留下来，于是建的制度就是适合那个地方发展的。但如果发现当地对殖民者非常非常恶劣，他们要死很多人，他们就觉得很难在那里生存，于是他建立的制度就比较会更倾向于掠夺。并不是说英国人就比西班牙人好。而是第一，原本英国自己的制度是宪政的，他们走到哪，就会把他的宪政制度带过去，而西班牙是君主制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要是觉得生存受到威胁，那他就抢完了就走了，就算了。所以英国人不一定都是好人。这就是他们基本上的理论。

袁莉: [00:21:09] 他们好像还有一个就是结论是说，比如说资源比较丰富，比较富裕的一些地区，比如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很多地区，最后就是因为他是一种掠夺型的统治模式，所以最后他们反而会比较穷。而像北美这种，他们刚刚去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可以让他们去抢的金子，各方面的资源，他们反而就要去想着怎么能在这自己开荒，自己种地，反而要考虑自治。我最近看这本书觉得确实挺有意思。可是您在一篇文章里面也写过，说当我们讨论中国改革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经济学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的改革成绩主要是中国在制度改革上的成绩，而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也在于制度改革上存在的问题。这是您比较长时间以前写的，您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您现在还是一样的看法吗？

许成钢: [00:22:09] 如果我们稍微具体一点，展开一点，那么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实际上中国的改革真正取得的成绩就是两点，第一点是私有化，第二点是全球化。无论私有化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实际上都是在制度上发生变化。

原本中国是个共产党制度。在共产党制度下是不允许有私有财产的。所以在中国改革的早期，实际上第一步是所谓的土地的改变。就是农业的土地的改变。它虽然没有正式的私有化，但是它是把使用权私有化了。然后产生了大量的私有企业，是靠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允许了大量的私有企业大发展，才使得中国的经济有了动力，能够发展。

然后全球化过程的产生是从所谓的经济特区开始的。而这个所谓的经济特区，第一步就是修改法律。因为原来中国的法律不能够保护私有财产。所以第一步就是首先先为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专门为这四个经济特区专门设了法律。普通中国人是不许进那个地方的。外来的资本到了那儿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必须要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才能来。中国人原来不可以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要有特殊批准，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有签证才能去。

袁莉: [00:24:01] 我还记得去派出所办去深圳的叫什么通行证。

许成钢: [00:24:06] 对，那实际上就是护照或者签证的概念。后来这个东西就扩大到全国了。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定意义上在改变共产党的制度。共产党非常清楚它在干什么。共产党推动的所有的改革目的是挽救共产党。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有一点自相矛盾。因为它又要挽救共产党，它又要违反共产党的制度。它违反它的制度的目的是挽救它自己。但是等到中国的经济靠私有化，靠全球化真的有了发展之后，它发现最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就是私有化和全球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出了问题，哪怕中国共产党没有有意识地去遏制私有企业，没有有意识地去遏制全球化，它也会碰到最基本的制度问题。

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司法独立。中国的股市从来也不正常，为什么？最大的原因是没有司法独立。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所谓的股市，是一个交易产权的市场，就是把产权用金融证券的形式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要想在市场上能够有效率、有把握，有信心的交易，必须要能够保护私有产权。当你没有独立的司法时，私有产权是没有保护的。在私有产权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市场没有可能真的大发展。所以，中国的股市实际上从来也没有真的发展起来，这只是好多好多例子中间的一个。

还有就是当没有独立的司法的时候，经济的一系列问题就都在司法这个地方卡住了。所以你刚才念的我话，我是在那个时间，十多年前就在强调，说中国的改革这一步是不能绕过去的，必须得做。但是很不幸，这十几年来我们看见不但不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倒着走，就是越来越明目张胆地侵犯私有产权。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不但是不能发展，实际上，它已经自己把自己往衰落的方向拉过去了。

袁莉: [00:26:54] 我觉得自己特别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香港。我们都在香港住过。香港以前是自由港，它的法制也是非常独立的。这几年，大家那么多人，都要把钱、把公司都搬到新加坡，为什么呢？新加坡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它的法制是还是独立的，也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可以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中国面临的这种所谓的改革困境吗？今天的这个制度和2000年以来的制度是有什么关系呢？是有关系的吗？

许成钢: [00:27:28] 对，这其实就是最重大的问题了。尤其是当我们关心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而且关心中国问题远远不是单纯的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单纯的中国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中国是超级大国，中国影响全世界。不仅仅是经济，全世界的政治，全世界的甚至战争与和平，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当我们讨论今年这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们的关注点上有一个缺陷，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他们整体上没有关注共产党统治带来的制度问题。共产党统治带来的问题包括了过去的苏联，包括了过去的整个的苏联、欧洲、东欧的集团，中国原本是这个集团的一个成员。现在和中国仍然还在同一个制度里，有越南，有北朝鲜，有古巴等等。这一类的制度不是他们关注的。这一类的制度是必须要特殊地拿出来关注的。这一类的制度，在政治学的文献上，就是早在50年代，政治学家们就已经识别得很清楚，这在政治学文献上叫做极权主义制度。

