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简介
维吾尔知识分子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致力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致力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之中，民族和谐相处之道。这些温和的行动却为他招来牢狱之灾：2014年9月23日，乌鲁木齐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他无期徒刑，至今已经10年。2019年12月18日，欧洲议会向伊力哈木颁发“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表彰“他努力为修复汉族和维吾尔族的裂痕所做的工作”。
2024年是他被判无期徒刑十周年，12月18日是他获得“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五周年，12月23日是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正式生效三周年。“低音”在12月23日发布“拒绝遗忘”《伊力哈木・土赫提》播客下集，讲述他如何被捕以及关心他的人如何奔走努力。
《伊力哈木・土赫提》播客上集已于12月18日发布，欢迎点击这里收听： https://diyin.org/podcast/2024/12/ilham-tohti-1/
节目精彩时刻
- 00:00:38 2013年北京的冬天，父女分别
- 00:08:22 “我宁愿你在美国扫大街都不要留在中国”
- 00:11:33 目睹父亲被警察抓走， 年幼的孩子心中留下创伤
- 00:12:50 把伊力哈木的名字介绍给世界：“萨哈罗夫奖”
- 00:24:47 用维吾尔人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纪录片《噪音与杂音》
- 00:29:00 拒绝遗忘每一个普通的维吾尔人
- 00:36:20 维吾尔人的自由和汉人的自由，紧紧相连
本期节目嘉宾
菊尔・伊力哈木（Jewher Ilham）：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女儿，劳工和维吾尔议题倡导者，多年来为伊力哈木和维吾尔人权奔走发声，参与制作一部用维吾尔人的声音讲述新疆再教育营的纪录片，All Static and Noise《噪音与杂音》。
侯芷明（Marie Holzman）：研究当代中国的法国汉学家，从“文革”时期就在关注中国的人权。2019年伊力哈木获得“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的提名，她是推动此事的主要人物之一。
延伸阅读内容
播客文稿
旁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低音播客推出的人物专栏“拒绝遗忘”。这一期是《伊力哈木》的下集。在上集，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和法国汉学家侯芷明讲述了伊力哈木是如何从新疆阿图什走去北京，创办“维吾尔在线”，并因为韶关事件和七五事件受到政府打压的故事。在这一集，你将听到伊力哈木和菊尔父女在机场的分别，那些关心他的人如何为他奔走。
1. 2013年北京的冬天，父女分别
旁白：2013年2月2日，北京还很冷。菊尔与父亲一起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飞往美国。但在机场，伊力哈木被拦下，菊尔被迫独自一人，飞往陌生的国度。这是父女两见的最后一面。
菊尔：我其实是不打算跟我父亲来美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大一了，当时是寒假，有个舞会，我非常想去，我人生中从没有去过这种正儿八经、像电视上那种穿小礼服的舞会，我非常想去。我父亲就跟我说，这个寒假你跟老爸一起去美国吧，你可以去待两三个星期，看看美国是什么样，看看你喜不喜欢，说不定将来可以去出国深造。我是拒绝的，完全不感兴趣。我说不，我要去参加舞会。我父亲软磨硬泡，说我这一去，少说一年，多说要两年，你都要见不到你老爸，你难道舍得吗？后来我被他软磨硬泡，道德绑架，最后才同意跟他一起去，我们一起去申了签证。从头到尾我都是不情愿的。我们2月1号才开始收拾行李。因为家里经常随时有警察出入，他们经常会来吃饭喝茶，突然间就来了，甚至有时候睡在那里，我们怕提前收拾行李，他们会发现我们要出国，所以我们直到2月1号才去收拾的行李。当时我母亲都不知道我要出国，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我可能出去也就是两个星期嘛，回来再告诉她就好了，所以我就同意了我父亲的提议，不跟我母亲讲这个事。
