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六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兴起、掌握财富,在光荣革命之后,成功实现对君主制的改良,实现民主、法制,保护私有财产,并向全球推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比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也有了一定数量的中产阶层,但为何没有成功出现政治制度的改良,以保障自己的财产,取得更多话语权?
在接受加广中文专访的时候,李少民教授详尽地分析了英国和中国中产阶层所面对的政权的不同,以及中共有一套控制新兴中产阶级的方式,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其永远执政。
加广:李少民教授好!首先能不能先介绍一下,历史上,为什么英国的中产阶层实现了社会制度改良?
李少民教授:今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Robinson)就制度与经济增长进行过很长时间的研究。
我是从二十几年前就开始关注他们的研究,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关注中国,在考虑中国改革问题,想到中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但这三位经济学家最大的贡献不仅是有些理论上的突破,而是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收集数据,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十分巧妙的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比如,他们把1500年到1850年这段时间,重新建立了历史数据,包括大概2000多个欧洲的城邦国家 —— 那时候一个城市就可以是一个国家。比如,这些城邦国的总产值啊,城市化程度等发达的一些指标.
他们经过计量发现,有两个重要的变量决定哪些国家可以(有资本主义)兴起:第一个变量就是贸易。具体说,就是大西洋通往美洲的贸易,因为美洲是新开发的殖民地,有资源,还有他们强迫原住民劳动,有廉价劳动力资源;第二个变量,就是这国的初始的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 —— 也就是说,看当时这个国王是不是比较开放,或者用他的原文说是,是否不那么绝对,absolute
,允许王室以外的阶层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他们发现有两个国家,符合这两个条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荷兰。这两个国家既有发达的经过大西洋通向美洲的贸易,同时,这两国的国王比较开放和容忍,允许其他的阶层参与贸易,所以,这两个国家后来发生了制度改革,他们就兴起了,经济也长久向好。
对比来看,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虽然也有经大西洋通往美洲的贸易,但是他们的国王绝对专权,不允许王室以外的阶层参与贸易。所以,这两个国家,虽然他们比英国、荷兰更早开始在美洲的殖民和贸易,但后来都衰落了,并没有崛起。
而意大利呢,虽然有比较仁慈的国王,但是它没有通向大西洋的港口,没法参加美洲的贸易,所以也没有崛起。
诺奖经济学者的分析是,资产阶级从北美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建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因为争取权力是要钱的,要资金支持的 —— 他们有独立于国王存在的经济实力,所以,就开始向王室争权力。
首先,他们反对国王任意增税。然后呢,他们要求国王遵守法律。换句话说,法律必须是至高无上,保护/尊重他们的私有产权。
荷兰、英国的资产阶级因此崛起了,建立了有法律保障的私有产权制度,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
加广:对比中国的状况,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层没能做这一点?无法推动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以保护自己的财产,获得更多话语权呢?
李少民:这三位经济学者对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在制度变革中的作用非常重视,这个资产阶级就是中产阶级,为什么叫它中产阶级呢? 它叫Middle Class,应该翻成中间阶级。
它的上面有贵族和王室,那些人有特权,他们可以随便欺负这个新兴的这个资产阶级。那么这个阶层的下面有普罗大众,很穷,贫穷阶级喜欢革命, 因为在革命中他们失去的只有锁链
(马克思语),对吧?所以,他们的手法比较极端。
而资产阶级被夹在中间,它怎么办?(中产阶层)说我不愿意要革命,因为革命的后果,通常并不好,为什么?革命以后就是把国王推到断头台杀了,杀了以后呢,它把原来的制度就全给推翻了。中产阶级呢,他们又有身家财产,他们不愿革命,他们倾向于改良。
(资产阶级)改良是什么?就是说要限制王权,限制那些绝对权利,也就是说,要公平的游戏规则,所以,最后,他们建立了我们现在知道的,叫做民主法治。
而我们看看中国啊,在这个毛泽东统治时代,极左,经济搞得都要崩溃了。毛死后,中共觉得它最大的挑战就是把经济恢复起来。所以呢,当时中共就开始改革开放,它允许党外人士做生意致富,那时叫做致富光荣嘛,对吧,看谁是万元户嘛 ——这就好比当年英国和荷兰出现了比较开放和容忍的国王差不多。
而且,中国当时利用了低人权优势,工资低嘛,这就跟当年英国、荷兰殖民地在北美,也是利用低人权优势,强迫原住民劳动。
同时,中共也在向外扩张,比如说,后来有一带一路啊,对非洲的开发,这都很像当年的殖民政策啊,这个部分都跟英国、荷兰的兴起相似,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当时,英国、荷兰要跟美洲通商,中国也是要这个和世界做生意才行,所以呢,上个世纪末,中国积极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但当时,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是市场经济,而中国呢,是社会主义,所以,有很多人反对它加入。但发达国家当中,总体来看是挺支持中国加入WTO的。为什么? 他们就想到中国赚钱。
首先,中国是个未开发的如此巨大的市场;第二呢,他们认为,中国只要一开放,那肯定就会变得一个文明,慢慢就会变得有法律和有民主。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的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他有一个演说,他说,不要害怕中国是共产主义,因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呢,中国经济会发展,那经济发展就会创造出中产阶级。历史上,中产阶级呢,是民主的动力,中国有了中产阶级,他们就会要求民主啊。
当然,我们现在直到,中国当时顺利的加入了WTO,而且,中国也发达了,经济迅速发展了,二十多年后,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中产阶级。但是民主呢?为什么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没有像他们几百年前的欧洲先贤一样,也争取民主?
