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警国安处100万悬红通缉名单最近追加至19人,将一批社运学生领袖、艺人、学者、律师、维权和异见人士,通通标签为「十恶不赦」的「重犯」,悬红赏金比杀人犯还要高。其中,正值花样年华的「90后」女生郭凤仪、许颖婷、邵岚,已背负「通缉犯」之名长达逾1年。到底这几个20多岁的女生做了甚么事,要被港府穷追猛打?成长及学术背景都不错的她们,到底又为了甚么放弃本来的大好前程、流亡而走上被通缉之路?她们视香港为「家」,但她们还可以回这个「家」吗?在「百万悬红」通缉1周年之际,三人接受了本台的独家专访,向大家亲自剖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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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向每名通缉人士悬红100万,是100万港元的赏格」,香港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去年7月和12月,分别公布首两批被百万悬红的通缉名单,其中包括「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执行总监郭凤仪(Anna Kwok,现年27岁)、「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CFHK)政策和倡议专员许颖婷(Frances Hui,现年25岁)、「World Liberty Congress」亚太区统筹邵岚(Joey Siu,现年25岁),被指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下「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事隔1年多,回想当刻的感受,她们异口同声地说「一片空白,继而感到荒谬」,更没想到18岁更换成人身分证的照片,如今会变成在全港「贴通街」的通缉照,同时让流亡美国多年的她们,以奇异的方式「回港」。
回到未被通缉前,我是这样成长的……
被官方贴上「100万悬红通缉犯」标签的她们,又如何形容自己呢?
邵岚说自己「从小外向、活泼好动、有正义感」,读小学、中学时已担当风纪、班长、义工和辅导员等。然而,她觉得更贴切的形容词是「格格不入」。她说:「我在美国出生,小学才回港。我从小并非跟父母同住,关系并非很亲近,我的家庭是隔代教养,由爷爷奶奶照顾。而且家教很严格,除了吃晚餐时看TVB播《六点半新闻》,其馀时间都不可以看电视,亦不准看课外书、漫画、小说,我只可以看报纸。」
而同样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郭凤仪和许颖婷,两人有著类似的成长背景。郭凤仪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喜欢挑战框架的人,我在中学经常跟老师顶嘴,亦会踊跃发言,提问时事议题。我也是喜欢尝试新东西的女孩,或因家人给很多机会我尝试不同的东西,例如韵律泳、中乐、弹琴。」
许颖婷就笑言,在学校经常被同学说「很吵」,「自己也是不喜欢被框架限制,我作为女孩子,却喜欢男孩子的东西。我也很3分钟热度,热衷不同兴趣」;但与郭凤仪及邵岚不同的是,她在传统天主教家庭长大,整个世界都是围绕教会圈子。她说:「直至2014年,由我加入学民思潮后,才接触了天主教群体以外的人,那时我才意识到现实世界的复杂。」
我被甚么「洗脑」?