2月1号收拾完行李，我们吃了个晚饭，我的继母做了个非常好吃、香喷喷的拉条子，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最后一顿在家里吃的饭。飞机是10点或者11点，我们是凌晨3点出的门。为什么凌晨3点就出门了呢？因为我父亲当时说，哪怕楼底下有警察，哪怕有便衣，凌晨3点他们可能在打盹，想不到我们会大半夜出门，可能不会跟踪我们的。我当时还觉得，我父亲有点多疑。我们凌晨3点打了一个的士，就去了机场，一路特别顺快。我就说，你看，你想多了吧。我爸说，你看，我说的对吧，凌晨3点出门，这些警察就是在睡觉呢，他们不会跟着我们的。后来我们到机场，去托运拿登机牌，我父亲都一直东张西望，就怕警察突然之间出来，说你们不能出境。我们一切都特别顺利，还过了安检，我父亲终于大呼一口气，说太好了，我们现在要过海关了。
我们排了两条队，到过海关的那一刻，都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的那条队过得比较快一点，到我那儿，可能就几十秒，他们刷了一下，一分钟之内就允许我过了。我就在对面等我父亲，看着我父亲那个队继续排。到我父亲的时候，花的时间不是几十秒一分钟，而是至少十分钟。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海关的女官员开始打电话，一直拿着我父亲的护照，盯着他的护照。我父亲就在那里说，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我们要赶飞机，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没过多久，她打完这个电话，我印象不太清了，但至少有四到六名机场的安保人员就到了，他们穿着有点像特警的那种黑色衣服，就开始拉扯我父亲走，非常粗暴。当时对我冲击力非常强，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对我父亲这么粗暴。我从小生长在民族大学校园，见到都是我父亲的学生，他们对我父亲尊敬有加，其他老师，甚至我父亲曾经的老师也都对我父亲尊敬有加，我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人对他这么粗暴无礼。我很惊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人理我，也没有人给我解释到底发生什么，我只能自己去找他们。我就跟上他们，问你们把我父亲带去哪里。他们发现我是他的女儿，就拉着我一起走了。
2. “我宁愿你在美国扫大街都不要留在中国”
菊尔：我们就被关进了一个小屋子，有一名穿着警服的警察坐在小凳子上看着我们。那个小屋子应该是打印室，非常小，里面只有两个凳子和一个打印机，我们就在那里坐了可能好几个小时。我们是凌晨三点离开了家，到机场的时候，可能也就四点钟，从四点钟到起飞中间好多个小时，我们在那个房间。一句话不让我们说。我父亲就说我们有正规的登机牌，有签证，所有东西都是合法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被非法带来这么个地方，我需要打电话，我要跟我的律师联系。他们就说，你要等。直到那位海关女官员拿着我的护照回来说，你可以走，你爸不可以走。那对我是再一次冲击吧，就是我父亲和我要被迫分开这一点。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我说那我不走。她说你可以不走，但你想走的话，你可以走，你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父亲当时就说，我觉得你得走，你想走吗？我说我不想走。他又问我，你想走吗？我说我不想走。他又问我你想走吗？他说你为什么不想走？对我来说，我父亲当时问我的那个问题是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有点滑稽。我就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你难道希望我去一个人去美国旅游吗，我去美国一没有学上，二又不是去工作的，三我又不会语言，四我又没有认识的人，我去的唯一原因是你要去，但你不去的话，我为什么要去呢？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我父亲还在辩论，那位女官员开始不耐烦，一直问你走不走，你不走，那我就把这个撤销了。我父亲就开始推我说，你得走，这可能是你最后一个机会了，我宁愿你在美国扫大街，也不愿意你留在这。
侯芷明：他用很凶的话，说我命令你去，你必须去。他的女儿后来告诉我，她是上飞机了，坐飞机的时候，一路掉眼泪，一路哭，哭着到美国。因为她从来没去过国外，什么都不知道。Elliot Sperling（注：史伯岭教授，美国著名藏学家，历史学家）去接她，Elliot Sperling 变成了她的第二个爸爸，帮助她学英语，上课，上大学。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个灾难。Elliot Sperling 单独居住，有人发现他在家去世了。人们没注意，因为他没来参加一个会议，所以大家怀疑他怎么不来，（才发现他去世了）。菊尔那个时候可能大概20岁，又失去了一个父亲。但是这个女孩特别有力量，特别有勇气，她还是继续生活，继续赚钱。她每个周末都做饭，给所有的学生做，他们都喜欢她的新疆菜，就这样生活，赚一点钱，学习。
3. 目睹父亲被警察抓走， 年幼的孩子心中留下创伤