下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怎么去理解极权主义制度。现在已经有的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是相当薄弱的。这是我花很长很长时间集中在讨论的问题。我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非常受路径依赖理论的影响的。所以我认为我是诺斯的追随者。诺斯生前的时候，我们也都有交流，我是追随这个思想的。这次这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也都是追随他的思想的。但是我们科学的发展一定不是单纯追随。科学的发展必须要有进步。

那么什么是进步呢？实际上所谓的路径依赖理论，它是一个黑箱子。黑箱子的意思就是诺斯是用路径依赖理论来概要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但是为什么制度的演变是依赖路径的，他的解释并不清楚。由于他的解释并不清楚，因此这实际上是个黑箱子。就是路径依赖理论本身是个黑箱子。

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这里是有非常多的道理，但是仍然我们需要知道具体是什么。比如说中国过去是帝制，现在是极权制，那么帝制和极权制之间有关系，熟悉历史的人基本上都会同意。你只要熟悉历史，知道帝制的一些基本特点，你再知道今天极权制的一些基本特点，你会看到很多相似的东西，就觉得能信服路径依赖理论。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这里没有足够的分析。所以我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地去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分析的下一个概念，我把它叫做制度基因。所谓的制度基因，指的是那些最最基本的一些制度的要素。这些最基本的制度要素，在历史的过程中，在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它会反复出现。所谓路径依赖是因为这些东西。

那再具体一点讲什么是制度基因，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制度基因里最突出的、具体的例子，实际上就是权力的结构和产权的结构，和支持这个权力结构和产权结构的那些社会共识。

什么是权力的结构？权力结构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权力是不是高度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甚至是一伙人的手里，还是这个权力呢是分散在大众里边，分散在社区里的。还有就是产权，产权是集中在国家手里，产权是集中在少数集团手里，还是产权是分散在个人手里。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权力和产权的结构，实际上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制度演变的时候，它是不是能朝着宪政和民主的制度去演变。

我为什么要强调社会共识呢？因为实际上当权力和产权的结构高度集中的时候，比如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只有国家才有产权，老百姓什么都没有，那老百姓不会反抗吗？如果老百姓反抗，那任何的独裁政权一定会用暴力镇压。但是用暴力镇压时，暴力也是需要人的。国家需要有一大群的人去执行暴力，需要这些人都愿意为国家执行暴力。还有就是如果反抗的人非常的多，那这个暴力就要需要非常的大。所以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只靠暴力能维持独裁？事实是长远的、稳定的专制统治，从来都不可能是单纯的、暴力的。它一定要想办法形成社会共识。那怎么形成呢？就是通常大家熟悉的概念叫洗脑。

它为什么要洗脑？洗脑很花钱的。为什么要花很多的资源去洗脑。因为洗了脑以后，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形成了社会共识，人们就自己跟着你走了。比如说一种社会共识叫：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有人都信了这个以后，共产党不用暴力就有足够多的人跟着共产党。就是少数的人挑战的时候，不需要别人用暴力，民众用暴力就把你压下去了。这就是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另一个社会共识的具体的例子就是宪政。英国的宪政是没有宪法的，英国至今没有文字的宪法。它的宪政就是一个习惯法，就是大家要按着这个习惯做。它对比的就是二战以后，很多很多国家都已经名义上建立了宪政。比如俄国名义上也是宪政，有宪法，名义上也是多党制，名义上议会也是能够控制行政的。但是实际上它的议会不能控制普京。那么为什么像英国那样没有宪法的宪政能够非常稳定、超级稳定，从来没有动摇过，好几百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基本的宪政危机。为什么大量有宪法的国家，那个宪法是不执行的。这就回到了社会共识上。

比如说军事政变。在美国你要发动军事政变，有没有可能？在英国发动军事政变，有没有可能？这里的问题就是军人的社会共识是什么？军人到底是向它的首长效忠，还是向宪法效忠。本来军人是必须服从上级的，但是如果所有的军人都认为他的社会共识是首先向宪法效忠，而不是我的上级，那搞政变是搞不成的。所以在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人问政，从光荣革命以后好几百年到现在，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不可能会被提起的问题，这就是社会共识。

袁莉: [00:36:21] 我还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更多地和中国古代几千年所谓中国的封建制度相关呢，还是更多地和这七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制度相关呢？就是我们的基因里面哪方面更强呢？

许成钢: [00:36:40] 极权制度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制度是外来的。就是极权制度不是中国自己产生的。但是为什么苏联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把极权制带到中国来，带到世界各地，大部分都失败，基本都失败，唯一的一个重大成功是在中国。这是为什么？这的确和中国古代的帝制的制度基因相关。