中共、港府经常斥责港青变成「反中乱港分子」,是因为被西方价值「洗脑、煽动」。这3个香港女生都是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出生,虽然是在充斥「爱国教育」的校园中成长,但她们说,在昔日传媒百花齐放、享有言论自由的年代,她们可以了解到香港、中国的真实情况。
郭凤仪说:「那时幼稚园和小学渐渐多了国情教育、北京游学团,不断被灌输你是中国人,你应为中国人的身分感到骄傲,洗脑感是强的;但同时我又会见到中国负面新闻,例如中国苏丹红食安问题、四川豆腐渣工程,令我意识到原来中国是这样的国家,香港是有别于中国。到中学时,大家开始新的讨论『香港人的身分是甚么』,我发现『香港人』才是我可安放的身分……西方教育当然对我有影响,但影响的是,要我们意识到批评思考是我们每人必备的技能,人权、自由、民主有助社会持续发展,亦须争取的。」
邵岚说:「所有我对政治、社会时事的认识,来自上学时在家楼下大堂拿到的几份免费报纸。由我接触时事开始,经常听到中国有三聚氰胺『大头奶粉』、建屋偷工减料,再而看到港府漠视民生、民主诉求。我从小就知道,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并不是香港人的朋友。」
许颖婷说:「我成长环境有机会接触不同新闻,当时是还有港台《城市论坛》的时代。我10岁时是『六四』20周年,不同电视台做很多周年特辑,对我是一个震撼的教育,没想到香港一直争取民主自由,在彼岸的大陆会遭受如此残酷的打压,甚至有人丧命……其实学生只是争取生而为人的选择权、所需自由,这是不用被洗脑,这是自然而然一个人会追求的事。」
那些年我是学生,却不只是学生
在那些青葱岁月,她们曾经只是时代的旁观者,为将来各奔前程。郭凤仪梦想当一名艺术家、电影人,邵岚曾立志要当通识科老师,许颖婷计划当个会计师或记者。对于成绩名列前茅的她们,这些美好的憧憬可谓轻而易举;但踏入成人礼的她们,却偏偏选择走上荆棘满途的社运,到底为甚么?
郭凤仪说:「2014年,我在挪威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留学,当时『雨伞运动』开始,我是很内疚,因当时有朋友遭受催泪弹攻击,而我不在现场。于是我就在挪威尝试举办讲座、研讨会,让外界知道香港正发生何事。2019年时又再重演,当香港发生那么多事,而我却又在外国(在纽约大学攻读媒体及哲学)。为出一分力,当时就上『连登讨论区』发起G20登报事件……总之要我白白当没事发生,我做不到。」
许颖婷说:「我中四时遇到国民教育,对我是切身的问题,若通过,我会变成白老鼠接受洗脑教育。而发起人(黄之锋)也是穿校服,我觉得自己也可发声,他开展了学生也可以参加社运的时代。不久后发生『雨伞运动』,我决定加入『学民思潮』,希望继续贡献社会……我大学去美国(麻省波士顿爱默生学院)新闻系读书,亦是为了民主、自由努力。」
邵岚忆述,读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与政治学系时正值2019年6月「反送中运动」爆发,她决定肩负学生领袖角色,成立「城大关注组」并获委任为城大学生会副会长,协调设立物资站、急救站、文宣等。后来她意识到运动发展「BE WATER、没有大台」的形式,继而改走「国际线」,以香港学生代表身分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冀国际社会关注为何香港年轻人要冒险、牺牲大好前途抗争:「我们真的很爱香港,所以希望用尽作为学生、年轻人的能力去保护这地方。」
为何变成百万赏格的「通缉犯」?
不过,为何她们所谓对香港的「爱」,会变成港府眼中的「罪」呢?她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说「正因所做的事直击中共、港共政府的要害」,尤其是在各自的组织中协助争取了美国制裁林郑月娥、李家超等香港官员,又阻止李家超无法入境美国参与2023年的APEC等。
她们又指出,更令中、港政府担忧的,是香港年轻一代在国际社会发挥的影响力愈来愈大,以实际行动推动了政策的改变。例如,邵岚之前任职「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时,有份落实英国放宽BN(O)计划及加拿大「救生艇计划」,至今协助了数以10万计港人移民;郭凤仪与HKDC争取了延长美国港人延迟强制出境(DED);许颖婷现职的CFHK早前出了一份报告,揭露香港如何变成极权国家规避制裁的枢纽,成为美国国会重要的参考文件。