菊尔：我觉得我父亲当时完全预料到了，他这次被抓可能和以前几次被关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当时可能预料到了，这可能是我们家里人最后一个站在自由土地上的希望吧，所以我父亲逼着我离开了那间小屋子，逼着我上了飞机，我就莫名其妙来到了美国，在我开始就拒绝的情况下，18岁来到美国。别人出国，要么是先学习托福，要么是先学习雅思，我两个都没有。我以前学的是阿拉伯语，对于我来说，英语是高考之后就不用再担心的事情了，结果又要重新学这个语言，重新建立一个环境，又开始重新去交际等等，每天担心我家里人身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父亲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到美国的那一刻就去主动联系我父亲，前几天，我父亲是没办法联系上的，我就很担心他是不是被关押了。两三天之后他被放回家，开始被软禁。后来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2014年1月15号，我父亲被从家里面带走。当时我父亲和我两个弟弟在家里面睡午觉，那个时候他也没办法教课，所以他天天就待在家里面，看我两个弟弟，我继母是在上班。我两个弟弟，一个小的才三岁半，大的七岁，在他们两个小孩面前，我父亲被非常粗暴地带走了。当天发生的事，到现在对我两个弟弟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阴影。我自己是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知道我大弟弟心里受到创伤非常大，甚至他心脏也出现了问题，在学校也非常struggle。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我弟弟，因为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逃出来的。如果两个弟弟当时跟我一起出来，他们肯定现在生活会好很多，起码会安全无忧很多。对于这个事情，我一直很内疚。
4. 把伊力哈木的名字介绍给世界：“萨哈罗夫奖”
旁白：伊力哈木被捕的时候，世界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欧洲议员们，甚至都不知道新疆在哪儿。在很多人的努力下，国际社会终于知道了伊力哈木，和他曾为民族和平所做的一切。
2019年12月18号，欧洲议会向伊力哈木颁发了“萨哈罗夫奖”，菊尔代替她父亲领奖。这个奖设立于1988年，名字来自于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这位物理学家因反对斯大林独裁而遭到政治迫害。
侯芷明：一个是曹雅学，最重要的人物是曹雅学。曹雅学住在美国，积极发表很多有关中国发生的事情的文章，而且她比较注意人物，所以她做很长的访问，那些律师，那些就是被判刑的人，或者在积极做事的人。有一次她路过巴黎，到我家里来，跟我讲伊力哈木的事情，我们在一起讨论。她说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两个人决定必须到欧洲议会去呼吁。第三个人是Anver Can（注：自由欧洲电台退休记者安瓦江，维吾尔人）。我们是90年代认识的，因为我们两个经常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在布鲁塞尔，或者在瑞士。他当然是呼吁新疆的人权，以前已经有问题，但是没有现在那么严重。他那个时候说伊力哈木是最重要的，必须要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思想家，他的目的是，现在我们新疆维人和汉人之间的关系不好，我们对将来一代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两个人经常用英语讨论这个问题。他住在德国。参加那些国际会议的也会有很多中国人，有魏京生、蔡崇国那些积极的民运分子，所以我跟他说没问题，我们直接跟蔡崇国去讨论这个问题吧。我记得这个会议是三天的会议，第一天蔡崇国说我现在没空，我有很多会议，第二天也就这样，第三天我就拉他，我说你必须跟我们吃饭。我很吃惊，因为吃饭的时候，蔡崇国好像没有热情的反应。他最后说，你这个培养新一代那种好的感情的计划，是做不了的。我很吃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可能比较天真吧，我以为什么都能试试看，不一定能成功，但是起码可以开始。但是蔡崇国看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素质看得比我清楚，他知道是做不了的。
