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際會，時局變異，十年竟如一瞬，雨傘革命猶像昨天。
法國史家Pierre Nora在1989年4月發表由法語轉譯成英語的論文〈在記憶與歷史之間：記憶所繫之處〉（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控訴在追求徹底理性的現代，人類社會自原初以來即珍而重之，賴以認知自我、族群、和過去的集體記憶，已然被客觀、物質、無情、冷冽的歷史所取代。我們是自古以來最嚴謹的史家，如同瑞士的錶匠一般毫秒不差地記錄我們身邊的每件瑣事，於紀錄和檔案長情而多情；我們也是自古以來最懶惰的善忘人，任由外在抽象的史實覆寫我們內在真實的記憶，對自己的主觀感受無情而絕情。我們似乎漸漸忘記：理性與感性是相互交纏而非相互排斥，歷史與記憶相輔相成；見證兒女畢業、目睹父母逝世、仕途鯉躍龍門、居宅遭遇祝融，凡此種種，知之而感之，情緒自當湧泉而出；或說同一輪圓月，到底是惹起何事長向別時圓的離愁，抑或興起今月曾經照古人的哲思，觀者心境不同，得之感受自然不同。我們固然可以深入考究某某年某日某時放煙花甚式幾枚，但於那對在煙火下默許終身的情侶而言，或許更重要的是他們當天一同看煙花時的真摯感受，在當下如何將彼此連結在一起，在日後又如何繫永恆記憶於一剎煙火。
我們對作為歷史的雨傘運動瞭如指掌，由中大百萬大道大會、罷課不罷學、重奪公民廣場、九二八、87枚催淚彈、反佔中黑社會踩場、暗角七警、行動升級包圍政總、到最終警察武力清場，無論港共政府如何努力想掩蓋抹殺竄改扭曲，我們於一切事實依然如數家珍。相反，我們對於對作為記憶的雨傘運動知之甚少—或者應說不曾正視。
在2014年到2019年間，投入最大而受傷最痛的因為「雨傘後遺症」而不想記起，部分本土派則因為悼念六四的論爭而對回憶和紀念一刀割地嗤之以鼻；傳統泛民對六四的關注自然比雨傘多得多；更多普通人，則因為怕惹上麻煩而在他人面前對其雨傘經歷三緘其口。在2019年之後，反送中贏得全球關注，又贏得中共以國安法落水一齊攬炒。在海外，我們要照顧國際受眾的市場，談反送中自然要比談雨傘受歡迎得多；在香港，我們連六四也無法公開悼念了，又如何公開談雨傘記憶？
於是，我們把雨傘記憶埋在心底深處。但每當經過曾經的佔領區，我們的心都會泛起一種甜蜜的苦痛。Pierre Nora論「記憶所繫之處」，說某些具象徵意義的事、地、或物，會化作記憶的聖地，錨定社群的集體記憶，讓記憶在歷史的巨浪中永恆，也讓每個踏入聖地的人不可避免地同時踏入記憶之中。對很多人來說，他們的雨傘記憶繫於夏慤道，有些人繫於旺角匯豐銀行十字路口，也有些人繫於SOGO外的大馬路口。即便雨傘記憶落在了六四、反送中、和極權滅聲之間的三不管地帶，如同九龍城寨，被殖民者鄙視、排擠、清拆，但它卻始終在我們心中像幽靈般揮之不去，混沌而有序、蔓生而無形，牽繫於城中各處，深深地影響着我們的潛意識，構成我們的文化想像，化身為我們的身分認同，益忘益現，終至不朽。
有趣的是，雨傘的影響力、意義、和象徵，都不是在2014年當時便確立的。恰如所有的集體記憶，相比事件在當時如何發生，更重要的是人們在日後如何記起；換言之，相比探究客觀的史實，更有意義的是探究人們如何詮釋這些史實，最後又如何化之為記憶，沉澱於社群的集體意識之中。更有趣的是，因個人經歷不同，不同人對同一份集體記憶可以有不同詮釋，而隨社會背景變遷，我們在不同時間也會對同一份記憶有不同詮釋。
2019年後，雨傘革命的地位被大幅捧高，其於反送中抗爭的啟蒙作用被廣為肯定，但在雨革清場之後的好一段時間，要如何爬梳理解「咁大犧牲得個桔」，則是其時總結雨傘的首要議題。光譜的一端有熱血公民，開宗名義出版《雨傘失敗錄》，以最現實的角度，辛辣批評各處不足不是，一方面拒絕紀念也大力鞭撻雨革在現實政治上的失敗，另一方面則聲討他們眼中導致失敗的禍首。另一端，則有部分左翼社運的朋友，以最浪漫的情懷，在「九二八」一周年重返各個佔領區唱歌演講紀念，提出「傘落社區」、「遍地開花」、「深耕細作」等，一方面強調雨傘在精神上的成功，一方面歌頌夏慤村的烏托邦式生活。網路媒體《聚言時報》則中間着墨，出版《雨傘回憶錄》，任由不同投稿人講述自己的雨傘回憶，提出「紀念是無可厚非的，但應該同時帶有反思及自省，吸取經驗，為下一波的革命做好準備」。粗略綜而觀之，在2014至2019年之間，愈年輕和愈傾向本土派的朋友，愈傾向強調雨傘的失敗；愈年長和愈傾向泛民和左翼的朋友，則愈傾向肯定雨傘的成功。
不論將之視作成功的範式，抑或失敗的反例，雨傘影響力之深，問起無數與我年紀相彷的社運朋友，大多都不約而同地說雨傘革命是對他們最重要的人生轉捩點，也是他們情感牽繫最深的記憶，即便在2019年浩浩蕩蕩的反送中之後依然如是。自雨傘革命落幕之後，一直有「雨傘世代」的說法，指的是以雨傘革命為政治啟蒙的一代，以出生年論大概可被粗略界定為於9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這一代人在2014年時正值中、大學生時期，一方面是社會學所講形塑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的關鍵之齡，另一方面也是心理學所論纖細脆弱多愁善感之年。恰如上一代在目睹六四後深受衝擊，雨傘革命亦為雨傘世代帶來不可磨滅的改變。
作者介紹：
周竪峰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專攻香港當代政治史，研究領域為香港的記憶政治、無大台抗爭的沿革、雨傘世代的政治意識、以及殖民身分與國族想像等問題。自反國教運動起，以中大學生會會長、學聯代表、議員助理、政黨秘書等不同身位參與民主運動和推動本土抗爭。在2021年因籌備香港公民議政平台而受中共威脅，現流亡加拿大。
文章来源：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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