许颖婷说:「政权之所以那么害怕一个20多岁的小女生,是因为我们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她们害怕自己打压异见声音的恶行公诸于世。」
不但打「国际线」困难重重,她们亦察觉同行的人愈来愈少,尤其是通过《基本法》23条和颁布「通缉令」后。
郭凤仪说:「我很感受得到,昔日的支持者当得知某活动有我的存在就不去了,因为怕被影到与我同场,担心人身安全……现在我们在华盛顿、纽约的集会,出席的人10根手指都数得完。在夜阑人静都会想『那么辛苦干甚么?』」
邵岚说:「有时也会拷问自己为何人愈来愈少?尤其通缉令出来了,莫说同样被自己国家通缉的身边人,甚至我们10多个被通缉的人之间,都有很多无法宣之于口的担忧。」
许颖婷一方面坚定地认为,即使不少人受政权威吓而不敢出来,但不代表其所追求的价值消失,作为集会发起人反而要装备自己,迎接将来再聚的人群;另一方面她亦展现软弱一面。她说:「过《国安法》后离港,听到不少声音是『这人要小心、不知这人甚么立场、做了中间人』。这是中共爱用的手法,令人与人之间原本纯真的关系复杂化,彼此不信任。参与政治运动令我最疑惑的是不再敢信人,这是很违反我性格的事。」
不一样的花样年华的人生选择
这3个20多岁的香港女生,要面对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不但比正常同龄人走更艰难的路,亦面对大部分女性「三十而立」、包括结婚生子、追求个人事业等人生抉择。她们坦言现正处于「疑惑」、「挣扎」的阶段,也想过「不如中场休息」;然而在反覆思考后,她们一致认为无论将来身在何处,所有的决定都脱离不了为香港「重光」的决心。
郭凤仪说:「我不用去思考是为自己还是别人,因为同时为自己和别人,是我持续下去的心态。」
许颖婷说:「如果历史进程一样,人的性格是这样,选择也不会改变……我未来就算去读书,也是在思考如何为运动贡献,这连系是很深的。即使将来想小息片刻,目标依然是更有力地贡献香港。」
邵岚说:「想当甚么?我坦白说我不知道。我最大考虑是这个运动想我去哪,我就去哪。」
思念香港这个家,很想「回家」
谈及「想家」,这3位女生终强忍不了泪水,满是难以言语的「挂念、内疚」。
邵岚再三强调说香港是她的家,「很想回家」,特别是重返对她影响最深远的母校圣马可中学:「在那里我遇到影响一生的通识科老师、人生挚友,让我知道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一个承担且勇于对抗社会不公的人。」
邵岚亦泪流满面地表达对奶奶的思念:「我现在离港已经4年2个月,上机前我就知道这是一了百了的决定。在飞机上想的是,很怕这一别就是永别。我记得出通缉令时,无法跟她过生日已是很伤心,还要她担心自己孙女被人通缉,而你又不能联络她,告诉她『不用担心我』。」
郭凤仪说:「自己被人搞是没所谓,因这是我的决定和自由,后果是由自己承担;但当你影响到身边人而你没法控制,这是很难受的,我很希望可以跟他们道歉。」
郭凤仪也说,最近很多港产片在美国上画,如《破.地狱》,但她都不敢看,「因那思念很折磨人」。她亦很挂念在香港的街道和餐厅偷听人们的谈笑风生,甚至经常梦到自己回到香港:「前阵子会梦到在街上被警察抓,最近我梦到自己在尖沙咀海旁,享受很平静的、旧有的维港景色。」
许颖婷说:「被悬红通缉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意识我所做的事终究会影响到身边人。难受一定有,虽说不想让她们(政权)得逞,但这是我作为一个人一定会难受、担心……如果现在可回港的话,我也想探望狱中的他们,问候一句『你好吗?』虽然我知道不会过得好,但还是想让他们知道我还在。」
回港「有期」还是「冇期」?
虽被港府「终身追捕」,但这3位女生仍坚信回港「有期」,皆因对自己和港人自强的能力有信心,亦见中国经济、军事、政治愈趋疲弱等状态,相信「只要港人团结和同行,而且不被恐惧、失望、绝望吞噬」,「回港的心愿可在有生之年达到」。
编辑:欧雨澄 网编:李家明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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