Anver特别失望。伊力哈木被抓的时候，他马上建立这个Ilham Tohti Initiative，就在慕尼黑，请我跟他一起进行活动。所以我们最初是三个人，曹雅学，他，和我，后来还有Elliot Sperling。Elliot Sperling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汉学家，他非常理解西藏和新疆，原来跟伊力哈木好朋友，他去北京的时候经常跟伊力哈木见面。伊力哈木和他的女儿准备离开北京到美国去待三个月，就是因为Elliot Sperling在Illinois，请伊力哈木・土赫提到大学去演讲。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又有一个人帮忙，他是一个比利时的NGO在欧洲议会工作的人，所以他帮助我们联系这些欧洲议会的人。第一次是曹雅学，Anver和我去。我永远记得，曹雅学去见这些人，马上开始说话。我说，我们在这儿给你介绍伊力哈木的情况。99%的人都不知道伊力哈木是谁，都说，我们听你说。差不多说完后，曹雅学又说，如果我们不说话，谁说话。然后她开始哭，说我这个中国人必须救这个维族人的命，因为他的情况，我都不能忍受。她真的又有感情又有能力又有知识，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她的中文非常好，英语也非常好，所以她什么都会翻译，帮助我们提供很多材料。原来伊力哈木写过的文章，通过她非常积极的工作，我们得到了很多材料。
我们去欧洲议会，去布鲁塞尔，或者是去斯德拉斯堡，都去过，我不知道我坐过火车坐过多少次。有意思的是，可以说九个月之后，没有一个议会会员不知道伊力哈木是谁。我们组织了很多会议，很多新闻招待会，而且直接跟一些欧盟的议会会员（联络）。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人，他的姓挺好听，Kyuchyuk （注：Ilhan Kyuchyuk，欧洲议会议员），是一个保加利亚人，他当时是最年轻的议会会员，我们之间有非常好的工作联系。他总是愿意帮我们组织一些跟别人见面。我问他，你对伊力哈木・土赫提为什么那么热情？他是一个保加利亚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是讲土耳其语，在共产主义之下，这些人就受过特别大的压迫，不能用他们的语言上课，也都得改自己的名字，他自己出生时的名字在学校里不能用，所以他非常理解少数民族被压迫的感觉。他对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同情是巨大的。我去年12月份又跟他一起吃饭，我们一起互相安慰，说大家继续奋斗，有时候需要见面，再做联系。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热情和合作的那种气氛是非常好。
伊力哈木是2019年得到萨哈洛夫奖。我们努力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得到这个奖，为什么，因为萨哈洛夫奖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注意的话，你可以发现很多得到了这个奖的人，以后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这是第一步。同时因为欧洲议会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通过努力，伊力哈木得到了很多奖。欧洲议会的liberals发了一个奖，瑞士的一个基金会也发了一个奖，还有捷克的哈维尔基金会也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奖。他们在布拉格还立了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一个像。每次哈维尔发奖的时候，还会请Anver Can去参加，替伊力哈木・土赫提去说话。还有一个欧盟的特别的和平奖，他也得到了。这些奖项的最大影响就是让很多人记住（他）。你如果看Wikipedia，都写得很清楚，每一年什么人得了什么奖，150年后还可以查，还可以知道当年那个人得到了那么多奖。2015年的时候，人们还不太清楚新疆在哪。我记得我们的一个外交部部长，有一次他想提这个话题，但是他不知道维族人怎么说，我们维族人说Ouïghours（注：法语“维吾尔”的意思），他不知道这个名字，就叫他们Yaghourts，就是法语的酸奶，所以全法国人都笑得不得了，但这就说明问题，当时大家连Ouïghours这个词都不知道。我们在欧洲议会、法国议会有很多支持，有一位特别重要是Raphael Glucksmann。Raphael Glucksmann很会用电脑，很会跟年轻人联系，所以他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跟一个住在巴黎的维族女士Dilnur Reyhan合作，影响非常大，过一年之后，所有的高中学生都知道维族人的情况，现在有那么多人被送到集中营，被强迫劳动等等。在法国，有关新疆的认识从0到了90%，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变化非常大。
5. 用维吾尔人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纪录片《噪音与杂音》
菊尔：2018年底开始，我就参与了这个纪录片摄制process。我们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制作了一个纪录片，叫All static and noise，《噪音和杂音》。我们去年编辑完成，开始去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去放映。这个纪录片很大一部分是有关于我父亲的，以我父亲的故事作一个起点，连接到其他人的故事。有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故事，在集中营里的我父亲的学生，还有很多在挪威、在土耳其的不同的维吾尔人，有家里人过去被抓捕，还有现在家里人还在被关押的维吾尔人。我们有去采访他们，并把他们的故事放入这个纪录片中。我们这个纪录片是在37个不同城市拍摄的，包括7个国家，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只就是提供一种维吾尔人的声音，我们需要提供不同维吾尔人的声音，没有一个人可以去代表全部族群，所以我们尽量去提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故事。
