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恒君：“青瓦台魔咒”与尹锡悦总统弹劾案

12月3日，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戒严令，但在遭遇全面反弹后迅速收回。这场“政治地震”同时体现韩国民主体制的弊病和韧性。曾在韩国求学执教多年的学者吕恒君认为，如果韩国社会能以此为契机，对现行制度进行反思和改善，或许能够告别“青瓦台魔咒”与复仇循环，开启更为平和坚固的民主实践新路径。

（德国之声中文网）12月7日韩国国会就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滥用戒严权而进行弹劾表决。虽然在野党及民众呼声强烈，执政党议员却以集体缺席方式进行抵制，从而使得总统弹劾一案暂时落空。

从长远来看，一段相对平稳而冷静的思考期，或许比急速的“换人游戏”更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反思、检视与改善。

而倘若该案能就缘由、法理与对策进行广泛的深入讨论，并打破韩国民主化历程中挥之不去的“青瓦台魔咒”（即激烈的执政者清算及复仇政治），则有望为韩国未来的政治圈塑造一个更为健康之生态。

尹锡悦的执政风格与“朝小野大”

由于尹锡悦隶属保守主义右翼政党“国民力量”，其常被国民乃至外界默认为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势力。显然，这忽略了其作为热血检察官出身的政治素人，身后并无保守势力及国家财阀大力加持的事实。

事实上，作为韩国60年代戒严时期出生、80年代民主化伊始接受大学教育、90年代民主化巩固成型时期正值英年（30岁）的“386世代”（386세대），尹锡悦属于韩国民主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代。其在大学时代的模拟法庭中大胆定罪“光州事件”之独裁者全斗焕，以及多年来不畏权贵而坚持逮捕李明博、朴槿惠、李在镕等一系列政经保守垄断势力，正是其曾经忠于宪政理想的明证。

2021年，文在寅总统卸任之前曾有意打破“青瓦台魔咒”，意欲削减检察官权力。时任检察总长尹锡悦愤而辞职，随后加入最大在野党并以不到1%的微弱优势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上任之后，这匹政坛“黑马”凭借敏锐的政治直觉试图重建对日友好关系，以致力于打造美日韩同盟而强硬应对朝鲜核威胁；其亦成为首位参加北约会议的韩国总统，并给与乌克兰援助与同情。在对华关系上，其虽在萨德部署上态度强硬，但经上月APEC会议与习近平会晤，韩中关系开始回暖：其清晰声明对韩国而言，“中美两国不可二选一”。

然而，由于其从执政伊始便面临“朝小野大”的反对压力，其囿于检察官出身似乎又较为固执强硬、不善沟通，从而构成了其内政统治的不利因素：譬如，其分外倚重丑闻缠身的夫人金建希而否认韩国的性别压迫，从而被年轻世代特别是女权主义者认为激化了性别矛盾；其因身后缺乏深厚的党羽支持而倚重学长学弟的“理想者同盟”，被质疑为“任人唯亲”；而其硬啃韩国医疗改革这块积重难返的硬骨头，则遭到精英阶层无情抵制。而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却在疫后经济困境中被指责为“经济、民生和物价管控不力”。

而由于韩国总统执政期长达五年且不得连任，今年4月的国会选举被视为其“期中考”。在这场“大考”中，由于以共同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进一步获得多数席位（占300席中的192席），韩国政局中较为常见的“朝小野大”对立局面进一步加剧，这使得原本就已艰难执政的尹锡悦政府几近瘫痪。譬如：强势的国会不仅屡屡拒绝其立法提案，屡屡弹劾政府官员，最近半年以来更是加大弹劾频度广度；而更具争议的是：11月29日国会在韩国宪政史上史无前例地单方面强行削减国家预算并拒绝协商撤回，这不仅令包括期望缓解低出生率、提高儿童保育预算在内的地方自治团体等叫苦不迭，亦使小工商户和个体经商户的补贴增幅无望，而打击毒品犯罪及应对突发灾难的国家安保、监察院等工作经费等亦遭到削减。

韩国民主共识深入人心

在日益激烈的党争面前，似乎为了摆脱执政困境，尹锡悦最终不惜动用总统戒严令而孤注一掷。然而，由于戒严令的本质为军事管制，其使用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并最有可能直接伤害普通公民的自由权益，因此，这不仅令整个世界为之一震，亦令人惊惧地体会到了民主体制的脆弱性。

