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中国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341.6万，竞争比例突破历史记录。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公务员成为了稳定职业的首选，尤其在经济不确定和就业压力巨大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增加应届毕业生的工作机会来缓解就业困境。然而，公务员工作虽然能提供稳定收入和保障，却也可能让年轻人失去与私企的竞争机会，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也面临工资支付困难的风险，因此，这为未来的公务员职务增加了不确定性。
2025年度中国公务员录用考试(简称“国考”)于12月1日落幕，招录与报考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根据官方数据，此次国考计划招录3.97万个职位，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达341.6万人，竞争比达到86:1，反映出考试的激烈程度。
据中国官媒《北京日报》与中新网等报道，今年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近40万，而招录人数仅增加160人。这是自2021年以来，国考竞争比首次突破80:1。
面对经济不明朗 考公与事业编成为中国年轻人首选
现年25岁的甲思丁(化名)来自广东，在一家中小企业担任行政职，去年曾尝试过公务员考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提到他这一代的年轻人普遍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同时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因此，考公务员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热门选择，他们认为公务员岗位提供了更稳定的职业路径。
甲思丁告诉美国之音：“公务员当然就是现在中国大学生毕业后的第一首选，因为目标明确，收入又不错，相对稳定，也有比较高的可预期性。你总不至于想要去就业市场上去混一个不太确定的职位出来，搞不好你明年你就会失业啊。”
甲思丁表示，对于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公务体系的收入比许多私营企业提供的待遇要好。以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为例，普通公务员的年薪约为15万到20万人民币，此外还有额外的奖金和补贴。
除了公务员外，甲思丁指出，许多年轻人也选择报考“事业编”，即一些与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事业单位。尽管这些事业单位员工的薪酬和福利比一般公务员稍低，升迁也更依赖于内部规定，但其稳定性和福利仍使许多年轻人趋之若鹜。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考公的部分岗位竞争尤为激烈。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仅招录1人，却吸引了1万6702人报名。此外，从地区来看，北京和广东的报名考公的人数最多，均超过25万，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则是西藏，竞争比接近150比1。
对此，甲思丁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尽管他和其他年轻人对公务员考试的激烈竞争早已有所预期，但真正让他们感到不公和剥夺感的，往往出现在面试环节。他认为，很多岗位的录取，最终往往取决于“关系”，导致某些职位呈现权力世袭的现象。普通考生即便在笔试中表现出色，也很难获得同样的机会。
甲思丁告诉美国之音：“笔试就算是第一，面试只要找得到关系，你也可以逆袭，不然你以为像什么中国烟草、中国电力、中石油，很容易会出现一家三代，从爷爷奶奶辈，一直到孙子孙女辈，他们每一代的人都可以稳定的考进这个优渥的岗位。怎么做到的？总不可能你一家三代都很会考试吧？”
中共为维稳考虑？公务员名额三分之二给应届毕业生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开放的3.97万个公务员岗位中，约有2.67万个岗位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另外2.75万个岗位则分配给县级及以下的基层机构，两者合计占总招录人数的近70%。这一趋势反映了近年来招录政策更加侧重于吸纳应届毕业生和加强基层岗位的配置。
旅居美国纽约州的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于公务员考试的放宽，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同时也有维稳的考虑，希望通过提供更多公务员职位来降低这些风险。
唐靖远说：“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戾气特别重，各种“献忠式”的，开着车去撞人的恶性案件是层出不穷，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共它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维稳的角度，想要尽量的把这种社会矛盾，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这些刚刚毕业的年轻人都血气方刚的，如果说他们要是大批人都是一毕业就失业的话，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的因素。“
唐靖远还提到，虽然公务员工资不高，但体制内的隐形福利和“权力变现”机会，使得一些人认为公务员是值得选择的道路。公务员通过权力转化为灰色收入，如腐败、权力寻租和内部福利，使得部分公务员的经济状况远高于正式工资水平。
他认为，多数年轻人考公的选择背后也反映了一种“躺平”心态。他指出，年轻人不再追求职业晋升和个人发展，而是更多地寻求基本的生存保障。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中国经济严重恶化的结果。
唐靖远说：“年轻人就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如果说，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把进入体制内去当一个公务员去混吃等死，当作自己的首要的选择，它就已经证明说，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它的政策一定出了大问题，其实是没有未来的。”
中国经济学者因指出失业率等问题遭禁言
“考公热”在中国持续升温的现象，与经济形势、就业压力、学历贬值以及社会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近期，中国经济学者付鹏和高善文都指出，中国当前经济困境和高失业率的问题日益严峻。
付鹏在11月底于汇丰私人银行的一次演讲中，批评中国当前的教育与就业政策，指出中国通过大学扩招来将年轻人留在校园，企图降低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压力。然而，这一政策未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导致了本科文凭的贬值。
付鹏还通过今年清华、北大本硕比1比3的数据进一步说明，研究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学历“内卷化”，硕士学位也可能步本科文凭贬值的后尘。他说：“如果三年后经济的问题还不改善，我估计开始鼓励你们(年轻人)读博了，读到30岁再开始就业吧。”
此外，中国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于12月3日在深圳举行的一场会议中，引用各省城镇就业总人口的数据指出，在疫情以来的三年间，中国“累计有4700万劳动力不能够正常地找到工作”，反映了疫情对就业市场的长期冲击和严峻挑战。
由于公开指出中国经济和就业等问题，付鹏与高善文目前已被禁言，两人的微信账号遭到封锁，相关文章在中国网络上几乎已搜寻不到。
专家警示：公务员未必能保证长期稳定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与企业中的高压和加班相比，公务员工作时间较稳定，且有固定的福利和“铁饭碗”保障，但部分地方政府因为财务压力，可能无法按时支付工资或面临更大挑战，这使得公务员工作虽然有保障，但也存在风险。
庄嘉颖说：“(当公务员)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中国政府可能之后，政策有些调整，可能希望说公务员转到其他工作，分配到很偏远的地方，有些人可能生活不习惯，或者说分配到一些地方政府财务、债务有比较大的挑战，如果说公务员要相对的保障，那方面的保障也可能会有打一点折扣。”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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