很多纪录片、电影都喜欢要一个西方人的声音、主角或者英雄。我们这个纪录片没有英雄，也没有西方人的声音，整个叙述都是由维吾尔人来完成的，所有维吾尔人的故事，都是通过维吾尔人的口诉说，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转述。这个纪录片并没有一个结局，因为维吾尔人受到的迫害还在持续发生中。但是我们在结尾用了一个艺术性的形式来表现希望的存在，因为我们希望这个纪录片可以让维吾尔人感受到希望，能让汉人感受到希望，也可以让全世界各地受到压迫的人都感受到希望。This is not the end，我们可以自己写我们的结局，我们可以自己去改变我们的结局，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有希望的。
侯芷明：从2018年开始，我们逐渐了解被强迫劳动的维族人的情况。习近平要求建立那么多监狱，有这些卫星来的照片，我们都能看到在整个新疆地区到处都有这种集中营。大家看到这些，几乎可以说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个是法西斯的做法，是纳粹式的做法，纳粹时代也有这种集中营，对欧洲人来讲，看到现在世界上又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个种族压迫另一个种族，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不属于现代世界的，我们不能接受，不能允许。可惜的是新闻题目变得很快，后来有乌克兰战争，现在谈维族人的情况谈得很少。
6. 拒绝遗忘每一个普通的维吾尔人
旁白：在黄章晋所写的《再见，伊力哈木》一文中，他记录了他跟一个年轻的维吾尔小贩的交流。他写道，“10月份从深圳回了趟老家，出了火车站，路过一位在屋檐下躲雨的维吾尔年轻人的小摊时，突然灵机一动，冲着他说了声：yahximusiz（你好）！他眼睛里立即跳出热情喜悦的火花，为我翻烤羊肉串时，话格外多，汉语。其实，普通人时刻关心的是讨生活，民族意识、情绪，他有，可现实更是现实，所求不多，一句“yahximusiz”、“rahmat”已足够要人惊喜，因为他们平时听到的，不是恐怖分子就是小偷。有一天你会和我一样认为，这不公平。”
采访中，菊尔告诉我们，她希望大家多去读书，不要只读汉人写的，也不要只读维吾尔人写的，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去交流，去沟通，不要让政治权力垄断了对一个族群的叙事。
侯芷明：现在我们习惯了中国政府会给那些知识分子判无期徒刑，但是当时没有那么多新疆人入监狱、判刑，而且判那么重的刑，所以他被判无期徒刑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应。很多人开始呼吁，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世界的新闻太多，所以呼吁之后也没有什么消息。
菊尔：我那天参加那个中文活动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大家应该多读，多读书，不要只读一方面的声音，不要只读汉人的声音，也不要只读维吾尔人的声音，不要只倾听一种声音，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一个社会应该有多种声音，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是非正常，是变态的社会。我接触到了很多汉族朋友，无论他们是支持维吾尔也好，不支持也好，他们的很多见解有点过于狭隘了，有点过于局限自己的那一个圈子以及自己的那个观点。我觉得去了解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It helps to make it more nuanced（大意：有助于更加细致地了解问题）。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我们不应该让中国政府得逞，让他们继续妖魔化人权捍卫这个行为。你去捍卫你自己的人权也好，其他人权也好，不是你不爱国的表现，不是你不爱党的表现，不是你极端的表现，也不是你仇恨的表现，而是应该是爱的表现，我们不应该让中国政府成功扭曲这些概念。如果我们允许中国政府继续这样，允许其他人继续这样，慢慢的这就会变成一个事实了，那么某一天不论是维吾尔人也好，其他民族也好，你只要是捍卫人权，那就代表你是极端和暴力的，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的。社会就是完全被奴役化的一个社会，我觉得是个很悲惨的事情。你在别人去闭住你的嘴的时候，你自己已经封住了你的嘴、你的脑和你的思想，那你就是你自己最大的牢笼，你的身体没有被关进一个监狱，但你已经给你自己的思想和心判了无期和死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伤心的事情。