这是因为,在这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也摸索出一条永远维持一党专政的诀窍 ——那就是控制。
它是说要放开,是让人做生意,但是什么都是得通过它的批准。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全中国的所有的资源,中国的老百姓,包括中产阶级,甚至亿万富翁,从出生、上学、住房、工作、到做生意,通通需要共产党批准。
他们(中产阶层)赚到的钱和财产,共产党可以随时拿走。比如首富马云,前几年就因为几句批评中共的话,就被中共教训。这个例子是非常生动的,他就突然发现,他拥有的财富其实根本不是他的。在这样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于共产党之外。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中产阶层就无法像当年欧洲的中产阶级,当年欧洲的中产阶级赚的钱是独立于王室的,甚至在王室的压迫下它都能赚钱,所以,它拿这个钱可以去反对王室,向王室要权。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哪敢向共产党要权啊?你要权,你就啥都没了。
共产党这么多年,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首要任务就是维护中共的一党统治,你要是违背了这一条,比如说,胡耀邦、赵紫阳违背这个原则,中共会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拿下来。为了维护一党专政,它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 —— 在这一点上,全世界的中共问题专家、政治家,包括我自己都看走眼了。
9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相信中国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出现,要和世界接轨也好,要保证经济发展也好,最终只会是更开放,然后最终只会是法治健全。 但世界没有想到,养大了一条蛇。
加广: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有一段时间,中国出现了比如新公民运动,各种非政府组织,人权律师,女权运动,当时也有人认为,即便一党领导框架下,也还是可以争取基本的法律,人权保障,但这些运动很快就被习近平镇压下去了,因为他肯定认为这是条邪路
。
李少民:对,你说的很对。所以,你看,我们也可以叫中国崛起的路子。可以说从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时代,实际上胡耀邦、赵紫阳是开了改革的先例的,他们是走得最远的。当然,邓小平一看不行,发现他们这样下就会威胁中共一党专政,立即制止了。
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在逐渐地建立一些法治,跟毛泽东时代比,它是有了改变的。它有了很多的法律,比如说,允许外资、允许私有,它也在产权上放开了。
一个是法律,一个是产权,我觉得这两个最重要。因为这些法律不修改的话,外资也不敢进来。还有产权,中共也叫私有产权。
可以说,邓小平从毛泽东死后,恐怕一直到习近平上台,也就是说到2012年之后, 这一阶段中国是在进行了很多的制度变革,这是符合那三位诺奖经济学家所说的,它逐渐变得更开放。
但是,共产党开放的时候也很明白,知道这个东西(中产阶级)迟早会挑战他们权力。所以,它不能放松控制。最后,到了一定程度,比如说,现在共产党一看,你这个是百亿、千亿万的富翁,它就很不能接受。因为这些人富可敌国,如果用他们的实力挑战共产党,那怎么办?
所以到了习近平时代,他觉得,现在反正家底也厚了,那个经济发展的压力小了很多了,所以,他就在想怎么控制这些私有企业和企业家,就开始向他们出手了。
他(习近平)还没说要消灭私有制,但是,他一定要控制。而且,中国产权制度很不完善。包括那些亿万富翁心里很明白,你的东西明天说拿走就拿走,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不光东西可以拿走,人都可以进监狱的,都不是什么说你要造反,就哪怕批评一下共产党,都可以进监狱。
这太危险了,所以,中产阶层没有安全感。而归根结底是没有法律,没有真正的产权和人权,
三位诺奖经济学者认为,政治体制不完善的地方,经济发展是会有一个天花板,你过不去了。现在的中国就是到这个程度 ,没有好的制度,没有法律民主,无法保障私有财产 —— 中共官员们非常生气,私企老板比他们可能还有钱,要让这些老板明白,财产终究是谁的。
(对李少民教授专访的下半部分将在下周一刊出。分析西方应如何保护自己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内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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