值得庆幸的是，在总统或因一时冲动而严重误判国内局势的紧急关头，普通韩国国民、特种部队军人、在野党议员、乃至执政党党员本身等，均不约而同地迅速“抗命”，并迫使总统根据国会表决而在短短六小时内依法收回戒严令，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这充满戏剧性的浓缩一幕，堪比任何韩剧均为精彩；其在危机时刻真实地体现出韩国的民主共识已深入人心，或可堪称世界级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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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特种部队戒严士兵向抗议国民的鞠躬道歉，以及他们发现自己空降国会而非战争“前线”的深切懊悔。此种令人惊叹的民主素养令人感慨：韩国民主运动史上的鲜血没有一场是错付与白流。而这既得益于无数普通国民的英勇献身，亦得益于众多影视文学作品的传播（譬如光州运动正式平反之前SBS电视台国民电视连续剧《沙漏》- 모래시계），甚至亦包括笔者所亲历的、尹锡悦总统本身所隶属的“386世代”们对后辈学子们的谆谆引导与薪火传承。

而另一方面，随着尹锡悦总统7日面对国民的“诚挚道歉”以及绝不发起二次戒严的声明保证，显然其亦与身后执政党达成某种协议：即避免冲突激烈且程序繁琐、历时漫长的弹劾，或向总理与执政党有序递交总统权力，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政治斗争升级或国家社会陷于动荡。而对于尹的主要政治对手即在野党的李在明（共同民主党）与曹国（祖国革新党）等人而言，其应同样遵守程序，应就各自原本缠身的司法讼诉进行回应。

虽然此种有序递交权力的“提前卸任”目前亦遭到攻击或抵制，但相对历届总统难以逃脱的急剧风云变幻（即“青瓦台魔咒”），此种较为冷静平缓的处理机制或许能争取一些时间，促使朝野共同审视韩国政治体制中长久存在、且越来越不容忽视的一些问题：譬如总统制下，总统本身拥有的权力是否过大，因而反而容易引起政治斗争或带来执政干扰？而为期五年、不得连任的单一总统任期，在四年一届的国会选举之前，是否又极易因为日期的错档而沦为“朝小野大”的“跛脚鸭”？而目前最重要的，或许是在经济本来就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在野党是否有权单独强行处理国家预算？

由于上述问题均事关民主宪制是否妥善运作的协商与妥协精髓，或许唯有借此时机展开充分辩论，一项一项进行厘清，整体社会方能以开放性的态度进行合理且适度的判断。

不可忽视的“国家治理能力”

在日前强烈支持总统弹劾、积极发起游行示威的民众之中，不少人提到了“纠正国家错误”。对于一个经历过长久戒严统治的民族而言，街头出现的直升飞机与装甲车不啻于痛苦的负面记忆，一向注重公民参与的韩国民众无论如何不会允许其在现实生活之中魔幻重演。

而另一方面，当前尚未引起重视的另一问题则在于：要使民主化决策不被“单一”、“高效”的专制主义所抛下，特别是在疫后、（准）冷战等特殊时期保持高决策能力与竞争能力，一个不容忽视的机制则是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近年来所强调的“国家治理能力”：即虽然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终极普世价值，但国家治理能力（state）必须与法治原则（rule of law）和民主问责（democracy）相平衡。 
显然，自上台以来艰难执政的尹锡悦总统亦在与反对党的长久拉锯战中意识到了某种“不平衡”危机：譬如总统室一名高级官员曾在今年11月的APEC会议之后公开表示，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及决策程序，中国高层做出的重大决策执行速度极快。

而相比之下，在一个相互制约的民主社会，除了执政者的沟通技巧与耐心素养，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或执行力等无疑还需各朝野政党、甚至德国那样的执政党联盟（如同样因党争或财政赤字争论而已破灭的“交通灯执政联盟”）保持某种共识，守候合作底线，以尽量避免激烈党争以防止政治圈内部的过度消耗。

而审视韩国民主历程中如影随形、似乎无从突破的“青瓦台魔咒”，除却文化传统与社会政经结构之中常见的人情羁绊、财阀影响力、单一民族体较为刚烈的个性等等，恰恰亦在于激烈的党派冲突已然演变成超越政治合作的顽疾。这不仅造成激烈的政权更迭与清算，亦有悖民主制度一向主张的包容妥协与及时有效的纠错体制。

基于此，虽然尹锡悦总统因不当发布戒严令而引发巨大社会地震，但倘若整个社会能以此为契机，以开放、彻底的反思心态进行政治制度的检视，并以勇气寻求制度性的处理改善机制，或许方可令韩国政坛自我革新，就此逐步告别“青瓦台魔咒”与复仇循环，从而步入一条更为平和、更为坚固的民主实践新路径。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华裔德籍汉学家，曾求学于韩国延世大学、檀国大学，并执教于韩国弘益大学、庆州大学等多所高校。此后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国际关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