每一个维吾尔人，就跟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人一样，我们的血不比你的红，我们的血也不比你的黑，我们的心脏不比你大，我们的心脏也不比你小，我们的眼睛可能稍微大一点，开玩笑的，但是我们所有人fundamentally都是一样的。我们里面都是五脏，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两条腿，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加高尚，更加重要，或者是分量更重。到头来每个人想要的就是活，活得像个人，活得有尊严。无论维吾尔人也好，其他族裔也好，我们现在做出的就是为了活的抗争，因为现在维吾尔人已经连像人一样活的权利都没有了。
7. 维吾尔人的自由和汉人的自由，紧紧相连
菊尔：今天的听众，你们在听到我批判不同的民族政策，中国政府的行为，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be defensive，想要去辩解说，可是明明是维吾尔人有这种待遇、那样待遇，那我觉得挺悲哀的，我觉得今天这个podcast你可能没有真正在听。因为我们不是在去讨要更多，也不能说讨要，我们在诉求我们应得的，你应得的东西和我应得的东西是一样的，我并没有比你得到的多，但我不应该比你得到的少，这个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多想一想。如果维吾尔人得到的东西真的是那么多的话，你觉得维吾尔人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吗？用算术，Math is a math question，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平衡的，有行为就有结果。如果维吾尔人真的受到这么多优待的话，今天还会有上百万维吾尔人受到这么大的迫害，这么大的侵压？
不一定所有维吾尔人都会有这种思想，不是所有维吾尔人都能够满足于中国政府完善自己的承诺，以及自己的法律，但是哪怕有些维吾尔人有更多的诉求，那也不代表他们要求的是比汉人所得到的更多的。我觉得以现在政治情况下，维吾尔人的人权被尊重，和汉人的人权被尊重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汉人不去加入到这个斗争的团队里，那么维吾尔人能获得免于迫害的自由，其实是非常难达成的。疫情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无论是绿码追踪，防止你出门，还是那些摄像头去跟踪，都是在维吾尔人和藏人身上已经尝试过一遍，测验看看有没有好不好用，才开始普及的。不然中国政府怎么可能在短的时间下，能大面积的去跟踪，去针对这么多人呢，对不对？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过经验了。就像我刚刚说过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珍贵，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也希望我们在探寻人权和平权的这个道路上，不要排除其他族裔，其他群体。
8. 结尾：维汉和平——伊力哈木的采访录音：“把我埋在新疆”
伊力哈木：我并不认为汉民族是我们的敌人，哪怕在两个民族发生仇杀的时候，甚至发生民族屠杀的时候，我也会呼吁汉民族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我也会说出我们应该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但这个国家什么事都会发生，所以你都会随时有准备，你没有想过的很残忍的事情会在你的家庭，你的身上（发生）。我也有疑虑，到时候把我污名化，比如说我卖白粉，说我卖武器，说我组织过暴力，是恐怖分子，说他去过拉登的基地，他是拉登的人，是美国的特务，是热比娅的人，是世维会的中国的（代表），我不知道，反正各种东西（污名）。所以很多东西无所谓，勇敢地面对。第一，当然我是很希望到时候是依法处理。二，很希望不要有影响汉民族的事件，仇恨的事件发生。我不希望没有维吾尔人的声音，汉人的声音，理性的声音。这是我对汉民族的期望，对我民族的期望，对我们两个民族的期望。第三，哪怕要出现死亡的事情，把我埋在新疆。
感谢收听本期拒绝遗忘，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伊力哈木・土赫提的案件以及其他被迫害的维吾尔人。
低音是一家非盈利的独立媒体，我们发出时代的低音。为那些被忽视的社会人群和议题发声，用不一样的方式和这个世界相处。
文章来源：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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