我把苏联的共产极权制的制度基因分解成三个部分。它的制度基因里，第一个部分是俄罗斯帝国的制度基因。第二个部分是俄国原来就存在的秘密恐怖组织的制度基因，第三个是俄国东正教的制度基因。这三个制度基因里，中国有两个，就是中国的帝制的制度基因和中国长期存在的秘密组织、秘密社会的制度基因。两者差的就是东正教这样类型的制度基因。这是通过共产国际传来的。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共产极权制的一个missionary，就是传教机构。而这个传教机构不仅仅是传教，它同时提供资金、提供武器，提供军事的援助，直接在中国建立它的支部。中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共产国际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没有中国的帝制这个制度基因，没有中国的传统上就存在的秘密社会的制度基因，没有这两个制度基因也没有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靠中国传统的制度基因，加上共产国际带来的制度基因合成的。

袁莉: [00:38:40] 我们说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摆脱这种的路径依赖，或者您说的这种制度基因，制度经济学对中国可能的这种出路有没有提供什么思路呢？

许成钢: [00:38:56] 制度经济学首先是科学。科学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它是什么和它为什么是这样？它是怎么运作的？它的规律是什么？它首先回答的是这些问题。任何想要改变现状的人都必须先知道它是什么和它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它的运作机制。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讨论改变。

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改变时，如果我们的理想是希望中国变成民主宪政的社会，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民主宪政的社会，它需要的制度基因是什么？当这个社会上不存在那个制度基因的时候，用什么方式都是实现不了的。

民主宪政需要的制度基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权力和产权的结构。民主宪政所需要的产权和权力的结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产权必须是分散的，它的权力必须是分散的。它的产权必须是在个人手里的，它的政治权力必须是在个人、在社区、在基层的手里的，它只能是自下而上的。任何的民主宪政的政治结构，它一定是自下而上逐渐形成的。所以任何人想象通过一个猛烈的行动，比如说暴力革命也好，或者是外来的暴力推翻一个专制政权，都是不能起作用的。

具体的例子就是战后美国在日本获得的重大成功。战后美国在日本非常快地建立起了民主宪政。原因是什么？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占领，不仅仅是因为在美国的压力下改了他们的宪法。刚才我们讲了，需要有社会共识，需要原本就存在的政治权力和产权的结构。而日本这些东西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早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已经逐渐形成了。明治维新之后下一个天皇是大正天皇。大正天皇执政十几年的时间里，在推动民主宪政方面走得相当远。后来是因为军事方面的发生的各种政变把他们压下去的，所以原本这个社会里存在这个制度基因。而另一方面，美国占领伊拉克，美国占领阿富汗，占领时间都很长，也都试图在那里建立民主制度，全都是失败的。原因实际上很清楚，因为那里不存在这个制度基因。

袁莉: [00:42:05] 但是这个制度基因要培养是很难的，是吧？从基本上没有，要能够给它怎么培养，又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我这么想着都觉得好像无从下手，或者是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可以想起。

许成钢: [00:42:18] 实际上，中国在过去30年里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私有经济。随着产生这么大的私有经济，中国也已经产生了初具规模的公民社会。这些实际上是未来中国的希望。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人要很努力地保护自己的私有经济，保护自己的公民社会和保护中国人自己的利益。中国人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自己要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能让政府随意侵犯自己。当人们都知道自己的利益需要自己保护，需要自下而上地团结起来，大家一起保护，这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

袁莉: [00:43:20] 制度基因实际上是您即将要出版中英文版的一本巨著。您愿意不愿意跟我们的听众说一下大概中文版什么时候出，在什么渠道可以买到，英文版什么时候出，我们到时候您出书的时候也还会再做播客。但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许成钢: [00:43:41] 中文版的出版还有两个礼拜，实际上不到两个礼拜，十天就应该就出版了。出版之后在亚马逊会有。这是台湾大学出版社，所以它是在台湾印刷，在台湾行销，但它全球通过亚马逊销售。英文版是剑桥大学出版社，要三月份出版，剑桥大学出版社从来是全球行销，所以只要一出版立刻就是全球行销。这个书的中文版是660多页，英文版目前看样子像是1000页。这个书比较大。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讨论极权主义制度是从哪里产生的。极权主义制度不是从中国产生的。我们又要讨论中国的制度基因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所以两个方面都涉及历史，这个历史都要走得相当远。但是我们这里边讨论到的历史内容都是相当简略。因为讨论极权主义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的起源就要追得很远，涉及很多国家，中国制度基因的形成也要追得很远。为什么要讨论历史？因为它是科学，科学是从事实跟证据出发的。然后我们找到的这个规律，要有推论，推论实际上必须要有事实和证据来验证。所以这都离不开讨论到历史事实。但是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工作，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的工作。

袁莉: [00:45:33] 非常感谢，谢谢许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文章来源：不明白播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